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掌权后，东林党人濒临灭亡

魏忠贤把那些东林党骨干清除出朝廷后,已基本上控制了朝政。至此,他便开始向东林党全面开刀了。

他首选汪文言作为突破口。

汪文言是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今属安徽),本是一位布衣。这徽州地区,虽地瘠人贫,但出了不少巨商大贾,实力雄厚。而且这些徽州商人,十分崇尚人文,喜交接文人官宦,一旦发家致富,则必然要子弟读书做官,求取功名。这位汪文言大概就是有这样背景的一位人物。他在万历末年游京师,捐纳了一个监生的身份。由于他为人侠义,人也聪明有术,所以结交了不少朝廷要员,如开始时与宫中的实力人物王安、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后来又与韩鑛、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关系都十分密切,也难免参与了不少党争之事。叶向高对他十分欣赏,破格提拔他做了内阁中书。这个位置,对一个捐纳监生来说,当时是不太容易的。

魏忠贤原先也不会考虑到用汪文言作为突破口,内阁中书这样的人物毕竟还是太小了一点。问题是出在阮大铖身上。

这位阮大铖也是安徽人士,极具才华,后来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给了他不少笔墨,把他渲染得家喻户晓,这是后话。阮大铖与东林党人原先并无矛盾,而且与汪文言、左光斗是同乡,关系相当密切,也互知底细。但问题也就出在同乡、朋友这层关系上。

当时吏科都给事中一职空缺,左光斗有意让阮大铖顶这个职位,而阮大铖论资历也应该升迁此职。于是,左光斗便把家居的阮大铖召回。没想到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几位东林党魁,认为阮大铖性格轻躁,不适合任此职,便改由魏大中担任,阮大铖改补工科给事中。兴冲冲的阮大铖犹如冷水泼脸,很不高兴,不仅不感激同乡好友左光斗的提拔,反而记恨起左光斗、魏大中来。东林党人对阮大铖的做法,违背了古训,即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最终吃了大亏。

阮大铖心怀不满,竟唆使同事傅櫆,出面弹劾汪文言结纳左光斗、魏大中,徇私舞弊。汪文言随即被下了诏狱。然而东林党人当时在朝廷还占有优势,而且汪文言也是叶向高提拔的,所以当时负责此案的镇抚使刘侨还是就事论事,没搞什么株连,只是把汪文言除了名,廷杖了事。据说御史黄尊素专门给刘侨打了招呼,说是汪文言不足怜惜,但不要由此祸及缙绅,刘侨也同意并照办了。

魏忠贤自然不满意这种处理,便以刘侨办事不力而撤了他的职,起用许显纯主持镇抚使。不久,御史梁梦环投魏忠贤之意,上疏再劾汪文言,旧案再提。魏忠贤随即指令许显纯将汪文言逮捕下镇抚司狱,严加鞫治。同时,大理寺丞徐大化,也在魏忠贤的指使下,上疏纠弹杨涟、左光斗等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这样一来,汪文言的案子一下子就复杂起来了。

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当时已是水火不容,仇怨很深,大规模打击迫害东林党人,也是不可避免之事。汪文言只不过是魏抓到的借口而已。东林党人在劫难逃。最不值得的是阮大铖。他最初唆使同事弹劾汪文言,本意也只是公报私仇,出口恶气,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后来他活得不尴不尬,遭人唾弃,跟他的这一举措是分不开的。

汪文言被逮捕后,许显纯按照原先制定的策略,一步步逼供、诱供,用尽手段,想撬开汪文言之口,株连东林党人。

株连的名单早已初步拟定。顾秉谦、魏广微两位内阁大学士在此以前就编定了一份《缙绅便览》,把叶向高、韩鑛、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名东林党人或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之人,定为邪党,同时把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同党定为正人,交给魏忠贤,由魏忠贤根据这份名册来定黜徙。

不久,王绍徽又根据《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名目,重新编排了《东林点将录》交魏忠贤。崔呈秀也编了一份《同志录》,内录东林党人名单,另编《天鉴录》,收录不附东林党人的官员名单。这样,魏忠贤已基本上把当时朝廷的官员分成东林党和非东林党两大类,以示甄别。

为了把东林党诬蔑成人人痛恨的邪党,魏忠贤又指使手下为“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翻案。首先由御史杨维垣、给事中霍维华提出重新评判三案,痛斥刘一燝、韩鑛等东林党人当时的处理方法,并由此涉及辛酉(1621)、癸亥(1623)的京察以及其他之事。凡是东林党人否定的人或事,此时全都被翻了过来。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凡是对魏忠贤手下的人有冤恨,或者他们不喜欢的人,一概被安上东林党的罪名,予以打击。到天启五年(1625)四月,朝廷重修《光宗实录》,把上述的这些“成果”以法定形式确立下来。

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倾向,甚至直接就是现实政治的表现。东林党人当时为整倒方从哲及其同党,一上来就追论“红丸”等案,从历史事件人手,达到现实党争的目的。魏忠贤上台后,也同样采取了这种手法。最可怜的是李可灼,他为了那粒该死的红丸,开始是获赏,后来又被罚俸、甚至充军,魏忠贤重论“三案”之后,他又被免除充军,真是朝悲暮喜,大起大落。同样的事,同样的人,因不同的人当政,结果是迥然不同!因此,小人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最好不要去掺和,因为小人物往往是政治斗争中的棋子,具体放在哪里由不得自己做主。

魏忠贤深知,要置东林骨干于死地,像“移宫”之类的罪行还不足至此。汪文言在天启四年底被捕后,许显纯原准备用“移宫”等罪名来迫害东林党人士,并于次年三月正式逮捕前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这六人是东林激进分子,被称为“东林前六君子”。大理寺丞徐大化认为原定罪名过轻,杀之不足以服众,应该给他们上纲上线。于是,徐大化给魏忠贤出了条毒计:

“如果只定他们‘移宫’罪,则无法与贪赃枉法搭上边。如果以杨镐、熊廷弼行贿、他们纳贿来定罪,则事关重大,杀之也更有名目。”

徐大化所以定出这条毒计,也是事出有因。熊廷弼兵败辽东后,被朝廷论处死罪,他为了活命,据说曾托汪文言向内廷许诺行贿白银四万两,得以暂缓执行死刑。但这位熊廷弼也算是清官,平时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话虽说出,到时却又拿不出这笔钱,这下可惹恼了魏忠贤之流,熊廷弼自然也难以活命了。这位恃才傲物的熊廷弼,在位时不肯贪污纳贿,聚敛私财,更不肯给朝中官员馈送分毫,临死前却又要放下架子,梦想靠行贿活命!这位书呆子,至死也不明白,行贿送礼之类的事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要用大把大把的银子的。平时要做清官,不贪不贿,囊空如洗,到这个时候竟还想去行贿求人,靠他一年几百两银的俸禄够吗?

熊廷弼此举,不仅害了他自己,而且还害了那批东林党人。

魏忠贤自然会联想,熊廷弼既然想给内廷行贿,难道就不会给东林党人行贿?在魏忠贤看来,天下哪有什么一尘不染的清官。只要花足工夫,总能找点证据出来,何况还有一个现成的活证据汪文言在手中,不怕他不开口。

许显纯便按照魏忠贤的旨意,重审汪文言。没想到汪文言是条汉子,屡受毒刑,仍拒不承认。被打到实在受不了时,汪文言便仰天大呼:“世上岂有贪赃之杨大洪哉?!”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上,像杨涟(字大洪,一字文孺)这样的清官要是贪赃枉法,真是天大的笑话。他还义正词严地表示:

“你们用这种勾当来污蔑清廉之士,我就是死也不会承认!”

这些话招来的当然是更惨烈的刑罚。许显纯看到汪文言似乎没有承认的意思,便按自己的需要拟写了汪文言供状。没想到已昏死过去的汪文言突然睁眼醒来,厉声斥责道:

“任凭你胡编乱造,到时我一定与你当面对质!”

事已至此,他竟还梦想对质,真是痴人说梦。许显纯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供状编好上奏之时,汪文言自然也就被乱棍打死了。

在许显纯编造的供状上,杨涟、左光斗是各受熊廷弼贿白银二万两,魏大中是三千两,袁化中是六千两,周朝瑞是一万两,顾大章最多,达四万两。这样的数目,是许显纯精心设计的。魏大中之所以只有三千两,是因为魏大中曾力主要定熊廷弼战败之罪,定多了不行。而顾大章之所以要定四万两,也是因为他曾力保过熊廷弼,不然何必如此?除上述六人之外,供状还涉及赵南星等十五位东林党人。

这纸供状最后自然要传到天启帝手中。天启帝见到此状时的心态也是可以想象的。你们这些东林党人,在朝在野时都口口声声仁义道德,骂遍朝廷,没想到却是这种东西,不重治怎么得了?

于是,天启五年(1625)六月,杨涟等六人被下了诏狱。赵南星等十五人被削了籍,削籍是刑事处罚以外最重的处罚,对文官而言,削籍意味着永不起用。另外,这些人仍要被追赃。在天启帝看来,既然受了贿,就要吐出来。这一招更毒!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受贿,家境也多不富裕,哪来这么多钱退赔?这最终苦了他们的家里人。

既然进了诏狱,杨涟等六人的生死只能听天由命了。按制,诏狱由北镇抚司主管。在这里,审讯不受正常司法程序的制约,而只对皇帝负责。既然只有皇帝认为有罪的人才会入诏狱,那么这些人肯定就有弥天大罪,不审就可杀之。但为了印证皇帝的英明,一般还是要审一审,让这些人自己说出自己的罪行来,或许皇帝还会宽恕待人,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假如不识抬举,那么,诏狱也有办法对付。譬如说它除了枷和立枷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刑具,常用的就有械、镣、棍、拶子、夹棍五种。另外,其刑罚也别出心裁,十分厉害,如“昼夜用刑”“琵琶”、梃棍、烙铁、“一封书”、灌鼻、钉指之类。这些虽不是明代的专利,但也足以证明明代并不像后人所认为的那样已缺乏想象力。

正因为如此,明代被投进诏狱的人,几乎都是两种结果:低头认罪或自取灭亡。杨涟、左光斗等这六位东林党人,虽有铮铮铁骨,却也无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

杨涟等进了诏狱,许显纯自然要重点“照顾”,不会心慈手软,但没想到这六位东林党人就是不招。据说左光斗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一条脱身之计。他对另外几位说:

“许显纯辈,要杀我们,办法不外两个:如我们不承认纳贿,则继续用酷刑,直到被折磨至死,此为一;或者乘夜深人静之际,悄悄派人进来把我们杀掉,此为二。但如果我们暂时承认受了贿,则按例应当移送到法司审讯,这样一来,我们或许还有见天之日,可以侥幸不死。”

其他的人听了,也觉得有理,竟先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们到这时候仍抱幻想,认为只要承认了罪行,或许皇帝(或魏忠贤)就会放他们一马,改由法司来审讯,说不定还能求得一条生路。他们就不想想,假如魏忠贤事事照章去办,他们怎么会进诏狱呢?

魏忠贤要的就是他们这样的认罪。不过,魏忠贤却不会放他们一马。因为他们既然承认受了熊廷弼的贿,那么,他们难道就不会受其他人的贿吗?!说不定还有更多的贿赂被隐瞒了。既然如此,就应该继续严加追比,尤其对这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

严加追比就是继续拷打。魏忠贤令许显纯继续对他们用刑,及时汇报案情。此时,左光斗等人才知上当,大错特错了。至此年七月,左光斗、杨涟、魏大中就惨死狱中。杨涟死状最为惨烈,死时身上压着装满沙土的重囊,一根长长的铁钉穿耳而过。左光斗、魏大中死时也是体无完肤,面目全非。过了三天,狱中才报出死讯,三人的尸体已经腐烂,很难辨认出谁是谁了。至八月,袁化中、周朝瑞也在狱中毙命。最后只剩顾大章一人未死,但也并不是他有什么法术,而是因为诏狱的人怕六人全都打死,影响不好,才把他留下移给法司审讯定罪。没想到天启帝最后仍要把他移回诏狱再审。顾大章实在是怕再回那个地方,与其死在那里,还不如自行了断,于是便上吊自杀,求得解脱。

这六位在京师诏狱中受苦,他们的家人也在外面受尽折磨。

杨涟被逮捕时,士民数万,拥道呼号。囚车所过村庄市镇,都焚香设醮,为他祈祷。杨涟死后,家产被没收充公,总数不足白银千两。老母、妻子无处可栖,由两个儿子乞讨求食供养,官府还要不断催逼杨涟的“赃款”,引起了广泛同情。左光斗死后,地方官对其家族严加追比,其兄左光霁被逼死,其母悲泣而死,整个家族尽破。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洢,暗中随父至京师,救父不成,扶柩而归,昼夜哭号,绝食而死。做忠臣的代价实在是太大!这大概也是人人都说忠臣好,但又没有几个人真正去做忠臣的原因吧。

魏忠贤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发指。甚至在他的党羽中,也有人觉得太过分了。像魏广微,本是名臣之后,却投了魏忠贤,做上了内阁大学士。杨、左之狱,他开始也积极参与。但当吏部尚书崔景荣看到诏狱连连杀人时,心中不安,便要魏广微出面上疏制止。魏广微便上了一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杨涟等人今天尽管是有罪之人,但从前也是朝廷命官。即使赃私之事确实,也应转付法司,依据律令定罪,而不应该令镇抚司如此严刑追比。”

他这种良心发现式的建议,魏忠贤自然很不爱听,而且很生气。结果是吏部尚书崔景荣立即被罢免,魏广微也很快下了台。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两人反而是因祸得福,没有继续助纣为虐。可见魏忠贤的爪牙虽全是恶人,但恶人之中,也有稍善之人。有些人今日仍是爪牙同伙,明日却可能变成被排挤的对象。恶人作恶,各人因情况不同,其作恶的程度、分寸也会有所差异。魏广微等人已觉得差不多了,魏忠贤等人却认为才刚刚开始。结果是前者必然被淘汰。正如魏忠贤用天启帝的口气所说的那样:

“朕方率循旧章,而曰朝政日乱;朕方祖述尧舜,而曰不大相侔。”

意思十分明确,即祖宗之制刚刚恢复,尧舜之治也将开始,你们却说什么朝政一日乱于一日,违反祖宗之制,不合帝王之道,真是岂有之理!

魏忠贤当然要一步一步继续走下去!

不久,前辽东经略熊廷弼,被斩首并传首九边。而直接导致辽东惨败的巡抚王化贞却没有同时被斩。不仅如此,御史梁梦环检举说熊廷弼贪污了军饷十七万两,至于他是怎么核算出这个数字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熊廷弼的账本早就毁在广宁。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了。另一位御史刘徽紧接着就检举熊廷弼有家资百万,应该没收以充军饷。因为在他看来,熊廷弼既然仅贪污一项就多达十七万两,再加上纳贿之类,说他有家资百万也不为过。置人于死地重在推理和联想,并依此形成证据,况且熊廷弼这时也不会再开口说话了。

真正受苦的是熊廷弼的家人!

既然熊廷弼贪污了十七万两军饷,铁证如山,那么他的家人就应该退赔出十七万两来。熊廷弼的家产虽然不足十七万两白银,但谁又能保证不是被他的家人转移藏匿了呢?因此,他的妻子自然要被凌辱,他的儿子只有用刀抹脖子自杀。而他儿子的畏罪自杀,更证明上述推论是合理的,追赃必须继续。这下该轮到熊廷弼的姻亲族人倾家荡产了。

当然,也有人要为熊廷弼鸣不平。武弁蒋应阳,竟然要为熊廷弼喊冤,结果,被立即处死。太仓人孙文豸、顾同寅,作诗讽刺,也被以诽谤罪处斩。其同乡长洲人陈仁锡(编修)、文震孟(修撰)也受株连被削籍。(www.xing528.com)

天启五年(1625)十月,辽东督师孙承宗被罢免,高第代之为经略。

孙承宗这位带有东林党色彩的主帅,在辽东经营得不错。他在山海关外,先筑宁远城,进而守锦州、右屯、大凌河(即关外三城),开屯田五千顷,起用名将袁崇焕,基本上稳住了阵脚。但他与魏忠贤不是同路中人,魏忠贤虽要用之守边,但始终不太放心。至此,魏忠贤才下决心让其下台,代之以自己的心腹兵部尚书高第。

高第胆子比较小。据说他得知自己被委以重任后,吓得放声大哭。到前线后,他首先下令关外军民放弃堡垒,撤到山海关内来。在他看来,孤零零的几个堡垒,怎么能守得住?还不如自己撤退。一时间,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屯山全部放弃,十余万石粮粟弃于空城。关外军民被强行驱赶入关,一路上死伤无数,哭声震天。亏得当时的宁前道袁崇焕坚决不肯撤退,保住了宁远孤城。也正是这座孤城,后来抵住了努尔哈赤的猛烈进攻。努尔哈赤也因此急愤交加,病发而亡。

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朝廷张榜东林党人姓名以示天下。

既然东林党人如此罪大恶极,就应该把这些人公布于天下,不仅要让他们现在臭名昭著,而且也让他们遗臭万年。御史卢承钦说得好:

“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像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林、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应该把这些人全部榜示天下,让这些奸佞之徒无处藏身。”

卢御史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东林党人批倒批臭,让他们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魏忠贤当然大喜,立即把这些东林党人名示天下。按照“君子不党”的古训,当时的人只要一上党人榜,便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天启六年(1626)正月,魏忠贤又炮制了《三朝要典》,进一步打击东林党人。

既然东林党人是这样的糟糕,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想而知。尤其是他们对“三案”(梃击、移宫、红丸)之处理,更是不能容忍。现在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给事中杨所修、霍维华等人提出,应该把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奏章,仿《明伦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于是由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任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任副总裁,至六月,终于编成《三朝要典》。天启帝还为此书撰写了《御制序文》(实由顾秉谦执笔),以示重视和支持。《要典》之中,编书者处处拼命诋毁东林党人,暴露宣扬东林党人的罪行。如对“梃击”案,编书者是这样评述的:

“王之寀竟然以此来开骨肉之争,诬陷皇祖(万历帝),有负先帝(泰昌帝),虽碎其骨也不足赎其罪!”

对“红丸”案,论述得则更精辟:

“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说先帝(泰昌帝)驾崩是不得善终,另有隐情;又附‘不讨贼’之论,诬蔑皇上(天启帝)不得正其始,是罔上不道。”

对“移宫”案,则直论杨涟等人邀功:

“杨涟等人勾结王安,故意加重李选侍之罪,以邀拥戴之功。”

结果是王之寀、孙慎行、杨涟被论为“三案”罪魁祸首。此时,杨涟已死,王之寀则于次年被下诏狱处死,孙慎行被追论遣戍宁夏。当时正在重修《光宗实录》,凡事涉三案的,都必须根据《三朝要典》重新改动。实录实录,顾名思义就应据实而录,但事实上从来就做不到。《光宗实录》修成不久,魏忠贤上台就要重修。后来东林党人重新上台,便又再改,前后共修了三次。好在这也不是明末的独创,唐初李世民上台后就改过其父亲的实录,本朝成祖朱棣也改过《太祖实录》。改来改去,不外乎是把自己越改越好,把敌人越描越黑。历史总想做高高在上的公证人、审判员,但写历史的人又有几个能不食人间烟火呢?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下令逮捕东林党人前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苏松巡抚周起元,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这几位就是“东林后七君子”。

他们都是魏忠贤及其党羽恨之入骨之人。

高攀龙,是东林党魁,官至高位,在位时处处为难魏忠贤。魏氏手下干将崔呈秀曾吃过高氏大亏,对他最是痛恨,不杀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周顺昌,也是令魏忠贤头痛的人物。有人认为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疏,就是由他起草的。他赴湖广乡试时,又竟然在题目中提到赵高、仇士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魏忠贤自然不悦。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高攀龙、赵南星被解职返乡时,这位周顺昌竟公然相送至郊外,还与他们执手叹息。魏忠贤已实在不能再容忍了。正巧周顺昌也提出休假回乡,魏便让一小宦官赶到内阁,带去一个口信,说:

“此人尚可留在这里送客吗?”

有了这句话,内阁自然也就让他削职回乡。没想到这位周顺昌,在老家吴县乡居时,仍不收敛。魏大中被捕后,囚车路过苏州,周顺昌不仅请客摆酒,与魏大中同起同卧三天,还要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魏大中的孙子。当押囚的旗尉几次催魏大中起程赶路时,周顺昌千不该、万不该,竟当众指名道姓痛骂魏忠贤。魏忠贤听到后,能放过他吗?这几句话后来要了周顺昌的命。

周宗建,是满朝文武中第一个弹劾魏忠贤的,甚至还指责魏忠贤目不识丁,大揭其短。李应升、黄尊素等人,也都是积极追随杨涟攻击魏忠贤的。魏忠贤大概至死也不会忘记李应升奏疏中的那几句令他胆战心惊的严厉之辞:

“忠贤之罪千真万确,无可复辩。千罪万罪,又不胜辩。臣为陛下计,莫若听忠贤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为忠贤计,又莫若早自引决,以乞帷盖之恩。不然,恶稔贯盈,他日欲保首领而不可得!”

这种杀气腾腾之语,魏忠贤岂能忘记!尽管魏忠贤人在京师,但对这几位乡居江南的宿敌并没有放松警惕。沈㴶之弟沈演,时时监督,定期向魏忠贤汇报。苏杭织造李实,也密切注意江南动向。后来,魏忠贤干脆找来一份空白奏疏,令心腹李永贞,用李实的名义填写上奏,弹劾这一批东林党人。具体罪名是,周起元为苏松巡抚时,私吞钱粮几十万,并常与高攀龙等人往来讲学,图谋不轨,并顺手把周顺昌等人的名字写了进去。然后矫旨逮此七人,下诏狱。

在缇骑逮捕这七人时,江南发生了激烈的民变。

高攀龙在家乡无锡得知消息后,知道在劫难逃,便先去道南祠(宋代无锡先贤杨龟山祠)拜谒先贤,为文以告。然后回家,与两位学生及一位弟弟饮酒于后花园中的水榭之上,算是诀别。到晚上,便给皇上写下《遗表》,然后整好衣冠,自沉水池,以死相抗。他的《遗表》称:

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

高攀龙真正实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诫。他以一死抗争邪恶,恐怕也保住了自己的甚至也是读书人的尊严。不过,他这种举措及其内涵,不会被那些把自杀一向视作是畏罪、自绝的爪牙、帮凶所看重,也不会被那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观念的凡夫俗子所理解。

京师的缇骑到达苏州后,遇到了大麻烦。周顺昌为官清廉,为人好义,而且为家乡做过不少好事,所以在家乡的威望很高。周顺昌被捕之日,全城几万人不约而同,都举着香要为周吏部请命。执行逮捕的缇骑,见此情形,十分生气,大声斥骂道:

“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竟敢如此!”

说完,便大呼囚犯(周顺昌)何在,还把铁镣手铐之类的刑具往地上狠狠一掷,铿锵有声。这批为天子卖命的打手,原以为只要拿出点气势来,便能吓得住文弱的苏州人。没想到一向文弱的苏州人一下子被激怒了,竟像山崩地坼一样,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一人,其余负伤之人,惊得跳墙逃走。

当时另一支准备赴浙江逮捕黄尊素的人马,也正好泊船在苏州胥门之外,被苏州人围住痛打,船也被击沉。缇骑跳水而逃,才活下命来,但却把捕人的凭据驾帖弄丢了,竟不敢去浙江抓人。在常州抓缪昌期、周应升的人马也遇到了类似的抗争。

周顺昌、黄尊素等人,都是自己去当地官署,自投诏狱的。

据说魏忠贤接到苏州民变的消息后,也非常紧张。不久又接到报告说,已有五名倡乱首犯自首,城中局势也已弹压,他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被处决的那五名首犯是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他们是市井平民,大概也不具备倡乱的号召力,但在政府缉拿凶犯时,自动站了出来,承担责任,以自己的死,保住了苏州全城的平安无事。魏忠贤垮台后,苏州人追念其恩德,在虎丘旁为他们造了很有气魄的合葬墓,并由复社领袖张溥写下了那篇著名的《五人墓碑记》。苏州人还为他们立祠享祭,不过用的是原先为魏忠贤造的生祠,大概是为了废物利用吧。对苏州人的这种安排,这五位亡灵有无意见就不得而知了。试想:几年前尚是为魏忠贤祈祷祝福的生祠,几年后却又被改造而用来纪念这五位壮士,而后者却是因前者而遭残杀,这种情形,总是有点别扭,也让人感叹世事的不可捉摸!

下诏狱的六位东林党人,在许显纯的手中被整得惨不忍睹,毙命于狱中。

缪昌期,第一个被送进诏狱。在狱中,他慷慨对簿,言辞、气势不屈不挠。他被诬受纳三千两白银,备受毒刑后,终被活活打死。至于死期具体是何日,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他曾为杨涟起草了那个名疏,所以在五月十二日尸体被领出时,他的十根手指竟已全被打落,塞入两袖之中。

周顺昌,性格最为刚烈。他在狱中仍对魏忠贤骂不绝口。许显纯恨他此时竟仍敢大骂其主子,便用铁锥硬是把他的牙齿一颗颗给挖了出来。周顺昌仍不屈服,把满口鲜血吐到许显纯脸上,大骂不止。许显纯便在夜中派人将其杀害,时为六月十七日。三天后,尸体被领出,皮肉已全部腐烂,仅存发须依稀可辨。

周宗建,因首劾魏忠贤目不识丁,被坐赃一万二千两,许显纯对他下手也最毒。经多次毒刑,周宗建已奄奄一息,倒卧在地,不能出声。许显纯见状,恶狠狠地问道:

“你还能骂魏公一丁不识吗?”

然后就用沙袋压在他身上,使其气绝而亡。这一天是六月十八日。

黄尊素入狱后,也备受煎熬。他自知狱卒将加害自己,便叩首谢君父之恩,赋诗一章。当时狱中仅存李应升一人还活着,关在隔壁牢房,黄尊素便隔墙与他诀别,说了声:

“仲达(李应升字),我先走了。”

当日黄尊素遇害,时为闰六月初一日。黄尊素就是“清初三大家”之一黄宗羲之父,家中赤贫,坐赃虽不足三千两,但仍然赔不出来。家人为此吃尽苦头,最后还是靠故旧、同年及乡人捐助,才交清此款。

闰六月初二日,李应升也被杀于狱中。

周起元,因道路最远,被解到京师下狱时,前面几位已经归天。当时李永贞代李实上疏弹劾周起元贪赃枉法时,随手写下数十万白银之数。许显纯便以此数追赃,周起元受尽折磨,于九月毙命诏狱。其家产全被没收充公,因远不足额,则株连无辜,以致亲友无不倾家荡产。周起元在苏松巡抚任上,掌管的赋税成百上千万两,只要稍起贪心,便是大富,而他却一尘不染,严于律己。家人亲友在他生前未得到什么好处,在他死后却为他背黑名,破财遭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