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再现梦中的草原

明朝中叶开始，因为灾荒、战乱的原因，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与衣冠南渡和洪洞大槐树移民相区别的是，此次移民更多的是因为灾荒而自主逃生，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无不饱含妻离子别和血泪惆怅，毫无政治意义，许多人客死他乡，甚至来不及回望一眼家乡暗淡的天空。

科学家现在的解释是，在那期间，地球正处于小冰河期，整个华北被干旱所困扰。人们被迫离开家乡，开始寻找梦想的沃土。

沃土就在北面，与山西紧邻，是一大片青葱的草原，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还有无数悠扬的马头琴下飘扬的哈达。于是山西人沿着浑浊的黄河北上，竭力地扩展着生存空间。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走西口。由于地域不同，“西口”的确切位置并不相同。一般认为，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山西人就是从杀虎口走向遥远的大漠和东北，将三晋的文化不断地向陌生的土地延伸。今天，二青会圣火就来到杀虎口外的内蒙古草原，探寻这片让跑口外的先民们魂牵梦绕的美丽草原。

但是，这片草原并不属于移民们，而是属于蒙古的王公贵族。他们占有大片的草场和牛羊，在清政府的庇护下，每天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蒙古贵族们天真地相信，经过近千年与满人的明争暗斗、分分合合，清朝最终选择与蒙古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例如两族之间除了通婚外，还显著的表现在清朝皇帝们在政治上的献媚。

杀虎口，原名杀胡口，因明朝的于谦从这里起兵攻打瓦剌而得名。但康熙皇帝却御笔一挥，改胡为虎，从此口内口外山河一统。但杀虎口的守备功能却没有丧失，除了收取赋税外，更多的是阻止山西移民北迁大漠。就连过往商旅，关口都要严格登记和询查，出关入关时间要详细核对，严格禁止商人与蒙古族人通婚，更不允许夹带蒙人出境。

这是清政府一箭双雕的计谋。事实上，清政府从心里惧怕彪悍的蒙古人。因为蒙古人一旦拾起成吉思汗的雄风，或者与中原结合，瞬间就会将满人打回白山黑水之间。唯一的办法，便是将蒙古贵族放在酒池肉林里用奢靡的生活麻醉，用关隘边防隔离，让他们在醉生梦死和坐井观天的生活中丧失勇气和斗志。

在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中，愚民政策运用到了极致。清政府限制了蒙古贵族绝大部分自由，包括迁徙、与汉人通婚和汉化教育，如学汉语等，均视为非法，会招来牢狱之灾或者杀头之祸。恩威并施下，蒙古贵族人口在两百年间急剧缩减，到辛亥革命时期，蒙古人口已经不足百万，仅为清军入关时期的十分之一。(www.xing528.com)

或许，这也是山西走西口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走西口又谈何容易？“宁闯十回关东，不走一次西口”，在那个年代，杀虎口不仅环境极其恶劣，而且盗匪横行。“走西口”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经济行为，其移民活动完全呈现出无序的流动状态。饥饿的人群、疲惫的身影、希望的眼神、遥远的路途。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想到的走西口的那幅画面。他们怀着故土难离的悲伤，带着亲人沉重的渴盼，向着西口一路跋涉。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足够好的运气走到西口。凭借仅有的小半口袋干粮，逃荒要饭般能走出口外的山西人，已经属于不幸中的万幸。

即便到了内蒙古草原又能如何？在内蒙古广袤的草原上，还将接受清政府更加荒唐的政策。

清政府开始并不允许移民在草原垦荒。一方面，清政府对已经进入草原的移民采取保甲制度，每五户编为一组，对随意流动的人口实行连坐制，号称“拘解审案”，使移民及其后代永远冻结在几亩薄田上。另一方面，采取“挖立地界封碑”的办法，竭力禁止山西等地的务农人口向草原流动。

“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走西口的人们，对于蒙古贵族，毕竟是廉价的劳动力，法律禁止不了草原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和蒙古王爷们的贪婪。逐渐地，从不断丰满的税收上，清政府和蒙古贵族都意识到了草原上疯长的是白银。至清朝后期，清政府忙于外交和割地赔款，也懒于打理蒙古贵族的招垦令和移民与当地逐渐增多的冲突事件。如在光绪八年（1871年），由于山西移民在鄂尔多斯越界开垦与蒙古贵族发生严重暴力冲突甚至砍伤二等台吉一事，朝廷也仅仅要求山西巡抚鄂顺安处理而已。

也是通过此事，山西农民在内蒙古草原以佃户身份从事农商的地位才真正确立下来，但距清政府灭亡，连一个甲子时间都不到了。更对清政府讽刺的是，此刻的蒙古贵族们，已经喜欢吃山西的面条和醋了。

这段时间，清政府的理藩院应该是最为忙碌的衙门，需要不断调停和安抚蒙古王爷，与户部去讨价还价。户部则利用“盐引”的“开中法”不断地鼓励山西商人进行长途贩运，在满足军需粮草的同时，增加朝廷税收。也就是说，晋商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政府对蒙古草原高度的封锁和强大的军需市场。

晋商萌芽的根本原因则是生存危机。多少有些嘲讽的是，就是在清政府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一些本来是驿站和小村庄的地方，由于山西商人的聚集，慢慢成为集市和城市，如包头。在雍正年间，这里还只是一个小村落，1809年才改为镇制，1926年改为县制，1936年则变为市级。“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也是晋商和山西移民对蒙古草原的一大贡献。据统计，现在内蒙古人口构成中，有近七成是山西移民的后裔。因此，在内蒙古随处可听到熟悉的山西口音，也不足为奇了。

清政府的愚昧在于不善于利用天时地利来顺应历史潮流的前进，而且因循守旧。在广袤的草原牧场变为丰沃良田的时候，没有抓住经济振兴的机会，相反却竭力阻止。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一些开明人士不断探寻大国积贫积弱的根本，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肤浅的科学技术层面到内里的政治体制层面，逐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可惜总没有涉及文化和根源。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由此兴起的马列主义，才触及了灵魂和思想，使国人真正地觉醒和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