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泛海退往辽东时,驻扎在旅顺一线的明总兵官黄龙率兵邀击。黄龙的水军很能打仗,在海上把这支叛军打得七零八落。李九成的儿子李应元被斩杀,毛承禄、陈光福被俘。耿仲明的弟弟、黄龙的部将耿仲格,试图密谋叛乱,接应其兄,幸亏被黄龙及时发觉而斩杀。
吃了大亏的孔有德、耿仲明,仍凭着勇气和经验,带出了包括一些军人家属在内的万余名部下,突上了辽东的陆地。他们怀着对明朝,尤其是乘危邀击他们的总兵黄龙的刻骨仇恨,直奔后金而去。
皇太极早就命人率军在指定地点迎接他们。后金兵帮助他们击退了明朝的追兵,赐以黄金和酒食,并许诺说,只要归顺后金,就可在辽阳附近居住。走投无路的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正求之不得,自然是一口答应,随即率军向沈阳进发。
对这批大明朝的叛兵乱卒,皇太极给予了相当高的礼遇。皇太极亲自出沈阳迎接他们,并免跪拜之礼,改用女真人的抱见礼。而孔有德等坚决不肯,坚持要行跪拜之礼。最后,双方妥协,先行抱见礼,再由孔有德等行跪拜之礼。接着,孔有德献上从登州搬来的大炮,皇太极十分高兴,允许他们驻扎在辽阳之北的新建城市,并授以要职,予以重用。
皇太极之所以对这批人如此另眼相待,除其一贯的用人风格外,还有现实的考虑。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长期生活在辽东,非常熟悉情况,不仅有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包括女真人当时尚不太熟悉的海战),而且还接受过孙元化的系统训练,能操作欧式火炮。另外,这些人都曾在毛文龙手下任过职,既当过官军,也做过强盗,有一套笼络、团结部下的有效手段。他们的军队,都是由他们完全控制的私人式部队,与组织涣散的一般官兵很不一样。尽管最后突围到辽东的军队仅万余人,但骨干仍在,只要稍加充实,便是能征善战的悍兵。孔有德、耿仲明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了这点。
崇祯六年(1633)七月,已获补充休整的孔有德、耿仲明,为报数月前被海上邀击之仇,率兵攻打辽东重镇旅顺。
旅顺是当时朝廷在辽东半岛上尚存的最后堡垒,由总兵黄龙镇守。当时,黄龙为支援鸭绿江一线,派出水师增援,导致旅顺空虚。孔有德、耿仲明乘机发兵围攻旅顺。黄龙连战皆败,独守孤城,最后火药矢石俱尽。黄龙拔剑自刎,旅顺被攻陷。黄龙部将李惟贤、项祚临、樊化龙、张大禄、尚可义等战死。
旅顺一失,原与旅顺互为犄角的广鹿岛就成了问题。该岛守将尚可喜,本是毛文龙部下,与孔有德、耿仲明也是老关系,容易联络。于是,尚可喜在不受信任、形势危急之时,加紧与后金联系,并于崇祯七年(1634)初,率其数千属户,携带辎重,乘船离岛登陆,到沈阳降敌。他的部队被安排在辽阳以南的海州(今海城)。皇太极没费什么气力又多了一员战将。
至此,皇太极手下的汉族军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大凌河之战前,由佟养性率领的旧汉兵已以火炮闻名,而大凌河降卒又被补充进这支军队,加强了其实力。崇祯五年(1632)佟养性死后,这支军队由马光远统领。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汉八旗的骨干。孔有德、耿仲明的军队,以及尚可喜的军队,即分别被皇太极称为“天祐兵”和“天助兵”的两支汉军,后来也被并入汉八旗,并为清朝开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孔、耿攻陷旅顺及尚可喜的叛变,给明朝在辽东的战局造成了严重后果。从此以后,明朝在辽东半岛及周边海岛已无险可守,残存的军队也很快土崩瓦解。奇怪的是,对这些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的险要之地,明朝竟不再认真对待,坐视其失。这是一个极大的败招。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对明朝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先是收服蒙古的察哈尔部,然后入边,进攻明朝的边防重镇即宣府(今山西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而不与山海关防线正面接触。
战略确定以后,皇太极兵分两路,一路从上榆林出发,一路从沙哈出发,攻入蒙古境内。后金部队这次彻底解决了蒙古察哈尔部的问题。在此以前,皇太极先后几次西征,试图压服察哈尔部落,最大的一次是在崇祯五年(1632)。崇祯五年的这次西征,把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打得西逃(死于崇祯七年,1634)。本次西征,皇太极最终降服了察哈尔部,使其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对蒙古察哈尔等部的征服,不仅获得了重要的军事盟友,而且还获得了战马的供应基地,更重要的,是使明朝彻底失去了长城外的屏障。
后金军队于六月先后抵达长城附近。根据原定计划,皇太极将其七万精兵分成四路,于七月初攻入长城之内。宣、大一线全线告急。
宣、大一线的防护,本很虚弱,宣、大总督张宗衡、巡抚胡沾恩、总兵张全昌、曹文诏等人的兵马,在皇太极的凌厉攻势下,根本抵挡不住。朝廷下令京师戒严,同时急遣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数万兵马分道救援,再命保定巡抚丁魁楚移居紫荆关,山西巡抚戴君恩移居雁门关,总兵陈洪范移镇居庸关,阻击后金兵马,保卫京师。
皇太极的几路军队攻势凌厉,势不可挡。七月初七日,攻入大同、张家口。初八日,入保安、怀来。十三日,围宣府,屯天寿山。十四日,驰入永宁(属延庆州)。十六日,围大同左卫(今山西左云),破保安州,杀知州阎生斗。后又攻朔州(今朔县)、围浑源州(今浑源)。至八月,各路军队汇集应州(今应县)。皇太极在攻破代州(今代县)后,分兵出击,西至三坌、崞县,东至繁峙(今繁峙),中至八角(八角是一要塞,在今山西西北)。皇太极则率兵进攻大同。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纷纷驰援。由于大同府久攻不下,皇太极便转攻灵邱、保安等县。
闰八月,代王母杨太妃命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等与后金求和。皇太极布告以申讨之意,然后攻杀保定竹帛口,杀千总张修身,再攻占宣府万全左卫(今河北万全),从拒墙堡出塞回沈阳。(www.xing528.com)
此次入掠宣府、大同,皇太极虽遇一些抵抗,但总的来讲仍是出入自由,无人能敌。皇太极收兵之后,曾自夸说:
“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曾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
话虽说得有点夸口,但也没有离谱。皇太极这次再试牛刀,得胜而归,充分说明山海关以西长城防线的薄弱,以及后金、明朝之间军队素质的差距。
遗憾的是,崇祯帝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些,或者是不愿承认这些。当后金军队攻入宣、大等地时,朝廷仍发布了一纸檄文,说什么“满洲原系我属国,今既叛犯我边境,当此炎天深入,必有大祸”。接着便要归顺后金的满、汉、蒙人,立即投归天朝,并威胁说:
“若不来归,非死吾之刀枪,则死于吾之炮下,又不然,亦被彼诬而杀之矣。”
这种恫吓诈骗之言,如无军事上的实力作保证,则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朝廷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真是令天下失望。如进攻山西崞县(在今山西代县西南,属太原府)的后金军队仅有两千人。当这支军队带着俘获的千余人回撤路过代州(今代县)时,被俘人员指望代州城的驻军能出兵邀击敌军,解救他们。然而代州城中却不敢发一兵一卒,甚至连箭都不敢发一支,生怕惹怒敌军。被俘人员见此情景,不禁失声痛哭。像这种情形远非一次。当时明朝的军队普遍存在恐敌心理,不敢与后金军队打硬仗。
也正是因为明朝军队如此不济,所以皇太极敢夸下海口。他说:你明朝出兵一万,我只要用一千人应战;你明朝出兵一千,我只要用兵一百就绰绰有余。如果你明朝敢在前迎战,尚且可以说说大话。否则,一味说大话,讲假话,却又不敢硬碰硬地去打仗,可谓是可耻之极!
话说得很难听,却道出了实情。崇祯帝知道前线详情后,也只有“顿足太息”,无可奈何!他只有把气出在前线的将领身上。他下令兵部查核边臣之罪,结果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官张全昌、曹文诏,以及巡抚胡沾恩等都被同时罢官遣戍。由于山西巡抚吴甡的恳请,张全昌、曹文诏两位总兵被保全下来,参加了围剿山西的农民军。这种做法,对崇祯帝而言,真是少见的开恩之举。
到了崇祯八年(1635,天聪九年),当崇祯帝被晋陕的农民军搞得焦头烂额时,皇太极正在沈阳筹备开国事宜,一个与天朝平起平坐的新王朝就要崛起了。
崇祯八年(1635),多尔衮出征凯旋,献上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诸贝勒和蒙古各部贝勒合议,为皇太极奉上皇帝尊号。皇太极没有接受劝进,只是撤除女真名号,统称满洲。
皇太极对开朝立国一直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他想当皇帝,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但同时又担心自己的实力能否彻底征服中原,更担心女真民族入主中原后,丧失民族性,而被汉族同化,就像他们的祖先在创建金朝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那样。因此,尽管他手下的那些文臣,尤其是汉族文臣如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等,一再劝说皇太极进兵中原,夺取北京,称帝建国,但皇太极却不为所动,多次拒绝。至崇祯八年(1635),羽翼渐丰的皇太极仍只是同意改称满洲,而不建国称帝,坐视中原形势的变化。
至崇祯九年(1636,天聪十年),皇太极终于同意称帝建朝。此年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云集沈阳,举行盛大的登基开国典礼。
皇太极接受“宽温仁皇帝”尊号。由多尔衮、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孔有德,分别上满文、蒙文、汉文表章。建国号大清,立年号崇德,以沈阳为国都。追谥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武皇帝,依汉制上庙号太祖。
皇太极称帝建国,表明他已有充分的实力和自信逐鹿中原了。不久,皇太极便开始了他更大的步骤。
而此时的崇祯帝和他的文武大臣们,正被黄土高坡上下来的农民军搞得晕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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