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辅李国在此年五月致仕。他是魏忠贤的同乡,能入阁多少沾了点魏忠贤的光,别人一般也是这样想的。但李国做事,尚有分寸,每持正论。他继黄立极出任首辅五个月,日子极为难过。朝廷对魏忠贤集团的清算愈演愈烈,而他却是天启旧臣,靠魏忠贤提携才人了阁,因此有些话也说不出口。到五月初,他见事已不可为,便上疏乞归,返乡不久后就去世。临去职前,他推荐了韩鑛、孙承宗这两位带有东林色彩的大臣代替他。
李国去职后,来宗道出任内阁首辅。这位来宗道与魏忠贤的关系也说不清楚。他做事诡秘,为人圆滑。在魏忠贤时代,他与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景辰出任过《三朝要典》的副总裁,而到崇祯帝要毁该书时,他也举双手赞成。他对东林一案的平反,态度不是很积极。他曾笑着对倪元璐说:
“你这人也真是多事!按照成例,像你这样的翰林编修,只是香茗一杯而已。”
意思是怪倪元璐为东林出头,是过于多事。因此当时朝野给了来宗道一个“雅号”,称他是“清客宰相”。当时朝廷的气氛,自然容他不得。东林派的官员,纷纷上疏弹劾。来宗道便与杨景辰一起,在六月被罢免。
也就是在这个月,魏忠贤原先的两位干将魏秉谦、冯铨被削籍。这两位干将在魏忠贤擅权时,便因内部矛盾,卸职不干,至此也被处罚。另一位干将许显纯也在此时被斩首。据说在会审许显纯时,后来成为大思想家的黄宗羲,乘隙上去用铁锥狠狠地刺了一锥,算是为自己惨死在许显纯手里的父亲黄尊素报了一锥之仇。
来宗道下台后,刘鸿训实际上就是内阁的当权派。这位刘鸿训做事刚正果断。他利用当时朝廷的局势,毅然罢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等人,据说是人心大快,但也引起了对手的仇恨。到了十月份,刘鸿训竟被赶下了台,落得个充军戍边的惨局。
刘鸿训在开始时深得崇祯帝的欣赏,也多次给崇祯帝出谋划策,所以他的对手一时也奈何他不得。但到了十月份,他最终还是被对手抓住了把柄。
刘鸿训栽在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上,说起来也是够冤的。
当时惠安伯张庆臻被命总督京营,但在皇帝给他的诏书中竟有“兼辖捕营”这样的内容。按朝廷成例,总督京营者不得兼辖巡捕军,免得兵权过于集中。因此上述的任命是严重违制行为,有一位名叫郑其心的提督立即向皇帝提出非议,认为这是不恰适的。
崇祯帝很生气,立即要追究责任。当然他不会追究自己的责任。虽然诏书是以他的名义下的,但事实上却由内阁预先起草好的。皇帝总揽天下大事,日理万机,像京营总督不能兼辖巡捕军这样的琐事,他很有可能就不太清楚,这也情有可原。但对内阁及兵部而言,这样的事就是大错误了。官已做到大学士这份儿上,就应该知道这些具体规定,绝不应该出错。现在出了这样的错误,说轻一点是疏忽,说重一点则是难以开口的大问题了,因为这涉及京师的兵权。
处理的结果是一位叫田嘉壁的中书舍人,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妄改敕语。这多少有点冤枉,这位中书舍人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改这样的文件,而且中书舍人也只是负责誊写,即使想改,恐怕也无从改起。这一点明眼人一看即知。
刘鸿训的对手们自然也知道这点。他们立即抓住这一把柄,猛攻刘鸿训。给事中李觉斯上疏说:
“此事由兵部拟稿,再送内阁辅臣审定,中书舍人缮写。因此仅处理中书舍人一人,不合情理。内阁和兵部也应追究责任!”
多疑的崇祯帝仔细一想,此言也有道理,便亲自赶到便殿询问那些内阁大学士,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学士们个个说不知道。崇祯帝不禁大怒,令廷臣劾奏。这样一来,朝廷就像炸开了锅,热闹非凡。
李觉斯立即上书,说刘鸿训接受了惠安伯张庆臻的贿赂。御史吴玉也上疏说妄改敕书一事,是由刘鸿训一手操纵的。细心的崇祯帝则去查阅内阁的有关文书,发现在兵部呈进内阁的揭帖原件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刘鸿训的批语:“批西司房。”这说明刘鸿训是看过这份文件的,并明确批示把这份揭帖下到西司房(即制敕房)去的。崇祯帝立即下令内阁说:
“事情已十分明白。内阁立即拿出处理的意见来!”
内阁这下子慌了,全体大学士马上合奏申辩,但崇祯帝此时已听不进了。他立即下令,大学士刘鸿训撤职削籍,谪戍代州,最后死在戍所。兵部尚书王在晋削籍,惠安伯张庆臻因是世袭之臣,被停禄三年,以示处罚。
此案多少有点糊涂账的味道。刘鸿训即使有罪,也不至于要被处罚到这种地步。崇祯帝的这种做事风格,也令人不敢恭维。他大概是害怕廷臣结党营私,所以只要稍有迹象,便立即痛下杀手。这种做法,正好被刘鸿训、王在晋的对手所利用。
当时崇祯帝的心境很不好。他本以为像自己这样英明的君主,即位后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扭转乾坤,实现中兴。可现实中的许多事情,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简单。坏消息要比好消息多得多。辽东发生兵变,浙江发生海啸,陕西的饥民闹起了事。到九月份。京师又发生了地震。而去年的十月,南京就发生过地震。即位仅一年,南北二京就都震了一次,这莫非是什么不祥之兆?因此,崇祯帝就更加谨慎从事,尤其对于吏治,更是盯得紧,不想让朝廷再出现以往那种结党营私的局面。
不过,当时朝廷的形势,加上崇祯帝自己的为政作风,党争的局面在所难免。到十一月,朝廷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崇祯帝下令廷推阁臣。廷臣推举了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以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薛三省、盛以宏、罗喻义、王永光等十二人,钱谦益名列第二。钱谦益是常熟人,人称“东林浪子”,当时很有些声望,一般都认为他入阁应没有问题。没想到未能入围、心中不满的吏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猜测到崇祯帝对这一廷推结果有怀疑,便谋划攻击这些人中最具东林色彩的钱谦益,阻止他入阁。
温体仁突然上疏,揭发钱谦益在天启二年(1622)主持浙江乡试时,曾关节受贿,人品不佳,不应入阁。这一疏,真可以说是毁了钱谦益的前程。
这件事说起来还真有点冤枉了钱谦益。当时他主持的浙江乡试,确曾发生过舞弊行为,舞弊者已被惩处,主持乡试的钱谦益虽不知情,但因失察之过,也被夺俸两年。本来此事已过了七年,世人也已淡忘。而老谋深算的温体仁此时突然重提此事,就是为了迎合崇祯帝肃清吏治、严惩贪官的想法,击中了要害。
这一招果然厉害!崇祯帝在第二天就召集阁部科道大员进文华殿,并令当事人温体仁、钱谦益到场对质。
钱谦益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到了皇帝面前,他虽想竭力与温体仁争辩,说清问题,但似乎言辞颇益,底气也不足。而早已精心准备的温体仁,此时却口若悬河,言如泉涌。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职非言官,本来不应该在此多说。而且这次会推阁臣,我也没有入选,就更应避嫌,不能说三道四。但是,在这种关系到宗社安定的选官枚卜大典举行之际,朝廷上下竟无一人站出来,揭发钱谦益结党纳贿的丑行!我实在不忍心皇上孤立于上,被人蒙骗,因此不得不说!”
这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崇祯帝连连称是。崇祯帝环视群臣,要他们表态。大部分大臣都说钱谦益无罪,帮他说话,只有周延儒帮着温体仁。他说:
“田千秋(指科场案中那位作弊的举子)关节是真!”(www.xing528.com)
大学士钱龙锡等人则说:
“关节实与钱谦益无干!”
崇祯帝立即插话道:
“关节既真,他为主考,如何说不是他?”
有一位叫章允儒的吏科给事中争辩最力。他指责温体仁说:
“温体仁你是热衷大学士的位置,才会揭发钱谦益的。如果钱谦益应当惩处,你早就应该揭发,怎么要等到今天!”
温体仁马上反驳道:
“在此以前,钱谦益只不过是个闲曹轻职,问题不大,所以就没有揭发,而现在揭发他,正是因为他要入阁,关系重大,目的是要朝廷谨慎用人。如果真要像章允儒说的那样,在此以前就打击他,那才真叫党同伐异呢!”
章允儒不服,又影射温体仁道:
“党同伐异之说,是小人陷害君子的借口,天启朝之事可鉴!”
此时崇祯帝已经不耐烦了,大发脾气,下令把田千秋的那份弊卷拿上来,责问钱谦益作弊是否属实?作弊当然属实,白纸黑字俱在。问题在于钱谦益并未直接参与,而仅仅是失察,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崇祯帝认为,只要你钱谦益承认天启二年(1622)浙江乡试确有科场案就行了,至于上述的本质区别,他就不必深究了。面对皇帝这样的逻辑,钱谦益还有什么话可讲,只好认罪。既然认罪,崇祯帝更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崇祯帝至此连喊侥幸,庆幸自己明察秋毫,英明果断,没让钱谦益这样的人进了内阁。他大发感慨道:
“要不是温体仁,朕几乎就要犯下大错!”
他越想越气,因为对钱谦益这种人,竟还有这么多人为其如此出力。他叱令把那位叫得最凶的章允儒逮捕下狱,并严厉谴责了那班不识大体的群臣。
周延儒不失时机地向皇帝进言:
“会推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公正,实际上做主的只有一二人而已。其他的人都不敢乱讲话,否则就会招来麻烦。况且田千秋之案已有定论,不必再费口舌。”
周延儒的话,犹如火上浇油。崇祯帝在当天就决定罢掉钱谦益的官,回籍听勘,最后的处罚是坐杖论赎。田千秋更是倒霉,原已判充军,才遇大赦,没想到又进班房再审,最后丢了性命。为钱谦益辩护的人,除上述的章允儒外,其他如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人,都坐了与钱氏结党之罪,被分别处罚。
温体仁、周延儒两人略施小计,就让崇祯帝上了当,从而把当时正得意的东林党人打得大败。
崇祯帝的本性,此时已开始暴露出来。尽管他登基以来,为政勤奋、辛苦,很有责任心,但他的许多致命弱点也越来越明显:他性格多疑、武断,甚至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缺乏良好的政治判断力,也不熟谙帝王的驾驭之术,除了罢官杀人之外,也没有什么有效手段控制局面。此时的他还只是听信温体仁罢免了钱谦益,上了一次小当。一年多后,他竟上了敌人的大当,把自己最得力的辽东主将亲手杀掉。
既然这次廷推没有结果,崇祯帝便任命刚刚还朝的韩鑛出任了内阁首辅。
韩鑛属于东林派的官员,但处事温和老成。在天启年间,他曾出任过首辅,后因与魏忠贤集团不和,便辞职引退。崇祯元年(1628)五月,崇祯决定重新起用韩鑛。此时韩鑛才到京复职,便被任命为首辅。
韩鑛到京时,正逢大学士刘鸿训被重谴,韩鑛立即上疏申救,但崇祯帝没有给他面子。当时有御史,如毛九华、任赞化因不满温体仁攻讦钱谦益的做法,上疏攻击温体仁。崇祯便再召内阁及九卿诸大员质询。温体仁竭力攻击毛九华、任赞化是钱谦益的私党,崇祯帝同意这种看法。崇祯帝秉烛召韩鑛至内殿,严加训导说:
“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当重绳以法!”
韩鑛在退朝后立即上了一疏,劝诫崇祯皇帝。他说:
“做臣子的不可以植私党以事君主,但做君主的,也不可以随便以私党之类的名目来怀疑大臣。贬黜奖拔,应根据大臣的才品高下、朝事修废而定。如果朝堂官府,戈矛妄起,畛域横分,则不是朝廷宗社的福祉!”
韩鑛的意思,就是要皇帝不要动辄疑神疑鬼,不信任大臣,更不要偏听偏信,主观臆断,随便贬黜升迁官员,而应该根据正常的考核原则和手段来定夺。否则,不仅不能消除大臣植党营私的恶习,反而会引起文官的分裂,于朝政不利。
韩鑛一向以老成持重而闻名。他对朝廷政治体制及其本质的理解和领悟,自然要比年轻的皇帝精深得多。他深知,只有加强文官之间、文官与皇帝之间的相互理解、合作和信任,同舟共济,方能有希望渡过朝廷面临的重重难关。如果再这样吵闹下去,不仅不会有结果,反而只会于事无补,雪上加霜,使艰难的步履在沼泽中越陷越深。后来的局面,证明韩鑛的看法是十分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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