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叫作北京的时候,北京还是幽州,尚隶属于范阳节制。陈子昂那首著名的《登幽州台歌》,就是在此地而吟咏: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首四句的短诗,慷慨悲凉,以粗线条勾勒出夕阳下一个落魄、失意书生的孤独苦闷。或许这种境遇和情怀,也只有在幽州边塞中,面对孤寂与荒凉,才会诱发心中的苦闷与惆怅,引千古幽思。
然而此时的太原正是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作为唐朝的北都(京),政治上不仅帮助长安怀柔诸戎,接纳外国使者和商旅团队,军事上如一枚重磅的棋子,化解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对唐朝的各种军事威胁,正所谓“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州”。
终于有一天,唐朝感受到了来自幽州的近距离疾风骤雨般的击打,甚至连天子都无法保护自己的宠妾。安禄山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数十万大军直扑长安,这一年是天宝十四年(755年)。此后,范阳、幽州、燕云、蓟等名词,在战国时期古燕国消失八百多年后,再次重装上阵登上历史的舞台。
以彪悍著称的安禄山对大唐江山的渴望超过了对杨玉环的追求。市井间流传,安禄山正是通过杨玉环的上位逐渐得到了唐玄宗的信任,逐步萌发了独霸天下的野心。太平久了,便失去了居安思危的警惕;马放南山也好,刀枪入库也罢,更关键的是长安上下没有了斗争的勇气。一路的西逃,让有些人拥有了太多的嚣张。
安禄山以风卷残云般饕餮之口,忽然间咬到了一块硬物,不仅让他难以下咽,硌碎了牙还得硬生生地吞进肚子里。他关注了庙堂之上的王侯将相,却忘记真正的龙虎之声藏在百姓的喧嚣里。因母奔丧正在丁忧守制的郭子仪被重用,率朔方节度兵马,瞬间就收复了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县)、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开通东陉关(山西代县),直扑北部幽州,旬月之间,河北全境收复。
在“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居功至伟。作为唐朝由盛而衰的标志,“安史之乱”对中华大地的影响极其深刻,从玄宗朝渤海国的滥觞之日起,不仅将隋文帝一统天下,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高压防线彻底粉碎,更重要的是给北方多民族发出了强大的心理暗示:中原疲弱不堪,依然是易如反掌的囊中之物。
“安史之乱”中继了北方民族的彪悍。因此在唐朝以后,中国历史又出现了近百年的大分裂格局,至北宋勉强收复沧州以南地区,形成宋辽、宋金对峙的局面。
北宋拱手让出了中原这个巨大的战略纵深,直接导致了他的灭亡。特别是山西全境的失守,在“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失望中,将心理归属和和平祈祷倾向于辽金的统治。不少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民族冲突和战争对黎民带来的重大伤害。有钱的、有权的北方人已经衣冠南渡而去,留下的便是鳏寡孤独,几乎是以引颈受戮的姿态面对刀兵四起的日子。(www.xing528.com)
“幽云十六州”,这个在北宋历史上反复强调的地方,就是现在北京以北,东至渤海、西至大同的广袤土地。大宋三百年,都在为争夺这块土地而苦苦努力。也从此刻,幽州战略地位开始显现,当然中华文明向北的渗透,也以幽燕之地为核心向北牧民族全景展示。
中都之后,蒙古建国,将此地命名为大都,即后来北京皇宫的前身——元大都。战场上的失败,决不代表文化的失利。金国的覆灭没有让中原人士消沉,相反让他们从文化的战略角度,深沉地思考文化与战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由表及里,将仇恨和排斥逐渐转化为谋求“渡江不杀降,百姓皆安顿”的“仁政强国制胜”,希望给野蛮的刀兵以文明的教化。
公元1210年,一个年仅21岁的青年,面对蒙古大军对家乡秀荣(今山西定襄)的十万屠杀,依然北上中都赶考。这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年轻人,在赴京途中偶过汾河滩,途中碰到一个捕雁的人说,他今天捕杀了一只雁,另一只逃脱的雁悲鸣不止,然后投地而死。少年听后非常感动,从猎人手里买回了那只被捕杀的雁,把它葬在了汾河边上,立碑刻下“雁丘”二字,并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落笔,留下千古名篇《雁丘词》。
悲天悯物之人,大多态度鲜明。作为金朝的官吏,他面对蒙古大军充满了仇恨,不仅因为他的兄长死于蒙古铁骑,更因天下亿兆苍生福祉,此人就是金元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元好问。元好问思想的起伏和对蒙元帝国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变化过程。元好问眼中,金朝已经完全继承了汉民族文化衣钵,属于正统的传承和发展,但是面对蒙古的入侵,他又无力回天。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汴京城主将面临大军压城,选择了向元军投降。对此元好问一方面痛恨其变节自保,另一方面又为全城百姓免受屠城而庆幸。作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直接对抗,在全城百姓惊魂未定之下,蒙古军队居然歌功颂德起来。不过蒙古军队也做了一个极其错误的事情:磨平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刻上颂扬蒙古的文字。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让元好问深深感到新秩序建立的重要性,必须要对蒙古进行移风易俗。
移风易俗非礼乐莫属。让蒙古接受汉化,必须给予上层统治者无上光环,用道德的力量约束他的言行。于是元好问利用自己的博学和诗文成就开始不断地接触蒙古上层,包括耶律楚材这样的朝廷重臣。恰巧蒙古高层对汉文化的渴求使双方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为了保留中原文脉,元好问又恳求耶律楚材对54名金朝儒士予以保护和重用,耶律楚材自然一口答应,诚心照办。
万事俱备后,在元宪宗二年(1252年),63岁高龄的元好问对元大都开始了一次近乎是政治玩笑,但结果却相当成功的历史性的游说。元好问以布衣身份给元世祖忽必烈封了一个“儒学大宗师”的头衔,同时蠲免天下儒户的兵赋,将文明和礼仪同野蛮和暴政深深地分裂开来。这个事件标志着元大都在荒蛮的基础上筹建北方的文化中心。从此之后,随着北京政治中心的稳定,文化的力量逐渐彰显出来。
今天,二青会圣火来到首都北京,全国五十六个民族所共同向往的伟大祖国的心脏,倾听新时代迸发出的无穷智慧和最强活力。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像现在这个时代一样完美与和谐、强大而有尊严。山西历史上郭子仪的武功和元好问的文治,与现在国家每一个劳动者和奋斗者在平凡岗位上成为大英雄的事迹相比,与为了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先烈们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和十分渺茫了。
因此,在北京,二青会火炬握得更稳,擎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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