突破黄河天险而杀入河南的农民军,终于逸出了朝廷军队的重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当时河南的情形是一团糟,正好给农民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
河南的灾荒持续了不少时间,百姓的日子也已过不下去。人心思乱,灾民遍地,这为农民军提供了众多兵源。
另外,河南当局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黄河以北的豫北四府上,对黄河以南地区的防御根本就没有作周密准备,兵力严重不足。
因此,当农民军突破黄河时,河南负责黄河防守的中军官袁大权根本就没有料到。他也无兵可用,只有战死。
当农民军于几天之内连下河南的渑池、伊阳、卢氏三县时,河南巡抚玄默虽勉强应战,但也只是尾追而已。玄默深知河南的实力根本敌不住人多势众的农民军。像伊阳县城,农民军抵达时,城中无主管官员,城墙颓敝,所以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杀入城中。再如卢氏县城,也是因为掌印官金如山事先逃跑,不组织抵抗,而让农民军轻易得手。因此,玄默只有火速上报朝廷,要求增援。
好在左良玉迅速过河追击,填补了黄河以南的空虚。到十二月初,汤九州、邓圮、李卑等将领在崇祯帝的严令下,也纷纷过河,参加夹击。
农民军渡河后,真正主动过河迅速追击的将领只有左良玉。左良玉本是为保卫河南而调过来的,农民军进入黄河以南的河南境内,他有责任追击。此时的左良玉还是很卖力的,不像后来那样有些拥兵自保的味道。当然,其他将领所以没有如此反应迅速,也有客观原因,如部分农民军仍留在晋南、豫北而有待收拾等等。
进入河南的义军,分成了几大股。有的留在河南活动,有的则冲出了河南,向邻省挺进。
留在河南境内的农民军,先是向南攻杀,进入南阳、汝州、汝宁三府活动。但不久就被各路官兵各个击破。
汤九州击败了过天星部。过天星部在十二月十九日抵达舞阳县(属南阳府,今舞阳)境内的吴城镇,威逼偃城(今偃城),试图杀入开封府、归德府。被河南巡抚玄默从床上拖起来的总兵汤九州,冒着风雪,连夜率兵偷袭了吴城镇。没有防备的过天星,被汤九州打个措手不及。吃了大亏。过天星乘夜逃窜,汤九州率兵猛追六十里,斩杀四百余人。次日,汤九州又追到汝宁府遂川县(今遂川)境内的横山镇,斩杀六百人。
左良玉则在叶县(属南阳府,今叶县)的保安驿,击败一支义军,擒获头目一条龙、上山虎、展翅飞、小李广等,并乘胜追击,挥兵进入南阳府泌阳(今泌阳)、汝宁府信阳(今信阳)境。
崇祯七年(1634)正月初一日,就连一向不被看重的京营,在刘令誉的督战下,竟然在泌阳的牛蹄村也打了大胜仗,斩首千人。
后来,总兵张应昌部在灵宝、平山打了几仗,把残留在河南的农民军打得大败,其首领张有义(即一盏灯)被俘。
通过这几次大仗,留在河南境内的农民军,除少数逸出外,基本上被朝廷肃清。
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军借道河南,杀入湖广、陕西,甚至四川。
高迎祥等部自卢氏进入山区。卢氏山区,崇山峻岭,天高皇帝远,素来是不法矿徒聚集之地。高迎祥诸部,由矿徒向导,进入内乡(属南阳府,今内乡),并由内乡、邓州(属南阳府,今邓县)、淅川(属南阳府,今淅川)向湖广渗透。
崇祯六年(1633)十二月底,高迎祥等率部扮成香客,杀入湖广郧阳府所属的郧西县城(今郧西),接着又攻破郧西之北的上津。不久,房县(今房县)、保康(今保康)诸县也被攻破。一时间,郧阳府境内,聚集着数万农民军。
郧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让官府头痛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开发较晚的大山区,其地形是四望峰峦,大山无边,森林茂密,只有无数庞杂小道、乱流溪水充斥其间,不知尽头。外人进入,如无本地熟悉地形的向导引路,那就根本不分东西南北。对于要躲避官兵的农民军来说,这真是一个玩捉迷藏的好地方。
不仅山区地形有利于农民军,而且郧阳的地理位置也便于四面出击。郧阳之东北,可通河南之淅川、内乡;其西北,则可通陕西之平利、兴安、洵阳、山阳;其西南,则可通四川之大昌等地;其南面,则可通湖广之荆门、远安、夷陵;其东南,也可由汉水直赴襄阳。
明初,朝廷在进行过一次大杀戮后,便把此地变成了禁区。那是在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任命邓愈为征南将军,对郧阳及附近地区用兵长达一年,把该地区不服新朝统治的少数民族及汉族流民几乎杀戮殆尽,并下令禁山,不许附近州县的贫民进山垦荒、移居。
但禁山政策并没有能阻止大量流民的移入。至成化前,人数已多达百万。成化元年(1465),河南人刘通(刘千斤)、石龙(石和尚)率流民在房县造反,朝廷派兵围剿,花了相当代价才镇压下去。由于官兵进山狂捕滥杀,据说十一岁以上的男子皆被斩杀,加上连续旱灾,流民大增,至成化六年(1470),刘千斤的部下河南人李胡子(李原)再次造反。朝廷派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发兵围剿,残酷屠戮。项忠还强制遣还山中流民,被迫害致死者多达数十万。
即使是这样的高压,仍无法阻止流民进山。至成化十二年(1476),在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又增到数十万之多。朝廷无奈之下,只得改变策略,把湖广、河南、陕西三省之交的这片山区,单独析出,设置郧阳府,下领七县,归湖广管辖。
至此,农民军深入郧阳山区,真是如鱼得水,如入无人之境。朝廷也深知郧阳山区是麻烦之地。因此,当兵部尚书张凤翼得知农民军已赴南阳境内的内乡、叶县时,就已预感到农民军进入湖广郧阳山区的危险性和可能性了。他于崇祯七年(1634)正月初七日向崇祯帝做了汇报,要求早做准备。
等崇祯帝读到这份报告时,农民军已经进入郧阳等地,搅得天翻地覆,并向四周发展。郧阳抚治蒋允仪手中无兵无饷,只得困守郧阳府城,并火速向兵部奏报,在请罪、请死的同时要求增援。
蒋允仪的奏疏,说得十分悲戚,也很有道理。他说:叛贼之祸害越来越深了!自秦至晋,又自晋至豫、至楚,几乎半至天下了!到一处即焚劫一处,祸害已是不堪。而焚劫一处,也即占有一处,那些亡命之徒,闻风而起。如此一来,天下将为盗贼,哪里还有什么安堵之地?
接着,蒋允仪一再强调郧、襄地区的重要性,不断诉苦,请兵要饷,要求立即支援郧、襄。他最后可怜兮兮地说:
“不然,臣唯有延颈待尽,束身俟捕而已。”
崇祯帝这次却破天荒没有杀掉蒋允仪,而仅仅是把他革职。而蒋允仪对郧、襄形势的预测则不幸而被言中。
农民军还向郧阳府周边地区攻击。
襄阳府的均州、光化、谷城先后被农民军攻占。这支农民军后来又转掠该府的宜城,进入德安府属的随州、孝感,再攻入黄州府的黄陂、麻城。
荆州方向的情况也很吃紧。农民军一度攻到荆州附近五十里处。附近的当阳、远安等都被攻克。
有些农民军还分路杀入了四川地区。
鉴于战事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朝廷官员纷纷要求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统一事权,避免推诿、观望。崇祯七年(1634)正月,崇祯帝终于特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 “视贼所向,随方剿抚”,给予了极大的权力。不久,在畿南立下战功的卢象升也代替蒋允仪出任郧阳巡抚。
陈奇瑜,字王铉,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他早年以进士授官知县,历任礼科、户科给事中,出任陕西副使、右参政,再任陕西布政使。崇祯五年(1632),陈奇瑜被提拔为延绥巡抚后,率部扫荡各路义军,并用奇兵剿灭占据永宁关的钻天啸、开山斧,名著关陕,深得崇祯帝信任。
陈奇瑜总督五省兵马后,积极布兵围剿。当时的形势已相当紧张。不仅湖广郧阳、襄阳地区农民军势不可挡,而且陕南、四川局势也很严重。尤其是进入四川的农民军,在四川西北部连连得手,并攻下夔州府城(今四川奉节)。
农民军自陕西起事以来,虽转战秦、晋、豫、湖广诸省,但攻下的也只是些州县城池。像夔州府城这样号称天险的重要城市,尚无被攻占的先例。夔州被陷后,其附近的大宁(今巫溪)、巫山(今巫山)也被攻占。
后在四川方面的压力之下,进入四川的农民军又回到湖广郧阳地区,一部从均州往河南,一部从郧阳往淅川,一部往陕西的商南。形势万分危急。
陈奇瑜立即率师从南阳赶到湖广襄阳府均州城,檄令陕、郧、豫、楚四抚臣率兵会讨。具体安排为:
陕西巡抚练国事驻防陕西商洛,遏制农民军之西北;
郧阳巡抚卢象升驻郧阳房县、竹溪,遏制农民军之西;
河南巡抚玄默驻河南卢氏,遏制农民军之东北;
湖广巡抚唐晖驻襄阳府南漳县,遏制农民军之东南。
四面包围既定,陈奇瑜率卢象升等开始进击。他们从郧阳府的竹溪开始,连战于平利(属陕西汉中府)、乌林关、沟阳界、乜家沟、蚋溪、狮子山等地,十余战皆传捷报。其副将刘迁则攻击于平利、竹溪之间,游击贺人龙等追击至紫阳,分获大胜。
在陈奇瑜的强大压力之下,农民军大部分被赶压到了陕西的汉中地区。陈奇瑜得势之后,檄令游击唐通在汉中保护藩王;遣参将贺人龙、刘迁、夏镐扼守略阳、沔县(今勉县),防止农民军西遁;副将杨正芳、余世任扼守褒城(在今汉中之北),防止农民军北逃;他自己则督副将杨化麟、柳国镇驻扎洋县(今洋县);另命卢象升、练国事、玄默各守要害。陈奇瑜满怀信心,梦想在汉中一口吃掉农民军。(www.xing528.com)
陈奇瑜的围堵果然很快就有了效果。到此年的六月,张献忠等部主力最终被陈奇瑜围困在一个名叫“车厢峡”的地方,陷入了绝境。
车厢峡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没找到。一般认为,车厢峡位于兴安县(今兴安),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车厢峡很可能位于汉中附近,是汉中栈道附近的险地。
据说车厢峡长四十里,四面绝壁。农民军一入峡口,即遭到地方武装的袭击,或垒石断路,或投石飞击,或纵火烧林,农民军吃了大亏。当时正是阴雨连绵的雨季,农民军处境困难,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人饥马乏,死亡过半。如果陈奇瑜能合兵进击,可望全歼。
但农民军首领们此时又祭出他们屡试不爽的两件法宝,即行贿和诈降。
被困在汉中的农民军主力,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张献忠部四万多人。至于闯王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当时是否也在其中,仍有待于证实。
农民军把平时攻掠所得的金银珠宝聚集起来,用来贿赂陈奇瑜的左右,疏通关系。他们在做好人情后,便向陈奇瑜提出,要求投降朝廷,返回故里,重做良民。
陈奇瑜此时是踌躇满志,不明底里,以为身陷绝境的农民军这次是真的投降。不动干戈,就能大功告成,如此美事,更是让他乐滋滋地昏了头。他竟轻易地点了头。
他立即上报朝廷。在得到批准后,陈奇瑜接受了农民军的投降。陈奇瑜对投降的农民军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把收降的三万六千余人,每一百人编成一队,每队派遣安抚官一名,以示督察。不久前还杀得你死我活的官军和“叛贼”,此时竟相互揖让酣饮,易马而乘,一团和气。原本饥疲不堪、衣衫不整的农民军,此时也已换上了衣甲,吃上了饱饭,甚至配上武器,整队出栈,焕然一新。如此戏剧性的场面,不免有些滑稽。
陈奇瑜哪里知道,这些逐渐恢复元气的农民军,一旦脱离险境之后,又会恢复本性,再叛朝廷。
其实,陈奇瑜本应该知道这批人的本性!在此以前,他们曾多次诈降,让朝廷吃足苦头。陈奇瑜也曾在陕西跟这些人打过交道,并不是初来乍到。遗憾的是,陈奇瑜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如果他那些从陕西跟出来的手下人能及时提醒他,大概事情也不至于弄得这么糟,可惜的是他的手下人早拿了别人的重贿,哪里还会提醒他?
陈奇瑜好不容易挣出来的声名和地位,没想到竟毁在他手下人手中!
脱离汉中险境的农民军,立即翻了脸,重操旧业。
事情的起因,据陈奇瑜后来的说法,是因为陕西地方当局杀降激变。
据说,当时有一部受抚的农民军,奉督抚之命,被遣送到凤翔(今凤翔)城下,准备在城内安置。凤翔城中的士民哪里肯信?他们担心这些亡命之徒是设计赚城,便死活不肯开城门接纳。最后双方议定,农民军先派人由城下沿绳缒上城头,商讨有关事宜。结果是被吊上城墙的三十六人惨遭杀害,尸体被摔下了城墙。
城下的农民军傻眼了,退而走宝鸡(今宝鸡)。宝鸡知县李嘉彦自然也不肯接纳,用武力把他们驱逐。结果被招抚的农民军重新反叛,陈奇瑜的抚局也彻底破产。
不过,杀降激变、持异激变,是陈奇瑜的说法。开始时,崇祯帝相信了陈奇瑜,并下令逮捕了李嘉彦等人。而朝廷上下却都说这是陈奇瑜推诿责任,自己犯下大错,却要别人承担责任。
其实,陈奇瑜抚局的失败,在当时有一定的必然性。
对农民军方面而言,诈降仅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是为了摆脱困境。在汉中求降时,他们或许是真心投降,因为当时不投降也只有死路一条。但一旦逸出绝境,他们肯定会重操旧业。这些不安分的农民,在起事以前,或许还会逆来顺受,过着非人的生活。起事后,他们已尝到了叛逆的甜头,尽管这种甜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却仍有吸引力。要想再让他们回乡地,重过挨饥受冻的那种不死不活的日子,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对陕西地方当局而言,招抚这么一大批降卒,也有实际困难。当时陕西正逢天灾人祸之后,仓储空虚,官军尚且不能保证粮饷的供给,哪里还余力来供养这么一大批人。况且在当时许多人眼里,这些农民军都是些杀人放火、不讲信用的可怕人物。一般州县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招惹?闭城不纳甚至武力驱逐,便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事实上,当时对朝廷危害最大的那几股农民军,一出汉中栈道,便杀掉了监察的安抚官,开始攻掠。这也说明,农民军在汉中投降时,就计划了这一手。
农民军的降而复叛,使陕西的局面顿时严峻起来。整个陕西给搅得翻了天。
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先后攻掠巩昌府(府治在今陇西)、平凉府(府治在今甘肃固原)、临洮府(府治在今甘肃临洮)、凤翔府(府治在今凤翔)等地几十个州县,先后打败贺人龙、张天礼等部,并斩杀了固原道陆梦龙。在这年的闰八月,李自成还一度把悍将贺人龙包围在陇州(今陕西陇县)。贺人龙与李自成有老乡关系,所以李自成曾派高杰劝降贺人龙,贺人龙不干。后来因洪承畴率兵解围,李自成才率兵退去。
当时活动于庆阳的另一股农民军,也乘势南下,攻到西安附近的三原(今三原)、泾阳(今泾阳)、耀州(今耀州)、富平(今富平)一带,西安震动。
在陕西境内的其他各部,也纷纷攻掠。河南、畿南的农民军则遥相呼应。
农民军之所以能如此气势冲天,还与这年后金的入侵有关。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率兵,绕过山海关防线,从蒙古地区犯边,攻入宣府、大同等晋北地区,威胁京畿。朝廷除令宣大总督张宗衡,率总兵曹文诏、张全昌抗击外,还先后从陕西、河南调动洪承畴、左良玉、汤九州诸部参加抗击,造成陕西、河南等地兵力空虚,给农民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直到闰八月后金军队撤出长城一线后,洪承畴等才得以回师陕西,陕西等地的局面也随之有所改观。
洪承畴回师之后,便命总兵左光先率兵赴陇州。当时贺人龙已被李自成的兵马围在陇州四十余日,处境相当困难。左光先率援军赶到后,与贺人龙内外夹击,大破农民军。
此年的九月,朝廷檄令河南、湖广、山西、四川兵分四道入陕会攻:
河南兵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地区;
湖广兵进入西安府的商州(今陕西商县)、洛南(今陕西洛南)地区;
四川兵进入汉中府的汉中、平利、兴安(今安康)地区;
山西兵进入西安府的韩城(今韩城)、蒲州(今山西永济)地区。
此外,朝廷还调集防边的二万军队进入陕南参加会战。
由于朝廷的围剿,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被迫开始了新的突围。到第二年即崇祯八年(1635)的正月,分成两路的农民军主力,已基本上涌入了河南境内。一路通过湖广郧阳地区,迂回杀入河南。
这股农民军,据说多达二十万人,其前哨已抵达郧阳、上津,后队还没有离开汉南,前后绵亘数百里。而当时郧阳的守军才不过数千人,根本无法抵挡,农民军如入无人之境。这支农民军在郧阳活动不久后,转而北上,进入河南地区。后来又往北杀入河南的南阳府和汝宁府境,向河南中部靠拢。
另一路农民军则直接由陕西杀入河南。这支部队声势浩大,当时有人描写道:
“七年冬,贼骑千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飏。遥望崖口以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唯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
这路农民军进入河南后,便兵分三路:一路从陕州(今陕县)渡黄河北上,到达山西平阳,不久又渡河重回河南怀庆地区,再杀向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另一路从武关杀入南阳,进入湖广襄阳等地区,一番攻掠之后,再杀回河南南阳、汝宁等地,向北集结。第三路则从河南卢氏县,直接向东攻杀。
至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主力大多集结在河南境内,形势十分危急。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当时给崇祯帝上了一份紧急奏疏,说明当时河南的局势。他说: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安危所系。现在农民军一路从陕西东北境的商南、洛南进犯河南汝州,一路从湖广郧西、上津等处进犯南阳。虽有左良玉一旅驻防新安、渑池,陈治邦、乔国柱、张嶷数营扼守汝州,陈永福孤军堵南阳,但农民军人多势众,多路出击,大小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众,蜂屯伊、嵩、宛、洛之间,急于侵犯汝、宁、郑、宋诸地。上述诸营,除左良玉一军尚可堵拒之外,其余各军都不足以恃,农民军有何所畏而不长驱直入?!现在虽遣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诸将,然各旅都是兵不满千,仅仅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常自裕说得十分明白,崇祯七年(1634)底,大批农民军主力聚集在南阳至洛阳一线,向河南东部和南直隶的西北部进发,而河南境内的官兵根本无法堵截。因此,常自裕要求朝廷立即向河南增饷增兵,速解心腹之患。
崇祯帝此时也急了。如果让农民军向东移动,不仅龙兴之地凤阳要遭殃,而且弄不好要殃及长江三角洲地区。这可是大明朝的赋税重地!
崇祯帝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诏令洪承畴东出潼关,进入河南围剿,并从各地抽兵调将予以支持,希望能扼制住农民军在河南的凶狠之势。
不幸的是,此举为时已晚,大祸已不可避免地要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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