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春晓：七次对左倾斗争的平定和川茹苦中的辛酸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揭开了陕甘边界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也为后来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创造了良好条件。可是，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又名杜励君，后叛变）等人，却竭力反对刘志丹、谢子长所坚持的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建立以南梁为依托的桥山中段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他们公然污蔑南梁会师是“单纯的军事投机”，断言南梁一带“完全是荒山，几年为土匪的骚扰，人口密度稀到极点，……大革命的影响丝毫没有，行动上完全没有办法”中共中央的报告，现存陕西省档案馆。" class="qqreader-footnote" src="https://www.xing528.com/attached/image/20230525/324664/87422a07-d922-4936-b9d6-fafb45fb4ad4.jpg">。因此，他们先是强令南梁会师部队“向三水（即今旬邑）、淳化、甘肃正宁一带发展”，接着又逼迫陕甘游击队“向陕西关中道移动”，进军西安附近地区，建立所谓“平原苏区”。同时，又派李杰夫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推行这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1932年2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宣告成立的第二天，谢子长即率领部队南下，攻占了与陇东正宁县毗邻的陕西旬邑县辖之敌区公所驻地职田镇，生擒敌区长、民团团总，歼敌数十人。2月16日，陕甘游击队在阳坡头设伏，沉重地打击了杨虎城部警卫团第二营和邠县、旬邑、长武（陕西省辖）三县民团千余人的进攻，歼敌500余人（一说300余人）。阳坡头歼敌后，2月19日，陕甘游击队即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南下陕西关中，向淳化、三原等地挺进。在元宵节（2月20日）之夜，全歼敌照金镇民团，首战告捷。接着，陕甘游击队北上宜君（陕西省辖）地区，全歼了宜君县瑶曲镇民团和敌驻焦家坪的第二五六旅五一一团的一个连，又击溃了敌一个营。这时，陕甘游击队为避敌重兵进攻之锋芒，遂转移桥山中段的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上畛子休整。这期间，谢子长获悉正宁县千余农民群众为反抗巨额摊派税款而自发围攻国民党正宁县政府驻地山河城的消息，遂于3月19日夜间率部从上畛子出发，次日拂晓抵达山河城下，配合围城农民群众围城一天未克。谢子长当机立断，率部撤至寺村塬（又称永和塬），开展群众工作和创建根据地。他们分兵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成立了赤卫军、贫农团、农民联合会、少年先锋队等组织。在此基础上，选举成立了包括72个村的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一说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张静元任主席，唐贵荣任副主席。

3月31日，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千余名赤卫军和农民群众的配合下，再次围攻山河城。4月4日，陕甘游击队在西坡坳设伏，击溃从庆阳县西峰镇（今属庆阳市西峰区）赶来增援的陈珪璋残部一个营，毙敌50余人，缴获战马、枪支、弹药甚多。此后，陕甘游击队放弃攻打山河城，仍撤回寺村塬，继续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抗税款斗争。4月20日，陕甘游击队接到旬邑县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获悉敌旬邑县政府驻地张洪镇守城敌军只有两个连和部分民团，兵力薄弱，疏于防守。于是，这天夜间，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急行军百余里，奔袭旬邑县城张洪镇，歼敌两个连和民团，处决了敌旬邑县县长和警察局局长，速战速决，大获全胜，开创了陕甘游击队乃至西北红军、游击队攻克敌县城的先例。

然而，正当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克敌制胜和创建根据地初见成效的时候，陕西省委书记（一说为军委书记）杜衡，于4月下旬来到寺村塬，亲临陕甘游击队巡视。他不仅打击、压制正确意见，顽固地坚持和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以陕甘游击队两次围攻山河城未克为借口，撤销了谢子长总指挥之职，派其到甘肃靖远等地做“兵运”工作。同时，宣布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任支队长；吴岱峰、杨重远分任三、五支队参谋长。此后，三支队西进陕西永寿、乾县、邠县等地游击，五支队南下陕西三原午字区活动。

5月10日，分兵游击的陕甘游击队三、五支队在旬邑县清水塬集结。这时，陕西省委又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仍任政委。此后，刘志丹率领部队连续出击，相继取得了攻克马栏镇、占领吉子岘、夺取英旺镇等战斗的胜利，半个月之内九战九捷，歼敌1000余人，连战告捷，军威大振。同时，陕甘游击队增加到1500余人。可是，在杜衡的强令逼迫下，陕甘游击队在攻打陕西甘泉县临镇和东进韩城的战斗中，屡遭挫折，伤亡惨重。刘志丹兼任支队长的三支队，撤退到宁县九岘塬麻子掌休整时，只剩下200余人。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主要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陕甘游击队政委李杰夫、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等主张南下陕西三原，建立渭北根据地；某些人则主张北上陕北，相机建立陕北根据地。“南下”与“北上”之争，使部队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恰在此时，阎红彦率领五支队执行战斗任务归来。此后，在宁县梁掌堡召开的陕甘游击队“队委会”上，阎红彦支持了刘志丹等依托桥山中段坚持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扭转了“南北分家”的局面。阎红彦遂被推选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同时将三、五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队队长强龙光。陕甘游击队即以正宁县寺村塬等地为立足点，依托桥山中段的大梢山，开展游击战争。

这期间，已被杨虎城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十一旅的石英秀部，由甘肃静宁、庄浪移驻陇东庆阳、合水等地。共产党员高鹏飞时任新十一旅特务营第一连连长，奉命率部与特务营第二连一起驻扎合水县西华池镇。在陕甘游击队的具体领导、积极策应和谢子长派往西华池镇的杨林、郝维新、高照璧、苏杰儒等共产党员的协助下，高鹏飞机智地挫败了坐镇西华池镇的特务营副营长潘立夫等反动分子的破坏阴谋，于7月9日毅然率领特务营第一、二两个连170余人举行了震惊陕甘的“西华池起义”，参加了陕甘游击队。7月11日，在正宁县湫头塬，这支起义部队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陕甘游击队举行全体军人大会，庆祝西华池起义为部队增添了新的血液。但是，顽固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陕西省委，这时再给陕甘游击队雪上加霜。7月23日，陕西省委代理书记李艮（亦名愚痴，次年5月在发动甘肃“蒿店兵变”期间牺牲）来到陕甘游击队巡视，遂替代李杰夫担任政委。他置强敌围攻的险恶形势于不顾，集中陕甘游击队各级指挥员连续几天开会，“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强令部队强攻敌军据点严重受挫之后，李艮又命令陕甘游击队进抵正宁县五顷塬，“死守五顷塬，不让敌人的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强令部队逐村建立革命委员会和开展土地革命，限令20天完成在五顷塬分配土地的任务。陕甘游击队在五顷塬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部署，就遭到尾追敌军的猛攻，只得又撤到三嘉塬地区。8月21日早晨，驻扎正宁山河城之敌一个骑兵团和步兵300余人，配合职田镇、王朗坡民团，兵分三路，合击三嘉塬。陕甘游击队奋勇拼杀，借大雾掩护，始突出重围，部队伤亡惨重，转移到马栏镇时，只剩下200余人。

8月30日，陕西省委再次调派谢子长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陕甘游击队稍事休整后，即进入照金地区的杨柳坪等地开展游击斗争。这时，领导甘肃两当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的习仲勋，终于在杨柳坪找到了陕甘游击队，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刘志丹。此后不久，敌人就分兵三路，开始“围剿”陕甘游击队。第一路为驻陇东的甘肃警备旅第九十七、九十八团，自宁县、正宁从北向南进攻；第二路是陕西警卫团，从邠县、旬邑自西向东“搜剿”；第三路为富平、铜川、耀县民团，自南向北扑来。谢子长、刘志丹认真分析研究敌情之后，决定率领陕甘游击队进抵重峦叠嶂、地形险要的照金山区待机歼敌。9月11日，陕甘游击队到达杨柳坪时，急于邀功打头阵的铜川、耀县民团400余人，在副总指挥谢党芳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逼近照金。陕甘游击队“以退为进”，撤出杨柳坪，诱敌进驻照金。当夜，陕甘游击队回戈照金，杀了个回马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这股民团300余人，击毙了谢党芳，生擒耀县民团团总柴子发。9月15日，敌何高侯部一个团向照金进发时，陕甘游击队设伏于照金西南的安子，出其不意地向敌军发动突然袭击，击溃敌军1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接着，敌军又集结优势兵力反扑。陕甘游击队为避敌锋芒，遂决定撤出照金，挥戈北上南梁地区。

在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地区时，刘志丹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将习仲勋留在照金，发动群众和坚持游击斗争，为开辟照金根据地创造条件。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刘志丹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交给习仲勋领导，而且还让第二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习仲勋指挥作战，就地开展游击活动。谢子长还对习仲勋鼓励说：“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在依依惜别之后，谢子长、刘志丹即率部撤离照金，向西而北艰苦转战，于9月下旬进抵南梁地区的太白镇，才摆脱了敌军的重兵“围剿”。

接着，陕甘游击队在太白镇召开队委会，决定择机奔袭敌军只有一个连防守的保安县城。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9月24日夜，陕甘游击队通宵急行军90里，分路包围保安县城之敌，拟于25日拂晓同时发动突然袭击。但因一路部队走错了路，天亮时才把部队集结起来，仓促发动进攻。同时由于敌军事先已发觉陕甘游击队的意图和动向，从延安调来两个连加强了城防，致使陕甘游击队攻城受挫，战斗失利，伤亡甚众。高鹏飞在攻城中，冲锋陷阵，身中数弹，受了重伤。在陕甘交界的墩儿梁，陕甘游击队击退反扑尾追之敌后，即向麻地台川等地转移。

这时，陕甘游击队由于长途行军作战，已疲惫不堪，而且鞋子多已破烂、丢失，一时困难重重，军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身先士卒，亲自动手为部队做饭，给战士们打麻鞋，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以官兵一致的模范行动，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他这种无微不至的爱兵行动，曾被战士们编为歌谣吟唱：

陕北游击队，

老谢总指挥，

领兵上陕北呀，

打保安失败回。退在墩儿梁，

敌兵来撵上，

撑住打一仗呀，

两家都没伤。

夜住麻地台，

士兵没鞋穿，(www.xing528.com)

老刘坐灯下呀，

连夜打麻鞋。

麻鞋打成了，

老刘忙做饭，

士兵睡醒来呀，

热饭端面前。

官兵同甘苦，

好比亲弟兄，

失败不灰心呀，

齐心杀敌人。

10月1日，陕甘游击队在转移途中，又遭敌陇东警备旅两个营的袭击，再战失利，谢子长也负了伤。陕甘游击队遂撤退到平定川、瓦子川的梢山。当时，由于连续作战，部队伤亡惨重，加之伤寒病流行，伤病员骤增，而且武器残缺，弹药、医药缺乏，部队住在破烂窑洞里，衣衫单薄，缺铺少盖，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处境异常险恶。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谢子长、刘志丹主持在南梁莲花寺召开了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化整为零，分兵四路，坚持斗争，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筹集粮款物资，以渡过难关，发展革命力量。这次会议后，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70余人，去合水拓儿塬、太白、蒿嘴铺和宁县任掌等地坚持游击斗争；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三原午字区等地开展武装斗争；阎红彦、杨重远、杨琪带领骑兵队，到陕西耀县照金等地打游击；谢子长带领吴岱峰等30余人，留在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梢山，照料高鹏飞等60多名伤病员，并设法与陕北特委取得联络。

这时候，寒冬已经来临。南梁地处高寒山区，严寒更是逼人。谢子长带领90余名游击队员、少年先锋队员和伤病员，隐蔽在平定川、豹子川的深山密林里，缺吃少穿，饥寒交迫，还要防备敌人袭击，备受艰辛。可是，中国工农红军深入人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官兵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时刻鼓舞着身处困境的指战员的斗争热情，激励着大家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当时，他们住的是清朝同治年间逃避战祸者遗留下的破庄寒窑，穿的是单薄破烂的衣服。为了御寒，他们只好披着破被子或用烂毡片、烂羊皮裹着腿和脚。晚间，西北风刮来，犹如冷水浇身，更是难熬，他们就捡些柴来烤火。大家围坐在火堆旁，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谢子长讲解古田会议决议，学习和讨论革命道理。大家睡觉的办法是等柴火把地皮烧热了，把火堆另挪一个地方，大家轮流在烤热的地皮上睡觉。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谢子长仍要求大家严守群众纪律，老百姓自愿送来的衣物、粮食，一概婉言谢绝。每当游击队买到的粮食运不回来时，他就和大家一起去背粮；还亲自动手碾米、做饭，好吃一点的食物先送给伤病员和少年先锋队员。大雪封山，部队绝粮，他又和战士们一道钻进梢林捡树籽，还翻山越岭去打猎。树籽加野猪肉，便是他们最丰盛的美餐。如果筹得少量衣物，他也先发给伤病员和少年先锋队员，而自己同大家每夜在火堆旁睡觉，顶好的时候也只铺一条毛口袋。伤病员缺医无药，谢子长更为焦心和日夜操劳。他亲自用盐水给伤员洗伤口，或者用烟扦子卷着纸蘸油点到伤口里为他们治伤，而且早晚都去探望，情同兄弟，关心备至。他还坚持参加站岗、放哨，部队转移时又和战士们一起抬着伤员行军，身先士卒，深受战士们的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谢”。

谢子长这种以身作则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指战员，部队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结成了亲密无间的战斗整体。在极端困难的时候，谢子长看到少年先锋队员们被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穿着单薄的破烂衣衫，冻得瑟瑟发抖，觉得十分可怜和心疼，曾打算把他们分散到当地一些老百姓家去打短工，等待形势好转了再接他们归队。可是，尽管条件是那样的艰苦，这些十四五岁的“红小鬼”，却说啥也不肯离开部队，有的苦苦哀求，有的甚至急得哭了起来，要求谢子长让他们能时刻和红军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谢子长只好改变决定，将他们留在部队。后来，谢子长每逢讲起这件事时就非常激动，称赞这些少年先锋队员是革命的珍宝。

这个充满艰难困苦的冬天，就这样被英雄的红军游击队熬过来了，险恶的处境终于得到了扭转。经过一两个月的分散活动，各路部队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阎红彦、杨重远、杨琪率领的骑兵队，从耀县回到了平定川，带回了大批现款、衣物、药品，解决了部队的困难。这两支游击队会合后，在谢子长率领下，进抵陕北安塞真武洞等地打土豪，并扩充了80多名骑兵。为了帮助中共中央北方局解决经费困难，谢子长在派人护送高鹏飞去上海治疗时，让他们特意绕道千里去天津，将一部分现款送给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时，通过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将一部分现款转交给了陕北特委。此后还给陕西省委送去万余元巨款作为经费。

早在1932年3月21日，陕西省委在向中共中央报告陕甘游击队情况的信中就提出要成立正规红军，请中共中央规定编制和番号。中共中央于当年4月20日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此后，陕西省委于8月25日作出决议，要求创建红二十六军，立即建立一个团。虽然中共中央早就同意了陕西省委的请示，而且连续两次作出了建立红二十六军的决议，但在艰苦的环境中浴血苦战的陕甘游击队，总是不能满足陕西省委那些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的主观愿望，他们忙于批判陕甘游击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恶”，搁置几个月都无暇顾及。

1932年12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各路部队在合水县黑木塬会合，遂南下陕西淳化。这时，接到陕西省委的指示，命令部队开往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整编，准备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接着，杜衡以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再次来到陕甘游击队。

陕甘游击队渡过了一道道难关，又面临着新的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