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这个新年号的启用,似乎一开始就预示着凶兆。
天启元年(1621)春三月,辽东战局大坏。努尔哈赤乘初春之机,大举反攻,夺取沈阳、辽阳两大重镇,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尽降满洲。经略袁应泰、巡抚御史张铨等人战死。
消息传来,朝廷大震。
本来,在杨镐兵败之后,熊廷弼在辽东已逐步立住了阵脚,辽东局势也有好转。但熊廷弼与朝廷诸臣搞不好关系,满朝文武喜欢他的不多。适逢与他有私怨的御史姚宗文赴辽东阅边,回来后大肆攻击熊廷弼,姚宗文的同伙也纷纷应和,说熊廷弼破坏辽疆。熊廷弼愤然抗疏求罢,朝廷便派袁应泰这位并不精通用兵之道的文官接任经略之位。没想到才几个月,辽东局势便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朝廷急命王化贞巡抚广宁。在此以前,王化贞以参议守广宁,在辽河西部颇得人心。辽沈失守后,前线无将,便就地任命王化贞为巡抚。至六月,朝廷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驻山海关,赐尚方宝剑,节制诸路人马。熊廷弼竟然在这种危急关头再次上任,真不知他是保国卫疆,求功心切,还是一时意气用事,全不知其中关节!
朝廷此次起用熊廷弼,完全是出于无奈。辽河以东全线崩溃后,朝廷才想起如果熊廷弼在前线,局势当不至如此。于是在大学士刘一燝的提议下,朝廷决定重新起用他,而他也竟然又轻率上任。但此次复出,形势已今非昔比,不仅辽河以东城寨尽失,更严重的是,巡抚王化贞并不听熊廷弼节制,反而处处与他对抗。熊廷弼一到前线,就感到事不可为,凶多吉少了。但他此时已无退路。
熊廷弼一到前线,就发现广宁巡抚王化贞的战略大不对头。王化贞原非帅才,也不知如何用兵,他根本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一味迎合朝廷的意思,主张不切实际地进攻。这与熊廷弼的战略大相径庭,熊廷弼自然不能同意,双方失和也由此开始。
然而,王化贞是很有背景的人。当时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坚决支持王化贞。此年十月上任的内阁首辅叶向高是王化贞的座主,两人有师生之谊,自然也偏向王化贞。或许是朝廷太需要辽东的胜利了,因此当时朝廷上下几乎是一致支持王化贞的进攻。王化贞则在朝廷的支持下,率广宁的官军四万,合毛文龙的两万余人,先后五次出击,却都是无功而还。熊廷弼也被迫由山海关移镇广宁前线,但已被架空。他多次要求朝廷节制王化贞,但朝廷绝大多数官员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要求王化贞不要受熊廷弼节制,而王化贞也上书朝廷,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辽东。真是有点痴人说梦!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的部队突然反攻,西渡辽河,一举攻破西平堡,并击败明朝援军。王化贞手下最得力的战将游击孙得功叛降。孙得功原想生擒王化贞邀功,幸亏王化贞在部将的保护下,仓皇逃出了广宁。至大凌河畔,王化贞遇到了熊廷弼,便失声而哭,熊廷弼则微笑着说:
“六万大军,一举荡平,何至如此?”
但熊廷弼至此也无回天之力。他把自己的五千兵马交王化贞带领,殿后掩护,焚烧积储后全线撤入山海关。此役之败,使辽河以西包括重镇广宁在内的四十余城尽入满人之手,明军的防线几乎退到了山海关一线,并已无路可退。辽东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丢得一干二净。
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大震。最后是熊廷弼、王化贞一起被逮入狱,论死。兵部尚书张鹤鸣不久也被罢免。熊廷弼这样的结局,多少有点代人受过。不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他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到后来魏忠贤大杀东林党人时,他还要被当作替罪羊,断送了性命。
从张居正到熊廷弼,似乎不难看出,明末的能干之臣,凡是干出点成绩来的,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辽东的惨败,已给朝廷敲响了警钟。不久,朝廷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至此年八月,孙承宗亲自赴前线经略蓟辽。这在明朝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先例。这说明朝廷已认识到体制上存在的问题。(www.xing528.com)
明朝历来重文轻武,主张文治。武将和兵丁几乎都是世袭,没有什么地位。兵员的招募训练、粮饷的供给等等,差不多都由文官负责。即使遇有战事,前线统兵指挥的主帅,也由文官担任。而最后的决策权往往也由朝廷兵部、内阁的文官掌握。前线战将身边,往往还有文官掣肘。这种体制,本是明朝已十分成熟的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目的是限制军人在帝国中的权力,以免后患。就此点而言,效果当然是很不错的。
但至战时,尤其像辽东之战这种大规模战争时期,这种体制就很成问题。前线的主帅并无战场上的绝对指挥权,几乎所有大事都要由朝廷最后决定。任何人物都可以指手画脚,说上一通,效率之低,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有人际关系、粮饷供应、兵员调动补充之类的因素。就是说,前线主帅受到的牵制太多,不能有效、合理、迅速地制定战略决策,动用战争资源,调动兵力等等。这当然是兵家大忌。相反,努尔哈赤能集政治、军事、经济于一体,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物力,把他的满洲搞得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两者相较,优劣自明。明朝在辽东的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杨镐到袁应泰,再到熊廷弼、王化贞,朝廷在辽东节节败退,原因固然很多,前线主帅当然也难逃责任,但责任最大的,仍应是朝廷本身。战争是检验一个政权能力的最佳手段之一!辽东的仗打成这种样子,而朝廷却仍没有改变原有文官制度下的军事体制。直到辽东丢光了,才想起要改革,授孙承宗以全权,但为时已晚。试想,如果熊廷弼几次经略辽东中的任何一次能获如此全权,局势或许就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这当然只是假设,而历史恰恰是不允许假设的。
更为遗憾的是,明朝文官制度的这些毛病,到后来仍顽固地影响着时局的发展。孙承宗不久就被罢免。而在明朝的最后一朝崇祯朝,当朝廷的军队与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以及与满洲军进行生死决战时,这样的事仍是屡见不鲜,可以说是与明朝相始终的。
在距此三百余年以后的1964年农历正月初一日,一位熟谙历史的伟大人物曾即兴评点了明史,发表了一些高论。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是不识字,一个是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就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这番话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也不乏激愤之情,但确实击中了明朝文官制度下的某些体制性的痼疾。
在天启元年(1621)还发生了另一场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地点是在四川、贵州。此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利用朝廷在四川征兵赴辽东之际,突然发动叛乱,杀死重庆巡抚徐可求及道府总兵官二十余人,占领重庆,并迅速分兵破泸州,陷遵义、兴文,一时川贵响应者无数,最后兵围成都,并建立大梁国号,封丞相以下官员,大震西南。这次叛乱,一直到第二年才得以平息。
奢崇明的叛乱,还引发了天启二年(1622)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头目安邦彦的叛乱。安邦彦自称罗甸大王,攻下毕节。贵州诸部群起而助之,攻城略地。安邦彦率军直逼贵阳,围贵阳十月之久。城中缺粮,以致发展到饥人相食的地步,先是吃死人,后吃活人,到最后甚至亲友相食。知县周思稷,竟自杀以身充军粮。等到外面援军赶来解围之时,城中原有的十余万住户已所剩无几。
到天启二年(1622)五月,白莲教徒徐鸿儒在山东发动叛乱。明末时,蓟州人王森倡导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下设传头、会主诸号,传授白莲教,一时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信徒无数。后王森虽被捕入狱致死,但其子王好贤,以及骨干徐鸿儒、于宏志承其衣钵,继续发展白莲教的势力。至天启二年,王好贤等见朝廷尽失辽东,人心思乱,便约定是年中秋节起事。后因计划泄密,徐鸿儒在山东首先起事。他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率众在山东攻城略地,坚持了九个月。徐鸿儒最后兵败被俘,送京师,磔于市。临刑前,据说他曾长叹道:
“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余年,徒党不下二百方,事竟不成,天意也!”
天启初年的这些外祸内乱,已预兆着天下大乱的日子为期不远。大明朝的法统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不仅关外的努尔哈赤已立国有年,对大明朝虎视眈眈,就连四川的永宁土司奢崇明、贵州的水西土司安邦彦,竟也敢称王立国,来与明廷一争。而山东的徐鸿儒,更是自号中兴福烈帝,建元大成兴胜,公然认为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经到来。大明朝的权威,已经开始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从川贵、山东的三起内乱来看,大明朝的虚弱与无能至此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叛军在开始时几乎遇不到真正有效的抵抗,如近在京畿的山东,在徐鸿儒起兵时,境内几乎无官兵可调可用。而在平叛过程中,中央政府也几乎无力顾及,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央政权的权威,在关键时刻要有实力作为基础,否则肯定难以长久维持!
那么,这时候的朝廷官员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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