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后，大量浙江人涌入山西，充分利用城市街道的每一块边角和政府监管盲区，多数人从事着修鞋、裁缝等营生。还有人挑着担子，一头是炉子，一头是案板、菜柜，等到天黑工商人员下班以后，在十字路口的路灯下支起摊子才开始做生意。三九天的太原滴水成冰，而他们却穿着单薄的衣服，赖以取暖的就是脚下一个用大号罐头筒做的简易蜂窝煤炉子。
没有几年，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的商业联盟，特别是太原桃园四巷裁缝一条街的兴起，让山西人开始对他们刮目相看。1991年太原服装城开业，浙江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再次打动了山西，一间店铺被隔成上下铺，上面不仅住人，白天还要踩着缝纫机加工服装。商铺大部分空间给了下面作为门面，上面所剩高度，仅能坐着工作而已，连腰都直不起来。
这时候，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开始上映，因拍摄地乔家大院的影响，晋商文化的研究开始方兴未艾。而此刻，浙江却进行着一场壮士断腕式的产业升级。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广场，5000多双劣质皮鞋被付之一炬，浙江希望用二次创业的概念来挽回温州鞋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从此成为浙江的主旋律，直到1999年12月15日世纪交替的时候，杭州又一把大火把假冒温州鞋全部烧掉，浙江用质量完成了品牌的重塑。
今天，二青会圣火来到浙江，透过历史文明的肌理，探寻浙商成功和民营资本不断增强的秘密。
晋商赖以生存的根本，在于诚信，以义制利，这是晋商五百年驰骋亚欧的法宝，也为中国现代商业的发轫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指南，而浙商的强大也同样得益于此。
1885年，一个叫作严信厚的浙江慈溪人，在上海开办了“源丰润”票号，作为南派票号的起源，也直接促成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这是中国民间商业资本与传统儒学最成功的一次近代转型，地缘经济开始成为商帮发展的基础和主流，特别是在此后实业的兴办中，与浙江醇厚的乡土文化相结合，完成了民族资本投资与收益之间有限责任的确立。
严信厚之后，是胡雪岩的天下。清光绪四年（1878年），胡雪岩将亲笔跋文的“戒欺”一匾高悬于厅堂，被奉为店训。
同很多晋商一样，胡雪岩也是借助战乱而发家的。太平天国军队在攻打杭州时，胡雪岩因为筹运军需物资时显现的睿智和机敏被左宗棠看中，并亲授皇封，成为红顶商人。
接手“源丰润”票号后，胡雪岩借助官银在上海筹办私人钱庄，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阜康”钱庄分号，被称为“活财神”。在杭州创立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制“避瘟丹”“行军散”“八宝丹”供军民之需，药店传承至今，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
胡雪岩商道已经成为一种经营理念浸渍在胡庆余堂品牌内涵中，形成一个完备的人文体系，核心就是“戒欺”。其“是乃仁术”“真不二价”“顾客乃养命之源”等经营理念，已超越了中医药范畴，为打造“诚信”社会做出商业化时代最明确的历史诠释。
胡雪岩在浙江的生意风生水起，得益于浙江人的包容与开放。至少在京杭大运河开凿之前，浙江还是一片荒蛮之地。宋朝苏东坡所面临的西湖，也还是一潭死水。但从唐宋开始，大批中原人开始向江浙地区谋求生存空间，为浙江带来意想不到的活力，极大地改变了浙江的人文结构，诗书传家成为当地社会的主流，讲学、办学蔚然成风，至清末浙江省居然有书院712座，为全国之首。
文化的活力充分激发了思想的自由。在清朝中期开始的东学西渐短暂时间里，浙江人立刻反躬自省，发现了封建制度的极大弊端，并且开始付诸行动，成为求实经世的近代范本，不断完成自我否定和自我升华的过程。彼时的山西正在抚慰李自成、吴三桂和清军入主后的战争创伤，傅山先生正在仰望着他祖父修建的文峰双塔而哀叹。作为北方反清的领袖和精神支柱，怀念明朝的同时，他必须坚守不在清廷做官的底线。而他的好友，南方抗清的主要人物黄宗羲却已经在为推翻帝制做着理论上的深度探索了。(www.xing528.com)
比如秋瑾的从容就义。作为革命者，秋瑾的骨子里就继承着浙江人大无畏的批判精神。从东汉起，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王充就与当时文化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大胆辩论，南宋的陈亮、叶适等开创“事功学派”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浙江是中世纪后期批判哲学和启蒙思想的摇篮，它总是紧贴时代脉搏，从王阳明的心学继承了先贤们的主体与现实精神，诉诸良知，注重践履，冲出压抑人性、束缚思想的泥潭，促进人们突破经学和理学的藩篱，进而引发了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异军突起。
同傅山一样，黄宗羲被赋予了侠之大者的身份。多年以后，黄宗羲回想起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将其总结为“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年少时候黄宗羲确实是位刺客，为了给死于东林党党锢之争的父亲报仇，黄宗羲携利刃在刑部衙门公然刺杀仇人，最终得以为父亲冤案昭雪，快意恩仇，可见一斑。
明亡后，黄宗羲又辅佐鲁王朱以海以图挽救明朝宗脉，甚至还远赴日本借兵。史料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黄宗羲率兵以四明山作为根据地，进行武装割据。四明山位于宁波与绍兴之间，与天台山相连，方圆八百余里，山高险峻。黄宗羲手下不过几百人，可他仍然坚信，大明有光复的一天。
但后来随着永历帝朱由榔的被杀，各地反清运动进入尾声，满怀抗清大志的文人们，当年同仇敌忾，如今各奔东西。有的人归附清廷，如钱谦益；有的人抗争到底，如傅山。黄宗羲走的道路与他们都不相同。起义失败后的黄宗羲回到家乡化安山龙虎草堂著书立说，换一种方式，以笔征伐，开始对封建制度和社会伦理进行深刻反思。
生活没有磨平黄宗羲的棱角，那个在大堂之上锥刺阉党的热血少年，隐居在化安山上，坐看云卷云舒。
“一生将计数千载，百里还看九十行。”在其传世名著《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对君主专制进行了彻底批判，提出“设相分权”“君臣共治”“地方自治”等极具先进性的政治主张。他还提出“工商皆本”、反对重农抑商等强国富民理论，成为浙商在新世纪迅速发展的理论基础。民国初期，浙江人实践了黄宗羲的理论，使浙商成为继晋商之后以近代商业理念崛起的重要商帮之一。
晋商在“诚信”的沉重枷锁下举步维艰。外界认为晋商的衰败是因为官商利益链条的断裂，而根本原因却是无限责任的原始股份制机制彻底将晋商带入了道德绑架的无限死循环中。雷履泰在1823年创办日升昌票号的时候，美国华尔街还是一片废墟，很多后来被国际金融史大书特书的早期金融大鳄们，甚至还没有出生，比如著名的美林商号1914年在晋商商号彻底倒逼后才成立。
可惜就在秋瑾就义的1908年，晋商翘楚渠本翘拒绝了票号向近代银行的改制，晋商开始分崩离析。400年后，浙江商人的两把“大火”诠释了“诚信”的本源和真谛，批评地继承了儒学思想，而囿于传统思维的明清晋商，最终走向了衰亡。
浙商也好，美国现代金融财团也好，均回避了晋商的“死穴”：无限责任下的合伙人制成功转制为有限公司，并寻求资本的上市运作。可以说，浙江商人在近代起步，就高高地将晋商踩在脚下。但时至今日，还是有人将晋商孤注一掷、冒险走钢丝的资本运作，甚至在汇兑和透支拆借中“乐不思蜀”的真相，无限地上升为“诚信”高度，描绘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商业骨气，完全背离了“在商言商”的根本性质和商业道德，让人异常恐惧。
而这一点，黄宗羲在晋商刚刚萌芽的时候已经有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精神，傅山缺失着，曾经辉煌的晋商更是严重缺失着，这也正是我们要向浙商学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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