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帝突然驾崩后,朝廷于仓促之间急忙着手新天子的即位工作。各派人物纷纷登场,争执重起。
九月初一日天刚亮,泰昌帝驾崩于乾清宫。当时,其宠妃李选侍与心腹太监魏进忠(即后来的魏忠贤)试图把皇长子朱由校挟持在乾清宫,与朝廷官员讨价还价。当群臣要进宫入临时,宫中的宦官们竟然推推搡搡,不让入内,气得给事中杨涟大声斥骂。
大臣们最终还是进入了乾清宫,依礼哭拜了泰昌帝,却发现皇长子朱由校不见踪影。大学士刘一燝追问皇长子下落,乾清宫上下无人应答。刘一燝情急之下,声色俱厉,高声呼喊:
“谁敢匿新天子者!”
这话当然是说给里面的李选侍听的。这时,有一位叫王安的太监想了一计,打破了僵局。他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历来与外廷关系不错。他见此情形,便走到里面去见李选侍,并骗过李选侍,一把抱起皇长子朱由校,拔腿就向乾清宫门外跑去,群臣一看人已到手,也跟着王安跑。宫中的宦官们一看情况不妙,急忙追赶,在宫门处扯住王安的衣服,要求把皇长子送回宫中。杨涟大声呵斥,与宦官周旋,刘一燝和其他人则乘机把皇长子塞入辇中,急匆匆赶到文华殿。
文华殿内,群臣都在急等消息,见皇长子驾到,一片跪倒,口呼万岁,行君臣大礼。礼毕,群臣们就为新天子即位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此日午时就可即位,有人提出等到初三日即位。而护驾出宫出力最多的杨涟,则不同意仓促即位。他说:
“今海宇清晏,宫内也无嫡庶争夺之嫌。老皇帝才死,尚未入葬,丧服临朝也不合礼制。”
针对有人提出新天子登基则天下人心安定的说法,杨涟反驳说:
“天下安与不安,不在于新天子即位的早晚。只要处之得宜,问题也不大。”
最后,杨涟的意见占了上风,群臣们决定,另择吉日登基。但为防止皇长子落入李选侍手中,皇长子不回乾清宫,而是去慈庆宫居住。
杨涟自以为此事处置得当,没想到被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他们连声严责杨涟不速立新君,是误了大事。他们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如果事情出了什么差错,你死后的一百多斤够天下人吃吗?”
杨涟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
其实,杨涟与左光斗,同是东林党人,后来也同列为“东林前六君子”,惨遭魏忠贤的毒手。左光斗之所以要如此严责杨涟,正是害怕夜长梦多,新君即位遇到麻烦。
左光斗的担心,有想象的成分,但也有事实的根据。当时李选侍仍居乾清宫,控制着宫中的局面。廷臣凡有奏章,必先进乾清宫,由李选侍过目,然后才能再到慈庆宫皇长子朱由校手中。对这种局面,许多大臣感到不安。性格刚烈的御史左光斗更是忍无可忍。他上了一个措辞激烈、言语刻薄的奏疏,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出乾清宫,到她该去的哕鸾宫去。左光斗说:
“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只有天子可以居住,也只有皇后和天子可以共住。其他妃嫔,虽可以依次进御,但不可以常住。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区别尊卑。”
然后,左光斗话锋一转,直逼李选侍:
“选侍既非皇长子嫡母,又非生母,没有名分,却至今不早做决断,搬出乾清宫。这是借抚养皇长子之名,行干政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再见于今日。将来之后果,不忍道出!”
左光斗这份奏疏,淋漓尽致,毫不掩饰,气得李选侍派员宣召左光斗进宫严责。偏偏左光斗不买账,说什么我是天子法官(御史),非天子召不赴,你们算什么?丝毫不给李选侍面子。大学士中,刘一燝支持左光斗,而首辅方从哲则认为这种事能缓即缓,不必如此急迫。
到天启帝正式登基前的一天,杨涟再次上疏,指责李选侍明托保护幼主之名,阴图专权擅政之实,并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宫。内阁学士刘一燝、韩鑛,拉着首辅方从哲,要求皇长子立即降旨移宫,并站在宫门外等旨,大有逼宫之势。李选侍被逼得没法,只好乖乖地去哕鸾宫。皇长子随即移回乾清宫。
哕鸾宫是打发妃嫔宫女了却残生的地方,与冷宫无异。李选侍年纪轻轻,自然不肯去这样的地方,所以她开始时要临终前的泰昌帝封她皇后,后又要挟持幼主,目的就是想留在待遇较好的宫中,倒未必就是像杨、左之流所说的那样,要驾驭朝政。只不过李选侍做事,总有点胡搅蛮缠,结果给外廷抓住了把柄。话又说回来,像李选侍这样的女性,年纪轻轻,毫无经验,满朝大臣都明着欺负她,她除胡搅蛮缠之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天启帝终于正式登基了。
为了年号问题,也曾有过一番争执。泰昌帝即位时,曾议定第二年启用泰昌新年号,没想到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就撒手归天。新天子天启帝即位,按理明年就应启用天启年号,但这样一来,泰昌年号实际上就没有位置。无奈之下,朝臣们想了一个变通之法,即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最后四个月算是泰昌元年,到第二年启用天启年号。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天启即位之时,朝廷局面还算过得去。虽然内阁首辅仍是方从哲,但当时被称作是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以及不少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官员,在朝廷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具备一定的优势。但东林党人并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机会,树立绝对优势,反而抓住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大做文章,闹得沸沸扬扬,到后来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www.xing528.com)
左光斗等人仍抓住李选侍的问题不放。李选侍移宫时,手下人大概顺手牵羊,从乾清宫中盗走一些宝物,被发觉后交法司严办。一时宫中人人自危,谣言四起,说李选侍被逼得要上吊,皇八妹(选侍之女)要跳井云云。御史贾继春很是看不过去,便上书内阁,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他说:
“新天子刚刚即位,不应诱导他违忤先帝之意,逼迫庶母(指李选侍)。先帝尸骨未寒,而其妻女却已不保。”
因事及移宫,左光斗、杨涟坐不住了,立即纷纷上书,论争由此再起。天启帝回想起李选侍凌辱其生母、要挟先帝册封皇后,以及妄想垂帘听政诸状,不禁火冒三丈,当众历数其恶,并严责贾继春,闹得朝廷一时沸沸扬扬,不得安宁。
作为首辅,方从哲的做法就跟左光斗、杨涟不太一样。在他看来,处理这类事情,大可不必如此。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杨涟、左光斗那种逼李选侍移宫的做法,后来更是反对天启帝公布李选侍的罪状。从其位置来看,方从哲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东林党人决不会同意!他们认为,方从哲的做法,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是贪恋权位!因此,在移宫之事平息后不久,他们又抓住泰昌帝的死因,大做文章,重提“红丸案”,把矛头直指方从哲。
所谓红丸案,就是要追究泰昌帝猝死的治疗责任。泰昌帝从起病到驾崩,时间很短,而且在去世前曾服用了两粒红丸,导致病情迅速恶化,所以东林党人纷纷指责这是误诊误服,要追究所谓的医疗责任。
其实,泰昌帝服用红丸的经过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而且也是泰昌帝自己点名要服的。
八月初十那天,泰昌帝已感不适,召御医诊治。到十四日,内侍崔文升进泻药去火,泰昌帝服用后,一昼夜泻了三四十次,病情恶化。京师一时纷纷传言,说这是郑贵妃指使的,是想谋害泰昌帝。于是给事中杨涟、左光斗与吏部尚书周嘉谟逼郑贵妃移宫,使其不能插手治疗,并要求首辅方从哲查办崔文升,督察御医慎重下药等等。首辅方从哲也都一一照办了。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
鸿胪寺丞李可灼本无医术,但不知从何处找到一个偏方,说可以医治皇帝龙体。第一次进药时,被首辅方从哲拒绝。但李可灼仍通过宦官把这件事告诉了泰昌帝。泰昌帝在临终前一天的晚上召见大臣时,就问首辅方从哲:
“鸿胪寺进药者安在?”
方从哲当然不敢说泰昌帝是病急乱投医,只能说鸿胪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但臣等不信,没让他进药。泰昌帝坚持要李氏进药,大臣们不放心,商议再三,决定让两人先试服,结果是一人益一人损,没有把握。正在犹豫之际,泰昌帝坚持服下了第一粒红丸。服下以后,泰昌帝感觉良好,并连赞李可灼是忠臣。但第二粒服下后,病情逆转,到第二天清晨就归天了。
从治疗过程来看,以方从哲为首的大臣们还是十分谨慎的。至少方从哲本人是没有什么把柄可以给人抓到的。
给皇帝治病,历来是件棘手的事。按理说,皇帝是半人半仙式的人物,本应万寿无疆,而不会像凡夫俗子那样食五谷、生百病。但事实上,即使是皇帝本人,也知道这是骗人的把戏,皇帝也一样会生老病死。但皇帝生病,毕竟与凡人不一样。首先是生了病不能讲,至少是不能随便讲,甚至是明知有病却还要故意讲些万寿无疆之类的谎话,遮人耳目,以免动摇人心。其次是没人敢主动去治,但被点到后也没人敢不去治。治好了自然有功有赏,但治坏了甚至治死了更是担当不起的罪名。所以给皇帝治病时都要组成一个班子,由官员和太医组成,共同承担责任。在具体诊治时,更是议了再议,先求平安无事,决不冒险。
方从哲自然深晓此事关系重大,决不会乱来。或许是泰昌帝也深知其中原委,求治心切,所以自作主张,先服崔文升进奉的泻药,后又坚持要服李可灼的红丸,导致病情恶化而猝死。
所谓仙丹红丸,极有可能是用道家方法炼出来的一种红汞化合物,一般呈红色,有微毒。这种药物在当时是一种据称可治百病但实际上什么病也治不好的东西,服多了会引起慢性中毒。李可灼身为鸿胪寺丞,并不是御医,本不应该去进什么药。他或许是邀功心切,或许是忠心可嘉,硬是进奉此药,没想到不仅没有神效,反而惹下此祸。但细论起来,李可灼也没有多大罪责,药是泰昌帝自己要吃的,服完以后还称赞李可灼是忠臣。况且泰昌帝要服药时,不仅方从哲在场,其他大学士如刘一燝、韩鑛,尚书周嘉谟、李汝华,侍郎孙如游,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杨涟,英国公张惟贤等人也在场。服药之事,众目共睹,没有什么可说的。
或许正是出于大局安定方面的考虑,首辅方从哲决定承认既成事实,不去无限上纲,追究什么责任。开始时,他拟旨给那位进丹药的李可灼白银五十两,算是奖励,同时息事宁人。但很多人对这种处理很不满意。御史王安舜首先弹劾方从哲,说他先是轻荐狂医,后又赏其银两,自掩罪行。方从哲无奈,只得重新处理,改罚李可灼俸禄一年。不久,御史郑宗周弹劾那位进泻药的崔文升,要求把他移送法司治罪。方从哲认为此举太过,便改由司礼监处理。没想到此举引起了朝臣的群起攻击。
御史马三元、焦源溥、郭如楚,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寺卿曹珖、光禄寺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等,纷纷上书,说崔文升、李可灼罪该万死,而方从哲竟然徇情包庇,国法何在?给事中惠世扬则撕破颜面,直言方从哲有“十大罪状,可杀三次”。在这种情形下,方从哲再也无法在首辅的位置上待下去了。
到这一年的十二月,首辅方从哲经六次请求,最终获准致仕。
方从哲的时代结束了。他从万历之末开始独秉朝政,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方从哲要对这一时期的所有过失,甚至明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其实,这多少有点委屈。
方从哲作为内阁首辅,自然要对当时的许多事情负责,但不应负全部责任。大明帝国那时已是穷途末日,任何人也难以扭转乾坤。方从哲之后,东林党人一度纷纷掌权,在朝廷中占有相当的优势,但时局也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
在天启三年(1623)六月东林党人杨涟首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与魏忠贤及其阉党公开冲突以前,东林党人及其支持者在朝廷中占有相当的优势。遗憾的是,东林党人并没有抓住机会,控制住局势。他们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并不是很恰当,不仅被人抓住了把柄,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混乱。同时,他们对当时日益强大的魏忠贤,也没有采取断然的有效措施,予以扼制,到后来终受其害。在叙述这些以前,须讲讲天启初年辽东的局势以及几次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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