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的权利之争：崇祯时代

万历帝死后约十天,太子朱常洛在文官的安排下,经过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辞后,终于在八月初一日正式登基即位,年号泰昌。

泰昌帝的正式即位,令天下臣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万历帝咽气前的最后一刻,他们仍担心这位太子能否顺利即位。

既然是太子,又何以要担心他能否顺利即位呢?

原来,这位生于万历十年(1582)的朱常洛,其母亲王氏本是一位宫女,地位低贱。当时年轻的万历帝,一时兴起,致使她怀孕生下了朱常洛。对于这位儿子及其母亲,万历帝自然是没有什么亲情的。万历帝宠爱的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常洵。平心而论,郑贵妃和常洵,无论在哪方面,大概都要比王氏和常洛强得多。万历帝的偏心,也是人之常情。

但朝廷的绝大多数文官们不能同意万历帝的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既然皇帝的正宫皇后没有嫡出,那么就应该在庶出诸子中立长。朱常洛虽是宫女所生,但他是皇长子,就理应被立为太子。而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思。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大臣们看来,常洛不立为太子,就是违背了朝廷得以立国的根本基础——祖宗之制。因此,保证常洛的法定权利,也就是捍卫朝廷的立国之本,绝对不能让步。

万历帝见到这些大臣慷慨激昂的样子,心中就有气,也懒得理会。这种态度,反而更刺激了那些大臣们,加重了他们的担心。双方便越争越烈,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往此事上扯,越扯越乱。这就是闹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

开始时,大臣们要求万历帝速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给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占了上风。万历帝就是拖着不办,任凭他们去争,争到不太像话的时候,就拿几个大臣来惩处,但引起的却是大臣更激烈的抗争。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万历帝才立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福王常洵诸子。但大臣们很快发现,福王常洵仍留在宫中,不去洛阳就藩,而太子常洛虽为太子,仍受到冷落,地位反而不及福王。他们更据此进一步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坚决斗争,逼福王常洵去洛阳就藩,以致冲突再起。

文官们的这种做法,或许是过于咄咄逼人了。万历帝是否有立常洵而废常洛之意,至今不得而知。但万历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宠爱郑贵妃,自然也就不愿意郑贵妃因儿子远离而终日伤心难过。因为按照王朝的惯例,诸王就藩之后,几乎就等于放逐,很少再有机会回北京。这种生离死别的滋味,对于大多数做母亲的来说,都难以接受。万历帝自然不想让贵妃因此伤心,更何况他自己也很宠爱福王,从中也能享受到一些父子亲情、天伦之乐。否则,福王诸子一离宫,眼前只剩下一个呆头呆脑的太子,日子实在也是难熬。因此,万历帝开始时不立太子,或许就是不想让儿子们因册立而有贵贱之分。后来不让福王很快去洛阳就藩,也可能是出于亲情,倒并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废立太子,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像万历帝这样的君主,应该不会不懂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但大臣们决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坚决要求福王就藩,并深信万历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郑贵妃的调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依据。按照历史经验,皇帝无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论理本不会做出不英明的事。因此,皇帝的所作所为,假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是他身边出了坏人,不是奸臣,就是权阉。实在找不出这两类人,那么就要从他身边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说过,女人与小人一样难养!其实,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哪有什么资格去做坏事?即使有,也应从男人身上去找原因!但当时的男性是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点的。

最后,福王只得去了洛阳就藩。但大臣们仍担心太子常洛的地位,因为郑贵妃还在,并仍深得帝宠,谁能保证郑贵妃不会惹是生非?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果真发生了一件对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证实了大臣们的忧虑。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竟手持枣木棍,打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的宫门内,击伤守门内侍李鉴,冲至前殿檐下,最后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

从审讯的结果来看,这位男子很可能是一位神经错乱者。他本来是要找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了结私怨的,只是不熟悉宫中情况而错跑到了东宫。但许多官员,尤其是东林党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个阴谋。他们认为,张差是受了郑贵妃宫中太监的指使前来谋杀太子的,其幕后主谋自然是郑贵妃。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之所以能审出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为了包庇郑贵妃,其动机值得警惕,因此坚决要求重审,追查元凶。

现在看来,这实在有点冤枉。郑贵妃纵然有天大之胆,大概也不敢去谋杀太子。退一步而言,即使郑贵妃要谋杀太子,也决不会出此下策。方从哲之流,也同样没有如此之胆。如果郑贵妃真有谋杀之心,而又证据确凿的话,那么,即使是万历帝自己,大概也没有办法保住她的性命,更不用说是方从哲之流了。现在看来,是党争的因素起了大作用。方从哲之流,当时是当权派,自然希望尽早了断此事,不要弄出事端来。相反,东林党那时正处下风,很想借此机会来反击浙党,大做文章。(www.xing528.com)

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破例在慈宁宫中召见有关大臣。万历帝让太子常洛与他的三个儿子出见大臣,并严责大臣们的所作所为是离间他们父子亲情。他拉着太子的手,对大臣们说,此儿极孝,朕极爱惜。如果朕有别意,何不早做打算,废立更置,又何必要等到现在,况且朕的诸孙(指太子常洛的三子)现已长成!接着,万历帝要太子说话表态。太子也因事涉贵妃,不愿多惹是非。他要求群臣速速处理张差,并严厉指责群臣道:我父子是何等亲爱,而你们在外廷却议论纷纭。你们这些无君之臣,是想让我成为不孝之子吗?

话说到这份儿上,群臣们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结果是张差被凌迟处死,郑贵妃宫中的两位太监也被乱棍打死。事情总算平息下来。

万历帝在此以前,已有二十五年不见群臣。许多大臣,虽为官多年,也不知皇帝是什么样子。这次万历帝竟然为“梃击案”破例,也说明当时朝廷为太子的事闹得有多凶。

为了这位太子,几十年来,朝廷不知闹出了多少风波,也不知有多少大臣,挨了棍子,丢了官职。现在终于等到了他登基的这一天,天下臣民此时的心境,就不难想象了。

泰昌帝即位后,迅速做了些顺应民心的事。如发内廷积银百万两充辽东边饷,解燃眉之急;罢一切矿税及监税的中官,起用建言得罪的诸臣等等。

这一切都是用遗诏的名义进行的,是先帝临终前的既定方针。其实,遗诏往往只不过是一纸借口,是借死人之口,说出活人想做的事情。万历帝临终前,曾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各部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缵等人。万历帝当时还能不能说话,到底说了些什么,只有这些人知道。在这些人起草公布的遗诏中,到底有多少是万历帝本人生前的意思,也只有这些人心中明白。

但无论如何,遗诏确实给当时的朝廷提供了一个清除旧朝弊政的机会。

遗诏首先承认了万历朝的弊政甚至万历帝本人的错误。举凡皇帝托病多年、不见朝臣、不亲郊庙、不御朝讲、不批奏章,以及寮寀半空、矿税烦尽、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政多事等等,都在检讨之列。这种错误也只有用遗诏形式让躺进棺材中的老皇帝自己去说,否则,其他任何人大概都不便也不敢说。因为老皇帝尸骨未寒,如果由新皇帝来批评他自己的父皇,也不免有不孝之虞;如有大臣出面说出来,则更有不忠之嫌。另外,去批评一个死人,在“以死为大”的社会中,总让人觉得有点不近情理。但要除弊政,则首先要承认哪些是弊政,因此也只能由弊政的制造者自己去承认。不仅要让他承认哪些是弊政,而且还要让他自己说出清除积弊的具体措施,这样新朝方能依此名义动手。反正老皇帝已死,这样做既不怕他龙颜大怒,也不会伤他脸面,说不定还能让他在死后博得知错即改的好名声呢。

至于新即位的泰昌帝,对此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他十分清楚,他所以能有今天,是仰仗朝廷大臣们的全力以赴。感念之下,他又何必去说三道四呢。更何况他也十分明白,其父在世时的许多做法,也确实太不成体统,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开新政。

因此,泰昌帝即位后,朝廷上下似乎又感到了希望,指望泰昌帝能一改其父之风,与朝廷同舟共济,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