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面临的最大威胁：后金的挑战

崇祯帝即位之时,明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后金。

后金自万历后期迅速崛起,蚕食辽东,而明朝军队却节节败退,防线不断收缩。至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已退到山海关一线,几乎到了不能再退的地步。因此,在即位伊始,崇祯帝就把辽东问题看作是头等大事。能否解决辽东问题,事实上也是崇祯帝能否实现中兴梦想的关键。

为此,他于崇祯元年(1628)起用原辽东名将袁崇焕,总督辽东,全权处理辽东事务。而袁崇焕也是意气风发,夸下五年平辽复土的海口。但实际情形并不像崇祯帝设想得那么顺利。崇祯帝原以为只要有了袁崇焕,辽东问题的解决就指日可待。而事实上,袁崇焕也非万能,仅靠他一人并不能扭转乾坤。战场内外,原先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甚至反而加剧。困难也依然存在,尤其是蒙古部落的降金,更使本已形同虚设的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后金的攻击之下。更重要的是,此时由皇太极领导的后金,其实力和抱负,也已非昔日可比。

朝廷的力量并没有增强,甚至有所下降,而对手却变得强大了。这样一来,原先相持的局面自然要被打破了。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在明朝廷毫无思想准备之际,避过重兵防守的山海关防线,借蒙古之地突袭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撕开口子,杀入长城之内。

皇太极这一招,既快又狠,打得朝廷猝不及防,一片混乱。后金军队攻入长城之内后,在京畿腹地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地,并两次围困京师,直到次年五月份才退出长城一线。其间,朝廷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连连损兵折将,丢城失地,被弄得精疲力竭。更严重的是,自作聪明的崇祯帝,听信谣言,中了后金设下的反间计,竟在军情危急之时,逮捕了当时辽东的统帅,也是后金最感畏惧的名将袁崇焕,自毁长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严重后果。

袁崇焕被逮捕及最终遭残酷磔杀后,辽东前线由孙承宗统辖,然而这位昔日辽东名帅至此也无回天之力了。

当时朝中大权,已落到周延儒、温体仁等人手中,而原先东林内阁的成员,如韩鑛、钱龙锡、李标等纷纷去职,或回籍,或获罪。带有东林色彩的孙承宗不可能得到全力支持,反而处处受到掣肘。

由于战事不断,加派日甚,天下衰竭,民乱已起,朝廷疲于应付,犹如抱薪救火,弄得焦头烂额。对辽东前线的支持,无论是兵马还是粮饷,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敷衍了事。在此情形下,孙承宗的防御战略根本无法实施,甚至连现状也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反击、拓展了。

至崇祯四年(1631)八月,一直在与朝廷议和的皇太极,突然出兵围攻朝廷刚刚收复的大凌河城堡,于长山击败了从锦州出动的朝廷援军后,攻克大凌河。(www.xing528.com)

是年十一月,孙承宗辞职。

一月之后即此年的闰十一月,原毛文龙的部将、登州游击孔有德叛乱,在攻陷登州后,投降后金,并率后金兵攻取重镇旅顺。

辽东形势继续恶化,朝廷根本无法控制。

至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故伎重演,绕开山海关,借道蒙古,于六月抵达长城脚下。然后兵分四路,杀入长城。京师再次告急。皇太极在内地左冲右突近两个月后,从容而退。

崇祯八年(1635),皇太极获得元朝传国玉玺后,宣布撤销女真名号,统称满洲。

崇祯九年(1636)四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齐集盛京(沈阳),举行盛大典礼。由多尔衮、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孔有德分别上满、蒙、汉文表章。皇太极受“宽温仁皇帝”之号,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定都沈阳。努尔哈赤被追谥为承天广运武皇帝,依汉制上庙号太祖。

至此,一个强大的大清帝国已初具规模。皇太极的抱负也不再是辽东,而是与大明朝争夺天下,取而代之。自此以后,皇太极三次率兵攻入长城防线,在京畿、山东地区大显身手,严重消耗了明朝的实力。而且还攻下了山海关外的四座重城,把前锋推到山海关前。此时,已离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日子不远了。

因此,在崇祯朝,明朝与后金的对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袁崇焕的冤狱为分界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