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州之外：中国历史与山西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衢州（今衡阳）登基称帝的时候，顺治正在五台山上修行，此时他已经不是当朝皇帝，而是一名叫作“行痴”的和尚。他之所忧，不是千里之外，而是近在咫尺的山西那个叫作傅山的人。

当然，他并非对云南战事漠不关心。三藩之乱，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不过是跳梁小丑而已，真正的恐惧就是地处彩云之南、进可攻退可守而又地灵人杰的云南平西王吴三桂。

对于吴三桂，可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来形容。当初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如果不是李自成掳走了陈圆圆，单凭八旗军的战斗力，以民族大义的牢固基础，清军是很难攻破吴三桂的防线的。

无论是顺治还是崇祯，当年都低估了李自成和吴三桂的战斗力。崇祯十七年，高举“闯王”旗的“大顺”农民军队在正月里东渡黄河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占汾阳、据太原、攻宁武、掠大同，不足百天就顺利进入北京德胜门，崇祯皇帝殉国，三百年大明王朝寿终正寝。

而吴三桂更可怕之处在于居然可以率山海关数万轻骑瞬间将李自成打回原形，以北京、太原、运城一线奋力追击，可以说是赤地千里，血流漂杵，打得李自成军队沿途丢弃金银财宝无数。在清凉胜境、慈悲国度里，顺治回想此事，依然不寒而栗。

顺治更大的恐惧在于全国各地反清暗流涌动，而傅山就是北方反清运动的核心和领袖。民族大义故国情结，让傅山变得异常坚硬和智慧，他出家为道，躲过了剃发令；他写诗明知，躲过了朝廷的招安；他游历从医，借机可以串联结纳义士。不要看他是老朽学究，倘若一篇檄文发出，就是雷霆万钧的千军万马，那时可不是一个李自成，而是千千万万个李自成。风樯而动，大清便是齑粉。

明亡后，傅山着红衣，字号朱衣道人，从事着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傅山将个人荣辱与国家命运密切关联，视国恨为家仇，直面最高统治者。无所畏惧、大义凛然的血性男儿毕竟不多，所以后世对其推崇有加，称之为“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面对浩荡皇恩，常人哪怕只是沾染了一点点也会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并决心从此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纵使即刻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其敏感度犹如一滴秋水扑面便能使浑身毛孔收缩，进而战栗不已一样。清朝皇权统治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比如对吴三桂、洪承畴等人的安抚。

但对傅山不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傅山做到了。“既然傅山如此强硬，朝廷不为所用也罢，告诉玄烨，专门开设一个博学鸿儒科，让地方官礼送傅山赴京。他要不去，抬也得抬到北京。傅山进京，天下就可以太平了。”顺治幽幽地说，“另外，告诉玄烨，编辑《明史》，加个‘贰臣传’，让当初归顺大清的明臣们，永远不敢背叛大清。后世以此为例。当然，吴三桂没有进贰臣传的资格。”

以上是一个杜撰的小说。顺治究竟生或者死，民间和官方一直都有迥异的说法。但如果顺治不死而选择五台山作为修行地，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他要给8岁登基的弱子稳定山西这个大后方。

吴三桂入关以后，一路追杀李自成的义军，大部分战场就在山西。顺治皇帝占据北京城后，投其所好四处寻找陈圆圆的下落，并派遣专人护送陈圆圆至吴三桂军前。此时，吴三桂已经兵到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当听说陈圆圆归来时，居然搭起五彩牌楼，仪仗队迎出三十里地，一副迎接皇帝的阵势。

投桃报李，吴三桂对大清朝感恩戴德，上表涕零，表示与南明王朝彻底决裂，效忠清廷。(www.xing528.com)

当时入关的八旗军队不到十万，占领整个中国困难重重，却在吴三桂寻招旧部和大肆杀戮下，一口气打到了云南，弑杀了崇祯后裔南明永历皇帝，彻底将明朝复国之梦破灭。朝廷也感恩他的功劳，给个顺水人情，敕封平西王，世袭罔替。而吴三桂敢于从云南起兵造反，也是依托云南，经十数年的准备，兵强马壮之后妄图颠覆清朝。

云南在汉唐以前，还是土著文化时代，但却是相当完整和独立的文化区域。汉唐以后，随着滇缅交通的开辟，与佛教为主的宗教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交织。而云南到了明朝真正的开化，或者说是真正的华化，特别是吴三桂起云南之兵北伐，促进了云南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和大交往。

但吴三桂胸襟太是狭隘。傅山“岁寒之盟”天下皆知，黄宗羲、顾炎武在南方唯傅山马首是瞻。或许吴三桂一纸书信就能造成天下揭竿而起，至少是南北夹攻、北京祸生掣肘的局面。可惜吴三桂根本没有看得起山西的这名“老道”，仅仅做了5个月的“皇帝”，连云南都没回去，就客死衡州了。

这是山西与云南之间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段钩沉往事。当年傅山在地方官吏的绑架下确实去了北京，但离城三十里地便称有病在身，不再前进一步，也没有对“皇恩浩荡”感激涕零。

男儿可以改姓，女子可以改嫁，戏剧可以改写，称谓可以改口，甚至文明可以转换，王朝可以更迭，历史可以伪编，政策可以易辙，但总有一些本色实质、核心关键的东西是不能随意更迭调换、嬗变蜕化的，那便是人的精神、魂魄、良知、纲常，孟夫子所称“此之谓大丈夫”者。

“士大夫”的气节，贯穿了中华文明两千年。吴三桂身败名裂后三百年，云南和山西再次成为中华民族危难时刻扭转乾坤的关键地之一。云南则成为中国战时大后方，在兵源和物资输出的基础上，与重庆、桂林称为抗战时期中国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在山西的崇山峻岭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痛击侵略者，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的胜利。

在战火纷飞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中法大学、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等十余所院校先后迁昆，一时间文学、教育、艺术名流荟萃。这些在昆明的文化大师们，操履端方、大节弥高、风骨庄纯、道德馨懿，如像傅山再生，却是鼎新革故。

特别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迁昆明，对昆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及社会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在此被有力传播，冲击黑暗政治和旧文化习俗，鼓舞士气，被称为“当时世界上一所没有任何围栏时代最好的大学”“昆明城市化历程中的一个奇迹”。

顺治想得到的天下太平，他没得到，但现在实现了。傅山所谓的理想，他没实现，但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文化不死，民族就不会灭亡；信念理想不失，国家就会复兴强大。

今天，二青会火炬西侯度的光芒与元谋人的石器汇合。同是中华民族源头，相隔180万年首次聚首，是天下之幸，还是人民之幸，自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