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至此可谓功德圆满。
依当时的逻辑,假如没有魏忠贤力挽狂澜,而让东林党这批“大奸大恶”之人得逞,大明朝还能这样歌舞升平吗?既然如此,那些真心爱戴他的臣民们就必须表达心中的崇敬之情。
东林党已除,朝廷上下差不多都是魏忠贤的热爱者。当然,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热爱,那些人才被重用提拔,位居要职。不过这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当时,顾秉谦、冯铨等人主宰着内阁。其下文臣则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谋杀,号“五彪”;其他如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卿曹钦程等,号“十狗”;此外尚有“十孩儿”“四十孙”之类的人物。在地方大员中,更是有不少追随者。对这些人而言,没有魏忠贤,哪有今天的这般光景!
他们自然要对魏忠贤感恩戴德,何况他们的主子也很看重这种感激,并要求他们体现到行动上去。忠诚与否,要看行动,也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考察忠诚。当然,也只有被证明是忠诚之人,才有资格和机会,步步升迁,进一步尽忠。可惜的是这种关系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彼此只好心照不宣了。
人到了这种地步,还会嫌荣誉过多吗?魏忠贤也是人,又怎么会免俗?问题在于,像魏忠贤这样功高盖世的救星,该有的荣誉全都有了,不能总是重弹老调。况且这样做也不太能让魏忠贤记得住,对献媚者而言效果不大。陈词滥调已不足以颂德歌功,更不能反映出丰功伟绩。因此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人出奇招了!
天启六年(1626)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上书朝廷,要求在西子湖畔敬立魏忠贤的生祠,以表其功。
这当然是创举!
建祠供奉,早已有之。不过,从前此举都是表彰死者,而绝无生者入祠之先例。一般人大概也不太愿意在活着的时候就接受香火供奉。但这些想法,对魏忠贤时代的人来说,已明显过时了。非常时代,自然应有非常之创举。
潘汝桢疏请建祠的创举,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不甘落后,也立即请令杭州卫百户守祠。天启帝则御书“普德”两字,赐作祠额。内阁大臣们则妙笔生花,为功德碑撰文书丹。杭州臣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襄盛举。不久,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一座富丽堂皇的生祠拔地而起,整日香火不断,热闹非凡。里面供奉着魏忠贤偶像——这也是唯一美中不足的了。假如他本人能安坐其中,岂不更好?然而魏公日理万机,朝廷哪能离得开他呢?他只能心临身不临了。
杭州生祠之立,令天下大震!许多人追悔莫及,继而奋起直追。一时落后还情有可原,永远落后则绝不允许!他们要比潘汝桢做得更好!
在短短一年之中,供奉魏忠贤的生祠,如雨后春笋,遍及神州大地。一时之间,天底下最气派、最漂亮的新建筑大概都是生祠。
蓟辽总督阎鸣泰,在其管辖区内建了七所生祠,花费白银数十万两。这钱当然不是出自阎鸣泰的腰包,而是从军费中开支的。当时前线的军费已是捉襟见肘,至少没有富裕到可以挪作他用的程度。但又有谁敢反对如此盛举呢?又有谁能说这是非军事用途式的浪费呢?因为前方将士很有可能受此感召,从而激发士气,再创奇迹。在阎鸣泰眼里,这几十万两白银是花在刀口上了。正如生祠中的匾额所言:
“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
既然是“天心向顺”,则战无不胜,万事可成。
开封城为了建生祠,拆毁民房两千多间。所造生祠,有宫殿九楹,一如帝王格式。巡抚朱童蒙在绥延建生祠时,还用了琉璃瓦。刘诏在蓟州建造的生祠中,魏忠贤已是金像冕旒。
海内闻风而动,除上述这些督抚外,争建生祠者不计其数。宗室如楚王朱华煃,勋戚如武清侯李诚铭(慈圣太后侄子)、保定侯梁世勋等,廷臣如尚书邵辅忠,词臣如庶吉士李若琳等,部郎如郎中鲁国桢,诸司如通政司经历孙如洌、上林监丞张永祚等,也都纷纷建祠。甚至武夫贾竖,无赖地痞,也个个攘臂争先,汹汹然唯恐不及。最可怜的是巡抚杨邦宪。他在南昌造生祠,为了扩充范围,竟悍然下令拆毁供奉周(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颢)的三贤祠,先贤偶像,尽被捣毁,让出地方来建生祠。没想到祠还没建,天启帝就龙驭上宾了,不久魏忠贤也就倒了台。这位杨邦宪最后也因此被入了逆案。可见做什么事都要趁早。
为造魏忠贤的生祠,各路官员是费尽了心机。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自然不必说,最要花功夫的则是魏忠贤的偶像。魏忠贤的偶像,都用沉香木雕刻,眼、耳、口、鼻栩栩如生。腹中的内脏,也都用金玉珠宝来做。髻发之上,还留有一穴,用以簪插四时香花。据说某地生祠中魏忠贤雕像的头做得稍稍大了些,小太监给它戴冠时戴不进去。匠人在边上看得既怕又急,便顺手用刀把头像削小一点,终于把帽子给戴了上去。小太监见此竟然抱住头像放声大哭,悲痛万分,就好像匠人削的不是木像,而是魏忠贤本人一样。
当时的魏忠贤,真是人人顶礼膜拜。人世中所有赞美的词藻,都被大用特用,毫不吝啬。像“尧天舜德”“至圣至神”之类的颂词,一时充斥宇内。无数的赞美诗,也铺天盖地而来。督饷尚书黄运泰,在迎接魏忠贤的偶像时,竟行五拜五稽首的大礼,连呼“九千岁”。
千万不要以为那个黄运泰是个愚笨可笑之人,竟对着一个木头人顶礼膜拜。这些木头人有无穷的法力,每个人在它面前的表现,都会如实地反馈到在皇宫里的魏忠贤的耳朵里。魏忠贤虽不能亲赴各地,但自有无数的宵小为他充当千里眼、顺风耳。
相反,就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弄清其中的奥妙,或虽然明白了却又不愿去做,而最终遭了殃。工部侍郎叶宪祖看到京城之内生祠遍地,就连东华门外竟也兴建了生祠,心中不满,便发牢骚道:
“这是天子临辟雍道,土偶(指魏忠贤的偶像)能起立吗?”
不久,这位不识时务的工部侍郎就被削籍了。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先倡建生祠时,巡按御史刘之待因会稿迟了一天,也被削籍。蓟州道胡士容因不肯给生祠写颂文,遵化道耿如杞因入生祠不拜,都被论了死罪。在歌功颂德、万众拥戴的背后,这样血淋淋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
就在魏忠贤大红大紫之时,其手下却开始闹起了矛盾。内阁大学士冯铨竟然在此时被罢免。这位大学士一向媚事魏忠贤,深得赏识,却与崔呈秀不和。崔呈秀想入阁做大学士,便令手下攻击冯铨,以及不肯推选崔呈秀的吏部尚书王绍徽。冯铨、王绍徽被罢之后,崔呈秀并未能如愿以偿。大概是因为魏忠贤改变了主意。结果是到天启六年(1626)的七月,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槽三人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了内阁。施凤来没有什么主见,唯以和柔自媚于世。张瑞图则是一味迎合魏忠贤,而且文章书法也不错。生祠中的碑文,多由这位大学士手书,而皇帝诏旨中褒美魏忠贤的华词丽语,也是此公的杰作。李国槽的情况较特别,他是魏忠贤的同乡,属特殊照顾之列。
崔呈秀自然是愤愤不平,但也没有什么办法。他终于明白,主子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人才,他已落伍了。
其实,冯铨、王绍徽、崔呈秀也不必过于计较,因为失宠的并非只是他们。到天启六年(1626)十月,连首辅顾秉谦也被罢免。(www.xing528.com)
这位顾秉谦,从入阁伊始到做首辅以来,一直是忠心耿耿。东林党人的案件都是由他具体策划操办,编纂《三朝要典》,他亲任总裁,一桩桩,一件件,可谓是劳苦功高。大概是他已预感到魏忠贤的做法将来会出问题,早在处理“东林后七君子”时,他竟提出要依常规把他们交由法司进行正常审讯,魏忠贤对此很是生气。此时,他看到崔呈秀之流内部倾轧日甚一日,开始不安,竟要求卸职回乡。关键时刻,这算什么行为?简直就是对魏忠贤没有信心,甚至是要挟!魏忠贤自然不悦,便同意他罢职回乡。
顾秉谦这样的文臣,虽为一己私利,助纣为虐,但毕竟熟读孔孟之书,有时心中难免会有一丝善念。对局势的分析,也不像那些大字不识几个或者是头脑发昏的人那么糊涂,所以此时他才会有这样的念头。但这种首鼠两端的性格,也恰恰是他们这类人的弱点。须知一旦作恶,也就难以回头,而且必须付出代价。除非改朝换代以后的新主子仍觉得他们有利用之必要或价值。顾秉谦与冯铨,同是魏忠贤的红人,同为内阁大学士,也差不多同时罢免,但结局迥然不同。顾秉谦晚年境况十分凄凉,客死他乡。而冯铨却熬过了崇祯朝,投靠了新王朝,摇身一变,又做了一阵子新朝显贵,仍然耀武扬威。到那个时候,又有几个人敢提他在明末所做的那些丑事。
话又说回来,尽管闹了些不愉快,但并不妨碍这些人对魏忠贤的歌功颂德。谁又能保证在这样的颂歌大合唱中,不会出现几丝不和谐的杂音呢?
天启六年十月,魏忠贤被进封上公爵位,从子魏良卿也被封宁国公。原来,朝廷兴修三殿至此告成。这自然是大功一件,且全仗魏忠贤督察有方。于是太监李永贞上奏其功,吏部尚书周应秋也连声附和,魏忠贤便被进爵上公,还要加恩三等。一位太监,竟在短短几年内爵至上公,无以复加,似乎在本朝尚无先例。不过,对魏忠贤,当然可以特例特办。
至于其从子魏良卿的进爵理由,则稍稍有点见不得人。这位魏良卿,本早已是被封了高官的权贵了,不过总还要找个机会继续予以提拔,方显得他魏家的与众不同,也符合朝廷内举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然,照顾总是难免的,谁让他是魏忠贤的从子呢?更何况魏良卿还是为朝廷立了不少功的。如先前被封爵伯侯,就是论功而赏的。立功经过是这样的:
这一年的春天,有位名叫武长春的辽阳男子,在逛妓院时,趁着酒兴,信口开河说些大逆不道的言辞,被东厂的人抓获,由许显纯掠审严讯。审讯的结果是:如果武长春的案子不及时破获,那么肯定会有犯上作乱之举,后果不堪设想!幸亏赖厂臣忠智,才立此奇勋。魏良卿当然是得了头功。天启帝知道后,自然十分高兴,论功行赏,给封了肃宁伯,赐了铁券(可依此免死),不久又把他晋升为肃宁侯。
或许有人认为武长春的案子显然被夸大了,有邀功之嫌。其实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且不说在这种时候,满朝文武是否有人敢提出这种不合大势所趋的问题,单就武长春的案子本身而言,其功也是可大可小的。武长春在妓院中胡说八道本是事实,谁能保证他后来不犯上作乱呢?更何况犯上作乱本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像武长春这样口出狂言可以算是逆贼,像后来李自成那样率兵几十万造反也算是逆贼。虽然那位武长春被抓获时仅仅只是口出狂言,而且看起来也不太像是李自成式人物,但问题在于又有谁能保证这位在妓院中被抓获的武长春今后不会变成另一个李自成呢?既然这样,算作大功一件也不为过。天启帝大概也是这种想法。被魏忠贤蒙在鼓里的天启帝,想不通在这种尧舜之治的太平盛世,竟还有这样十恶不赦之徒想要造反,幸亏魏良卿及时破获,否则一旦得逞,怎么得了。因此,他到这年的十月份,又诏令给魏良卿进爵,封为宁国公。当然,在几个月中晋秩三级,快是快了点,但也不违反特例特办的原则。
知道魏良卿被封的缘由后,就不难理解魏忠贤一族及其亲信中竟会有那么多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封赏了。
尽管此时的朝廷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要在如此之大的帝国内找些粉饰太平的所谓功绩,也不算是件难事。像袁崇焕在宁远打败了努尔哈赤、各边关修建了堡垒、南京孝陵修葺完工、在甘肃很偶然地打了胜仗、法司缉获了盗贼,等等,都是不错的题材,并被上奏京师。
既然所有的功绩,都是由于魏忠贤领导有方,那么朝廷就应有功必奖,方能体现奖赏先进、激励来者的治国宗旨。问题在于魏忠贤已位尊上公,不能再升了,否则便有喧宾夺主之嫌了。
好在本朝的列祖列宗们,早就对此做出过一些基本的规定,使得魏忠贤的家人们可以分享其荣誉。魏忠贤的族孙魏希孟、魏希孔等,都世袭都督同知,外甥傅之琮、冯继先,俱为都督佥事。魏忠贤的亲信也有近二十位获得了类似的名目。
自从督饷尚书黄运泰喊出“九千岁”后,“九千岁”似乎已是魏忠贤的代名词了。大概是“九千岁”还不足表达心中的祝福,据说后来又有人给他加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离万寿无疆仅一步之遥了。
到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有位叫陆万龄的监生,突发奇想,向朝廷建议:要求把魏忠贤供祠于国子监,配享孔子,而把魏忠贤的父亲,配享启圣公。陆万龄是这样陈述理由的:
“孔子作《春秋》,厂臣(指魏忠贤)作《要典》(指《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了东林党。礼宜并尊。”
这位陆监生的意思是,孔子之功,是作《春秋》、诛少正卯,魏忠贤作《三朝要典》、诛杀东林党,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既然贡献差不多,魏忠贤也就可以与孔子平起平坐。不过这位陆监生当时尚无资格直接上书魏忠贤,所以只得请国子监司业林釬代奏。林釬阅后,用毛笔一涂,当天就挂冠棂星门辞职而去。另一位司业朱之俊却代为奏请,朝廷认为陆监生讲得很有道理,下令实施。而那位不愿代奏的林釬则被削籍。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可以与万世师表的孔圣人在国子监平起平坐,同享供奉,而这样的主意竟是由熟读孔圣之书的一位监生提出来的,不知孔圣人对此有何想法。
到了七月,魏忠贤因所谓的宁锦大捷而再次大封特封。
他的从孙魏鹏翼被封为安平伯,加少师;从子魏良栋被封为东安侯,加太子太保;魏良卿被加太师。顺便说一句,前两位当时尚在襁褓之中,还不会走路。
魏良卿还代天启帝享南郊,祭太庙。这些事本来都是由皇帝亲自做,一般不能由他人代劳的。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帝驾崩。临终之前,这位糊涂的皇帝还在乾清宫召见阁部科道诸臣时,诚心诚意地说:
“魏忠贤、王体乾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当时有一位名叫黄立极的官员回答说:“陛下任贤勿贰,诸臣敢不仰体。”
这样的回答,足以让天启帝放心而去了。是啊!有魏忠贤、王体乾这样的“忠臣”在支撑着朝廷大局,天启帝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他哪里知道,正是这些“忠臣”,已趁他在宫中做木匠之际,把他的大明朝搅得天翻地覆。他留给弟弟信王朱由检的,已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一个绝无复元希望的烂摊子。他更不会知道,在他死后,大臣们给了他一个不太好听的谥号“熹宗”。而在他死后十七年,他的弟弟崇祯帝作为大明朝的末代皇帝,吊死在煤山,追随他而去。
可怜的天启皇帝,至死还觉得魏忠贤是忠臣!是因为天启帝过于糊涂呢,还是魏忠贤实在厉害呢?大概两者皆而有之!正所谓上有昏君,乱臣贼子才会当道,也才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忠臣肝脑涂地!
信王朱由检在天启帝死后两天便匆匆登基,兄终弟及。据说魏忠贤曾有过自己做皇帝的打算,不过是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崔呈秀认为时机未到而作罢。这大概是推测罢了,其实也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
年轻的信王,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以后的十七年中,这位被称作崇祯帝的末代皇帝又是如何呕心沥血,梦想扭转乾坤,而最终却偏偏走上绝路,吊死在煤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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