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山、大凌河之败,使孙承宗的神话破灭。朝廷中的不满和攻击,犹如疾风骤雨般向孙承宗和丘禾嘉压来。
在许多朝廷官员看来,朝廷刚与后金开始接触议和,兵火才息,而孙承宗、丘禾嘉却要惹是生非,去修筑什么大凌河城,惹恼了皇太极,遂造成了长山、大凌河惨败。
作为前线的最高指挥官督师,孙承宗自然应对长山、大凌河的失败负一定责任。但所谓“筑城起隙”之类的逻辑,孙承宗自然难以接受,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时,他更看出了温体仁之辈的险恶,也体会到了在猜忌多疑的崇祯帝手下做事的难处。因此,在长山惨败后,他便以年老为由,多次上疏,要求致仕。
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崇祯帝批准孙承宗致仕,令驿站车马送其回高阳原籍。不久,因言官追论孙承宗“丧师辱国”之罪,崇祯帝下令夺其官职闲居,并剥夺宁远世荫。到清兵后来进攻高阳时,年近古稀的孙承宗尚率家人拒守。城破后,孙承宗望阙叩头,上吊自杀,为大明朝尽了忠节。
当时已调任南京太仆寺卿的原辽阳巡抚丘禾嘉,也被追论。丘禾嘉以病为由辞职。
在孙承宗辞职后不到一个月,即此年闰十一月,山东便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登州游击孔有德等将领发动叛乱。
这批将领,原都是毛文龙的部将。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其旧部由副将陈继盛统辖。但不久,参将刘兴治在皮岛发动叛乱,杀陈继盛等十余人。总兵黄龙随即赴皮岛镇压,皮岛乱兵一哄而散。
孔有德、耿仲明原籍山东,矿徒出身,曾是辽东海盗,后投毛文龙,与尚可喜一起,被称为“山东三矿徒”,是毛文龙手下的骨干将领。孔、耿因不服黄龙统辖,便叛离皮岛,率部来投登莱巡抚孙元化。
登州(今山东蓬莱)是当时山东半岛上的重要军事要塞之一。在天启初,为了协调对后金的作战,在山东设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巡抚,援助辽东前线。当时任登莱巡抚的是孙元化,嘉定人,举人出身,被任命之前曾任宁前道兵备副使。
就是这位孙元化,竟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并委以重任。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当时,登州要塞正有一位名叫特谢拉·科雷亚的葡萄牙人率领一些葡籍士兵,帮助明军试铸欧式大炮,并获成功。
大凌河被围后,同属孙承宗指挥的登莱巡抚孙元化,急令游击孔有德赶赴前线增援。孔有德奉命北上,抵达吴桥时,因遇雨雪,部队给养供不上,士兵开始抢劫。在另一位与孔有德有相同经历的毛文龙旧部李九成的煽动之下,孔有德正式叛乱,随即杀回山东半岛。
孔有德还兵大掠,先后攻陷陵县(今陵县)、临邑(今临邑)、商河(今商河),接着又杀入齐东,包围德平,不久又舍德平而去,攻陷青城、新城,向半岛杀去。
山东巡抚余大成、登莱巡抚孙元化闻变,非常紧张,立即派兵来鲁北应变。当时,余、孙两人都不愿把事情闹大,力主安抚孔有德,并令沿途州县,不得出兵邀击,以免激化矛盾。孔有德将计就计,假装投降,迷惑孙元化,而实际上却率兵直趋登州。由于沿途州县不敢出兵拦截,让出通道,孔有德便顺利杀到登州城下。
孙元化急令部将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总兵官张可大也发南兵抗击。两路成合击之势。张焘进兵稍胜,却下令退兵,张可大失去策应,被孔有德杀得大败。形势陡然紧张起来了。
张焘的兵卒,多是辽东籍,与孔有德部关系不错。他们见此情形,纷纷投入孔有德的叛军行列。孔有德便令这些降卒再混入登州城中,作为内应。而孙元化不察敌情,不听劝告,同意这些早已从叛的散卒进城。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及都司陈光福等,立即策应,举火开门,让叛军从东门攻入登州城,登州便告失陷。此时是崇祯五年(1632)正月。
孙元化是南直隶嘉定人,山东巡抚余大成是南直隶江宁人,总兵官张可大是南京羽林卫军籍。这三位南直隶人,在这场兵变中,根本不是山东、辽东人的对手,被孔有德等骗得团团转。
登州沦陷后,孙元化自杀未成,与同城命官一起被俘。只有总兵张可大在斩杀其妾陈氏后,在其官署上吊自杀。
孔有德令孙元化致书余大成,要求和谈。余大成见事已闹大,便上疏朝廷。崇祯大怒,撤掉了余大成、孙元化两人之职。孔有德见孙元化已无利用价值,念其旧日收留之情,放其出城,放了他一马。可是崇祯帝却不会放过他。他与余大成两人被逮到京师,最后余大成被充军,孙元化竟被斩首弃市。
孙元化是当时朝廷中少数几个接受西方先进技术的高级官员之一,与徐光启关系密切。徐光启、周延儒等曾上书营救,但终未成功。崇祯皇帝这一刀,不仅砍掉了一个巡抚,同时也砍掉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科学家式的高级官员。本来,登州是一个应用先进西方技术的基地,但随着孙元化的被杀,及其葡萄牙籍炮队的毁灭(孔有德进城后,特谢拉·科雷亚及其炮手仅有三人幸免于难)。这个先进的技术基地也就被轻而易举地毁掉了。更严重的是,许多已学会这些技术的原登州官兵,包括孔有德、耿仲明在内,不久后投到了皇太极手下,反过来攻打大明。
可惜崇祯帝不知道孙元化的价值!在人人知道徐光启是大科学家的今天,又有几人能知道孙元化呢?
孔有德占据登州后,推李九成为首领,自己居第二位,耿仲明居第三。除此之外,尚有一些将领,如李应元(李九成之子)、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等。他们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有的来自旅顺。这批海盗、边民、矿徒出身的职业军人,在登州俨然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他们刻印建官,招徕海盗流寇,四出焚掠,弄得山东半岛以致辽东前线都人心不定。
崇祯帝重新任命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按照原先的安排,谢琏驻莱州指挥,徐从治则驻青州负责供应粮草。而徐从治却觉得自己驻扎在青州不足镇抚莱州人心,便主动要求移镇莱州。没想到他一去莱州,就被孔有德围在里面达数月之久,最后连命也送在这里。
当时孔有德的部队已先破黄县(今黄县)、平度(今平度)两城,然后增兵攻打莱州。徐从治、谢琏两位巡抚,与总兵杨御蕃分头固守城池,拼死抵抗,形势十分危急。而外围的各路援兵都驻扎在昌邑,由于山东巡抚徐从治被围在莱州城内,援军无人督察,诸将观望,谁也不肯拼死驰援莱州。
开始时,那位胆大的徐从治还敢出城偷袭叛军,且稍有斩获。但兵部尚书熊明遇认为此事尚有招抚的余地,便派主事张国臣去山东处理招抚之事,并要求徐从治不要轻易出兵,破坏抚局。徐从治当然不干,先后三次上疏朝廷,力主抚局无望,应以武力解决。朝廷认为,两抚臣都被困在莱州,应增设总督来山东前线,决定抚战。(www.xing528.com)
侍郎刘宇烈于是被任命为总督,赴山东统辖骑、步兵二万五千人,平定孔有德之乱。但刘总督本无筹略,赴山东后除整天派人去招抚外,不进行任何军事行动,以免动而取咎。孔有德便故伎重演,说是要降,暗中却把孙元化铸造的大炮调到莱州城下,架起猛轰,打死了山东巡抚徐从治。莱州城危在旦夕。
两个月后,孔有德在朝廷的军事压力下,突然又向登莱巡抚谢琏提出投降,并约定降期,请莱州城中的文武官员出城接纳。已被困在城中六个月的登莱巡抚谢琏,在不得已之下,决定冒险,便与知府朱万年出城受降。但当兵出身的总兵杨御蕃坚决不去,大概是因为他深知这些叛兵的品性。叛兵见到谢琏等人,连跪带哭,态度诚恳,并拥之而去。谢琏刚被带走,叛兵随即攻城。他们把知府朱万年押到阵前,要他呼喊劝降。朱万年大声喊道:
“吾死矣。汝等宜固守!”
城上的杨御蕃一看形势危急,下令开炮,杀伤叛军不少。而那位朱知府也在自己人的炮火下丧生。
杨御蕃的几炮,总算保住了莱州暂时不失。
消息传到朝廷,舆论大哗,举朝痛愤。于是总督刘宇烈被下了诏狱,兵部尚书熊明遇被撤职。朝廷上下没有一人再敢提抚议。
此年七月,崇祯帝决定不设总督、登莱巡抚之职,而提拔参政朱大典(浙江金华人)任山东巡抚,督各路兵马数万平叛。并从辽东调劲旅约五千人关参战。后来名闻天下的吴三桂(总兵吴襄之子)当时就在这支队伍中。
朱大典至德州后,派副将牟文绶,驰救平度,斩杀叛将陈有时。大军推至昌邑时,总兵金国奇、参将祖宽为前锋,与孔有德大战于沙河,大败孔有德。援军乘胜追击,直至莱州城下,迫使围困莱州城的叛兵解围而去。
莱州城中的守军,开始坚决不相信援军已打到城下,解了莱州之围。因此,当援军向莱州城靠近时,吃尽了孔有德苦头的守城兵民,还以为这又是孔有德玩的花招,立即开炮轰击,城上城下相持不下。最后还是监饷太监高起,派了几位手下的小太监入城,陈说前因后果后,城中守军才开城迎接。当时大概也只剩下太监还没有假冒,所以太监入城,还能取信于人。
几日之后,总兵金国奇等继续进兵,与叛军再战于黄县,斩杀敌军上万人,俘获近千人,逃散及坠海者无数。此次大胜,扭转了山东半岛上的局势。
朱大典督兵以来,全仗辽东调来的五千精兵,冲锋陷阵。像金国奇、靳国臣、祖宽及吴三桂等辽籍将领,个个能征善战。用这些辽将辽兵,来攻杀孔有德手下的山东、辽东兵将,这步棋算是走对了。
在黄县大胜之后,官兵接着向叛军的堡垒登州城进攻。登州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大城之北,还有水城与大城相连。只要打开水城门,城中之敌就可以泛海而走辽东。因此,朝廷之兵久攻不下。说起来,登州城筑得如此坚固、科学,还是孙元化的功劳。没想到他的心血,没有在对金作战中被用上,反而为孔有德所利用,给朝廷出了个难题。
好在叛军过分自信,竟敢出城挑战。叛军首领李九成率兵掠阵,没想到被官军斩杀。这样一来,原先的五位叛军首领,已有陈有时、李九成被杀,仅存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禄(毛文龙之子)三人。叛军气势大受影响。
当祖宽等夺取水城门外的护墙,登州通海之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时,孔有德感到紧张了。他用海船载着子女财帛,率先撤出登州,泛海而去,耿仲明等也随之而去。主帅一走,剩下守城的兵士便没有斗志了。
游击刘良佐派人潜入永福寺中,挖坑道至城墙之下,放置炸药,炸塌了城墙。官兵从缺口一拥而入,打进登州城中。残敌退守城北丹崖山上的蓬莱阁,负隅抵抗。或许是因为朱大典这位文人出身的统帅,爱惜这座建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的文物名胜,所以心存善念,没有动武,而是用了劝降之法。千余残敌无奈之下,下山投降,但仍有许多人不愿投降,或跳海,或上吊。
此时,已是崇祯六年(1633)的二月了。孔有德山东之叛,自崇祯四年(1631)闰十一月起,一直打到崇祯六年(1633)的二月,前后达十六个月之久。叛军人数从开始时的千余人,越打越多,最终竟有数万之众。由此可见当时朝廷的应变能力是何等之差!
朝廷的武将士卒,在与外族后金作战时,总是败多胜少;在与陕西、山西的叛民作战时,同样也是败多胜少。但令人不解的是,当这些为朝廷效力时似乎算不上是精兵强将的官军,一旦叛乱或投敌后,却都不差不弱。将还是原来的将,兵还是原来的兵,为什么在为大明朝打仗时这么差,而反过来打大明朝时却又变得那么强呢?!
不知崇祯帝和他的那班朝廷官员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山东的胜利,实在是太重要了。崇祯帝即位后,仗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大,却也是越打越输,越打越糟。这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败了崇祯帝起初可能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而且原先也是朝廷军官的游击孔有德,在当时也算是大功一件,可庆可贺。
于是,朱大典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世袭锦衣卫百户。其他参战将领,也是赏赐有差。那位追着孔有德、耿仲明泛海而逃,却因慢了一步而被总兵官黄龙邀击俘获的毛承禄,被押到了北京。朝廷为此还搞了个献俘仪式,最后把他寸磔而死。
其实,崇祯皇帝和他的官员们,大可不必如此兴高采烈。因为就在崇祯帝忙于镇压山东叛乱和陕西、山西之乱时,皇太极却在沈阳休养生息了许久,正准备着新的行动。而孔有德、耿仲明的来投,令他大喜过望。
于是,皇太极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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