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即位时,天下已呈乱象,不再太平。
早在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就发动叛乱。次年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也反叛,策应奢崇明,西南大震。直到崇祯初年,朝廷在吃尽苦头后才算把叛乱平息下去。
在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安宁。先是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列岛,骚扰沿海。后经朝廷反击,荷兰人才退出澎湖,但仍盘踞台湾。更严重的是,在万历末期福建沿海已形成了不少海商集团,他们亦盗亦商,拥有武装,势力强大,朝廷奈何不得。至天启年间,郑芝龙等人的海商集团,几乎在沿海地区经营着一个海上王国,根本不受朝廷的约束。直到崇祯初,郑芝龙才名义上接受朝廷的招安,暂时不与朝廷作对。这些海盗虽摇身一变成了官军,但朝廷仍是无法真正节制。
尽管川黔、福建有这样那样的麻烦,但至崇祯初算是基本解决了,至少在名义上算是解决了它们。崇祯帝对此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其实,崇祯帝及朝廷的许多官员都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北方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早在天启二年(1622)的五月,山东就爆发过徐鸿儒的叛乱。这场叛乱虽由于组织者的失误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了下去,但仍是一个大的凶兆。山东与京畿近在咫尺,竟出了这样的大娄子,而且徐鸿儒用的手段也是令朝廷最为头痛的民间宗教,即白莲教,足见民心的不稳定及北方社会问题的严重。
由于徐鸿儒之乱很快被压服,山东的局势也暂时被稳住,朝廷认为北方大概不会再出问题。其实,就在山东被压服的同时,西北的动乱已在酝酿之中,并渐见端倪了。
陕西的民变,实际上从天启五年(1625)就开始了。但那时的民变,规模较小,其行为也只是邀路行劫,打家劫舍,还没有发展到攻城杀官的地步。因此官府往往也只把它视作一般的治安问题,不太注意。但至天启七年(1627),恰恰就是这些小规模的民变,渐成燎原之势,把陕西搅得天翻地覆。
首先动乱的是澄城县,领头的据说是一位名叫王二的人。只要看看此人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位底层的穷人。正是这位差不多连名字都没有的底层人,把陕西的反叛之火点了起来。
这年陕西大灾,米贵民饥,而西安府澄城县的县官张斗耀却不顾百姓死活,又严催赋税。此年三月,王二便邀几百名穷苦人,用墨涂面,聚集山上。王二大喝一声道:
“谁敢杀张知县?”
众人一齐喊道:
“我敢杀!”
于是,这群饥民,便在王二的率领下,打下了县城,处死了张斗耀,然后聚集在洛河以北的山上,占山为王。他们飘忽不定,四处出击,先后攻掠到蒲城、韩城、宜君等县。官军奈何他们不得。
在王二之后动手的是绥德州府谷县的王嘉胤。府谷紧贴长城,在陕北东北角,也是最穷最苦的地区。王嘉胤始仅是抢掠富室,后迫于朝廷压力,走投无路,才啸聚为乱。
王嘉胤闯出名声之后,王二便率他的那伙人往北流徙,与王嘉胤会合,聚集在延庆的黄龙山,与官军对抗
除王二、王嘉胤之外,陕西各地的饥民也纷纷动手,形成了几股重要的力量。在崇祯元年(1628),陕西境内主要有这样几股力量:
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苗美,安塞高迎祥,洛川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等等。
到了崇祯二年(1629),情形就更严重了。此时的陕西,不仅乱民的数量和活动区域大大增加,而且乱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用当时的话讲,就是“陕西饥,流贼大起”。据当时地方官员的报告,除上述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诸地外,洛川、淳化、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安化、固原、宁羌、延川、米脂、青涧、安定等地都遭到变民劫掠。像鄜、延、宜、雒等地,更是变民往来聚集的渊薮。甚至已有陕西的“流贼”出境活动。
从乱人员的结构也日趋复杂。原先参加动乱的,绝大多数是当地的饥民,即“土寇”,作战能力不是很强。至此,则有不少新生力量加入进来了。当时有人分析,从乱之人主要为“土贼”“边贼”“回贼”“矿贼”和饥民。也有人认为,“流贼”主要由叛卒、逃卒、驿卒、饥民、难民、响马等类组成。总之,参加民变的人员已不再是纯粹的饥民了。
由于新生力量的加入,这些原本不起眼的“流寇”实力大增。尤其是那些边军,原本是朝廷的官军,都是些职业军人,武器、马匹齐备,战斗力很强。不少“流贼”的首领,都是边兵出身。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熟悉地理形势,性格强悍豪放,很有号召力。
陕西的动乱如火如荼,终于震动了京师。崇祯皇帝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在饥民纷纷起事之初,陕西的地方大吏,如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总兵岳和声等,都是持敷衍应付的态度。像胡廷宴,能力有限,年岁已老,很不愿意听到下属呈报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他说,这只不过是饥民闹事,待明年春后粮食续上以后自然就会平息。没想到动乱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
崇祯二年(1629),陕西频频告急,朝廷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崇祯帝命廷推一位总督陕西全省事务的大员,来处理陕西的危急局面。结果左副都御史杨鹤被推举担此重任。
这位杨鹤,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至崇祯元年(1628)才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他看到时局危急,便上疏说他那一套图治之言,主张休兵养民,培养元气,说得头头是道。他这么一出头,正巧赶上了好时候。当时三边总督武之望已死,陕西民变正炽,朝廷上下视之畏途,没有人肯去揽这档子事。既然杨鹤有图治之策,大家便一致推荐他去陕西。
杨鹤其实是一个“素有清望,然不知兵”的典型文官,哪里懂什么军事!但正是这样一位不懂武略的文臣,却被委以重任。崇祯帝特意召见他,问他此番前往,有何方略。杨鹤只是回答:
“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
意思是自己做清官,同时抚恤边军,并没有什么新意。崇祯帝命他出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军务。同时罢免胡廷宴、岳和声的巡抚之职,任命刘广生为陕西巡抚,张梦鲸为延绥巡抚,协助总督杨鹤。
起用杨鹤,说明崇祯帝当时仍对陕西的局势很有信心,认为这群饥民,只要略加抚劝,再予之恩惠,就会平息下来。而且,当时的崇祯帝也别无他法,辽东的战事,已弄得他焦头烂额,他不仅无银无兵去增援陕西,甚至还想从陕西抽调边兵来对付后金。因此,他除了能给杨鹤浩荡皇恩外,实在也拿不出别的什么来。
杨鹤匆匆赶赴陕西,梦想立下奇功。但陕西的局势,实际上已很难扭转了。
杨鹤的具体办法,一是招抚,二是救济。通过抚赈,使这些从乱的流民重新返回家乡,安定下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朝廷大兵大疫,公私交罄,加派频繁,百姓小民元气大伤。辽东黔蜀的兵事,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大伤。缙绅结党争权,彼此倾轧,而逆阉乘机诛杀君子善类,士大夫之元气大伤。就像重病初起,百脉尚没有调和,风邪易入,急当培养。
他还对崇祯帝的许多做法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具体的建议。他说:陛下事事励精,临轩面质。但阁臣大吏,未必事事都知,有问必答;而六部诸臣,也未必能事事皆做,有求必应。这样一来,陛下却又要发怒生气。因此,臣以为这些做法过分了。现今一切民生国计,吏治边防,应该参照祖宗的成法,委任责成。宽严相济,图之以渐,镇之以静,何虑天下能不太平?
杨鹤的意思,就是朝廷经过这么多的折腾,已是元气大伤,犹如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应慢慢恢复元气,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过于折腾。一句话,就是要崇祯帝不能急躁,慢慢理顺关系。
乍听起来,话说得有些道理。但真要做起来,就不会这么轻巧了。
杨鹤赴任陕西后,便想用招抚和救济相结合的手法来对付农民军。在总督陕西三边任内,杨鹤致力于招抚,而不太愿意动武。用他的话说,就是:粮饷用之于剿,就一去不返,况且杀人太多,也伤和气。还不如用之于抚,救活一人就是得一条性命。盗息民安,功德无量。杨鹤及其部下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先后用招抚的办法,招降了十余支农民军。具体情况如下:
王子顺、张圣述、姬三儿因战败而在延川向延安知府张辇、都司艾穆投降。
王左挂率二百余人在米脂、清涧向总兵杜文焕投降。
苗登云、苗登雾在铁叶岭向总兵杜文焕投降。
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永、掠地虎、郝小泉等在延绥一带向总督杨鹤、巡抚刘广生投降。
田近庵、独行狼、上天龙等投降杨鹤。
拓先龄向榆林道张福臻投降。
金翅鹏、过天星向张福臻投降。
独头虎率数千人向雒川知县刘三顾投降。
刘道海、白柳溪率数千人在庆阳接受朝廷的招抚。
点灯子率五千余人在清涧投降官军。
神一魁、孙继业、茹成名率头目六十余、兵卒四千余人,在宁州接受杨鹤招抚。
施冷庵在庆阳接受招安。
两支义军分别在宜雒、延长向陕西巡抚练国事、御史吴甡求抚。
满天星、不沾泥、云交月、间山虎、陈龙等率万余人分别在西川、榆林等地向洪承畴、张应昌、王承恩、侯拱极投降。
点灯子部卒七百余人在稷山向曹文诏投降。
闯王虎、金翅鹏在宜川向王承恩投降。
草上飞在宜君、同官败降。
赵四儿率万人在鄜州一带投降张全昌。
张献忠率两千余人投降洪承畴。
饥民、边兵近一万五千人在庆阳向杨鹤投降。(www.xing528.com)
混天猴等率千余人在甘泉向洪承畴投降。
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率两千余人在鄜州向杨鹤、洪承畴投降。
郝临庵、刘六向庆阳道周自强投降。
上天猴、混天猴、曹操、飞虎、李仁友率两千人在宜川向杨鹤投降。
谭雄在安塞乞抚。
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在延安等地向洪承畴投降。
从杨鹤等人招抚的记录来看,几乎所有的义军首领都曾向朝廷投降过,或接受过招抚。而且被招抚的人数也不算少。那么,陕西的乱民怎么会越抚越多呢?
应该承认,杨鹤在陕西的招抚工作做得相当卖力。平心而论,杨鹤也算得上一个既有责任心又有同情心的不错的官员。他的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他本人曾先后两次成功地招降了大批义军。
第一次在崇祯三年(1630)六月前后,杨鹤在承受王嘉胤攻掠延安、庆阳的巨大压力之下,隐匿军情,坚决招抚,成功地让王左挂及其部众小红狼等投降朝廷。杨鹤给他们免死牌,把他们安置在河曲、延绥一带。
第二次是在崇祯四年(1631)四月,杨鹤在取得朝廷同意后,成功招抚了当时打得最凶的义军之一神一魁(其兄神一元此时已战死)。这次行动,不仅化解了庆阳之围,而且还一度扭转了陕西等地的不利局势,招降了一大批义军首领,并斩杀了王嘉胤。
也正是因为如此,崇祯帝及一批朝廷官员也曾支持杨鹤的招抚政策。像新任陕西巡抚练国事、职方郎中李继贞等都曾在崇祯四年(1631)上书朝廷,要求招抚。崇祯帝也于此年的正月,利用在文华殿召对内阁、九卿、科道及入觐两司官的机会,特意面召山西按察使杜乔林和陕西参政刘嘉遇,询问山西、陕西的剿抚详情。杜乔林说:山西河曲王嘉胤部气势凶炽,官军打得很不顺手,现在前线兵力不足,而且严重缺饷,非大量增兵加饷不可。
杜乔林说的是实话,当时王嘉胤部在河曲打得很凶。崇祯帝转而又问刘嘉遇。刘嘉遇说得很悲观。他说:兵饷不足,因此难以剿灭。而且贼寇见官兵实力不足,更是散后复聚,降后复叛。
刘嘉遇的意思,仍是要朝廷增兵加饷,以武力剿灭,言外之意则是不太赞成招抚。崇祯帝听后,有点不以为然,便说:
“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崇祯帝之意,就是说这些叛贼也是我大明朝的赤子臣民,应该招抚,不要赶尽杀绝。既然皇帝也这么说,刘嘉遇赶紧改口附和道:
现在用的正是招抚之策!
崇祯帝接着便派御史吴甡带帑银十万两前往陕西赈济。而且在杨鹤上书请求招抚神一魁时,他也明确答复道:
“剿逆抚顺,谕旨屡颁。”
“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
不幸的是,崇祯帝后来在严办杨鹤招抚失职之罪时,似乎忘记了他自己曾说过这些话。
就在杨鹤庆幸自己成功招抚神一魁、斩杀王嘉胤之时,形势发生了逆转。崇祯四年(1631)七月,神一魁在其部众的挟持下,降而复叛,重操旧业。王嘉胤的旧部也没有因王嘉胤的战死而溃散,而是在新首领王自用(紫金梁)的领导下,在山西重整旗鼓。至此,山西“三十六营”群哄而起,如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八大王张献忠、过天星(惠登相)、扫地王、整齐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拓养坤)、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阎正虎、一字王、乱世王、混世王等首领,拥兵二十万,与杨鹤作对。一度好转的晋陕形势此时又是急转直下,一塌糊涂。
杨鹤顶不住了。
他给朝廷上了一份名为《微臣万苦堪怜事》的奏疏,哀叹自己已是“焦头烂额”“贼平无日”。
对杨鹤招抚政策早已不满的朝廷官员,揣摩到崇祯帝此时的心理变化,纷纷上书指责杨鹤。有位叫谢三宾的御史,最为刻薄。他上疏朝廷,提出了几个令杨鹤非常难堪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
既然杨鹤说庆阳抚局(指招抚神一魁部)已成,降贼遣散俱尽,为何李老柴、独行狼攻陷中部?难道他们是从天而降的吗?
谢御史的这番话打动了崇祯帝。他立即命当时在陕西的巡抚御史吴甡汇报前线情形。这位不久前还带着崇祯帝所给的十万白银前往山西赈济,以协助杨鹤招抚的吴甡,此时却一口咬定杨鹤主抚误国,并说:为今之计,只有调兵措饷,南北会剿,歼灭贼首,招抚余众,秦地才有可救的余地。
崇祯帝接到吴甡的奏疏后,便立即下令逮捕杨鹤,翻脸不认旧账。他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锦衣卫着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员缺推堪任的来用。练国事姑着降三级,戴罪剿贼自赎。如仍玩纵,定行重治不宥。”
可怜的杨鹤,此时竟然还口口声声说,他是奉诏招抚,而且也是剿抚并用,有功无罪。他没想到此时提这些旧账,实在是揭了崇祯帝的短,让当时自我感觉良好的崇祯帝下不了台。第二年,崇祯帝竟下令将杨鹤谪戍袁州。要不是崇祯帝当时要用他的儿子杨嗣昌,杨鹤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即使后来杨嗣昌成了朝廷的主要大将之一,并言辞卑恭地恳求崇祯帝宽恕他的父亲时,崇祯帝却仍耿耿于怀,不愿给杨嗣昌这个人情,可见崇祯帝对杨鹤的成见有多深。
有意思的是,这位杨鹤,在魏忠贤掌权时,就因为祸从口出而被削职,此次复出后又因触到了崇祯帝的痛处,被加重了处罚。足见这位湖南籍的书呆子确是本性难改,在官场上混了多少年后仍不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即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崇祯帝,都不愿意听不顺耳的话。
其实,杨鹤真是有点冤枉。从杨鹤的下场及招抚的失败,不难看出当时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招抚的失败,并不能完全怪罪杨鹤一人。
招抚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杨鹤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招抚叛民,说穿了就是要有足够的钱。陕西的叛乱,开始时主要是经济原因,老百姓是因为天灾人祸,无以为生,才铤而走险的。朝廷现在要他们放下武器,重做良民,就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但崇祯帝及其朝廷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开恩,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一万四千两,就地赈济。区区万余两银子,自然不足开销,因此刘广生要求增加款项,而崇祯帝却不肯再拿出钱来了。到了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破天荒拿出了他自己的内库银十万两,令吴甡赴陕西延长赈济。当时延长县城正被乱民围困着,不过当同知赵鹤宣布朝廷放赈的消息后,城围立解,乱民们都拿着赈金回家去了。当时米脂县参加造反的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但听到朝廷赈济的消息后,也纷纷返乡,等着朝廷来赈济。这样的情形,在邻县也曾出现过。
难堪的是,朝廷不愿意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救济。吴甡的十万两白银,远远不够。当时陕西的米价是七钱白银一斗,如每人分得一两,则最多可支撑五十天。即使十万两白银全都到了百姓手中,至多也只能支撑十万百姓五十天的生活。而当时陕西的情形,已惨到了十室九空人相食的地步,十万白银只能是杯水车薪。吴甡在延绥十九县间散掉十万白银后,发觉就像在一池水中放了一撮盐,起不到多大作用。
即使是那些已经投降的乱民,朝廷也无足够的资金来安置他们,保证他们不再次叛乱。被招抚的人员,随抚随叛,越抚越多。杨鹤多次请求朝廷增加赈济的力度,安顿好这些灾民乱民,而朝廷却无力做到。就连近在咫尺的秦中地区,甚至也不愿安顿流民,恐引狼入室,更勿论其他地方了。当时真正忧国忧民者,为数不多,没有多少人有长远目光,能通盘考虑陕北的问题。多数人认为,陕北的动乱,只是陕北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没想到,陕北的乱民,后来演变成强大的农民武装,杀出秦界,殃及了大半个帝国。
如果在陕北刚开始动乱时,帝国上下能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的话,事情绝不至于弄到后来的那种地步,付出的代价或牺牲的利益也决不会这么大。遗憾的是,当初能这样想的人又有几个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兵力。要保证招抚政策的顺利实行,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作保证,一来起弹压威慑作用,二来也能在招抚无效时用武力解决那些铁了心造反的骨干分子。可是,杨鹤作为三边总督,手上却没有足够的军队。
尽管杨鹤力主招抚,但也深知军队的重要。面对风起云涌的遍地义军,手中无像样军队的杨鹤深感不便。崇祯三年(1630),当王左挂、苗美率部攻打韩城时,杨鹤竟无将可点,无兵可调,只得命当时任参政的洪承畴率领临时凑起来的部队匆匆上阵,勉强解围。在此以后,杨鹤几次上书崇祯帝,要求把当时调赴京师守卫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诸镇边兵重新调回,还镇西北。当时崇祯帝正被后金的入侵搞得焦头烂额,哪里肯把西北的部队放回去。杨鹤无奈之下,只得再请崇祯帝起用前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的三千官兵。这次崇祯帝倒同意了,但仍没有改变陕西粮饷不足、兵力过弱的局面。
抚则缺银少粮,剿则无兵无饷,杨鹤两手空空,能干些什么呢?
杨鹤抚秦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僚体系内部的不一致甚至是不团结。在朝廷中,本就存在主剿和主抚两派,难以统一。甚至连崇祯帝本人,也是摇摆不定。在晋陕前线,同样也存在主剿主抚两派,具体操作不能一致,严重影响了整体局势。
如与陕西相邻的山西当局,在对待农民军的手段上,就与主持陕西的杨鹤有很大不同,更多的是采取讨伐政策。
山西与陕西有一千多里的相邻地带,中间仅有一线黄河相隔。两省的许多情况都很相似。陕西的动乱,很快也影响到了山西。山西北部的大同,属“九边”之一,驻扎着部队。因长期缺饷,这些部队就成了不安分的饥兵。崇祯二年(1629),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山西兵马赶赴京师勤王,因粮饷不足,驻地频换,部队发生哗变,纷纷逃回山西。这批溃卒后来成为山西动乱的主要成分之一。
但真正把山西搅乱的还是从陕西来的农民军。崇祯三年(1630)春天,陕西的农民军由于种种原因,开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此年的三、四月间,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分兵两路进入山西西北部。十月,攻占了山西省西北部的重镇河曲,控制了黄河渡口。除此以外,陕西农民暴动的另外几支主力如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亦先后率部进入山西。他们与山西的义军会合一处,声势浩大。当时就有人说:
“开始时为寇山西的,多为陕西人。现在作乱山西的,则一半是山西人了。乱起之初的二、三月间,响应的山西人不过十之一,六、七月间,从贼之人十之二三,至今冬,从贼而起者十之五六矣。”
对于山西之乱,地方当局主张以武力压服。当陕西之众杀入山西时,山西巡抚仙克谨立即移镇汾州,指挥阻击。刚从陕西宽松抚局中逸出来的王子顺等,对强硬的仙克谨恨之入骨,并用重贿买通山西人氏,刺杀仙克谨,仙克谨身受重伤。此后接任的巡抚,也都力主剿杀,并与陕西主战派合作除掉了王嘉胤。
不仅山西的做法与杨鹤在陕西的抚局不一致,即使是杨鹤的手下,也有不执行杨鹤政策而暗中主杀的。如杨鹤起用的前宁夏总兵杜文焕,曾在宁夏以凶悍好斗而闻名,心狠手辣,因此他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就有很大分歧。他接手后,力主武力解决。他曾以提督身份率兵猛攻河曲的王嘉胤,试图一举歼灭。没想到另一支农民军神一元攻陷宁塞,杀掉了杜文焕一家多口,以报复杜文焕。杜文焕这才解河曲之围,率兵匆匆赶往宁塞。
杨鹤的另一位手下大将洪承畴,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也不一致。这位原为参政的洪承畴,几次杀降,毒辣之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巡抚洪承畴令守备贺人龙等设酒宴犒劳降卒,等降卒入室时伏兵四起,杀掉了三百余人。这种举措,洪承畴后来还重复了几次。
当然,当时杀降的并不是洪承畴一人,还有不少其他的将领也做过这种丑恶之事。如崇祯三年(1630),巡按御史李应期在绥德杀掉了已经投降的义军领袖苗美、左挂子(即王左挂)。崇祯四年(1631),还是这位李应期,又在榆林杀害了已经接受招抚的义军首领王子顺等。
作为朝廷的命官武将,竟干出杀俘这样背信弃义的缺德事,使朝廷的信誉一落千丈。吃了苦头的农民军,生怕再上朝廷的当,不再肯接受招抚了。对于这种做法,不少人曾提出过不同看法。如费密就说过:
“诸路叛贼虽是奸人思乱,但开始时也是为饥荒所迫,势急思逞。其中希望朝廷招抚返乡的也占十之八九。后陕西总督某(指洪承畴)招抚数千人,某日遣降卒樵采,去其弓矢,发兵数千人围杀。降卒见状,纷纷拔木举石,奋起反抗,突围而出。从此以后,民军绝了投降之心。”
费密之言,很有道理,只是把杀降的责任归在洪承畴一人身上了。
顺便讲一句,最终导致杨鹤下台的神一魁的降而复叛,也是因为杀降。神一魁投降后,杨鹤等令神一魁于耀州诱杀另一支义军首领、当时已降的茹成名,从而引起了神一魁部下的猜疑,最终挟持神一魁重新反叛。
由于上述各种各样的因素,杨鹤的主抚政策最终失败。他自己也落得个悲惨下场。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为他辩解开脱。倒是他的老部下洪承畴,还不忘旧情,替他上了一疏,说当时主抚,也是“时势不得不然”,要皇帝抬手放他一马。不过崇祯帝此时根本听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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