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春晓：6林锦庙三军会师三嘉塬红旗飘扬

1931年深秋，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及师储杰、杨琪等率领的由鸦片保运武装（又称商贩队）改编的陕北游击支队胜利会合。这是南梁革命斗争历史上发生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对陕甘边界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使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盟反蒋，爆发了旷日持久的蒋、冯、阎中原大战，给北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同时也加剧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政治危机。根据这种形势，中共山西省委先后派出曹鸿弼、拓克宽、黄子文等共产党员，与中共陕北特委派来的杨重远、吴岱峰、胡庭俊、阎红彦、白锡龄等共产党员一起，乘机在反动统治薄弱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吕梁山区，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1931年夏，根据山西省委指示，这支游击队在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的大麦郊楼底村，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在吕梁山区打出了红旗。

在此前后，晋陕之间的鸦片保运武装也竞相称雄。仅陕北清涧、安定（今子长县）等地，往返陕北、晋西之间为反抗官府收缴鸦片或征收巨税的商贩武装，就有师储杰、肖永胜、杨琪、杨鼎等七股，共1000余人。保运武装中有些人与陕北的阎红彦、杨重远、强世清、马云泽等共产党员有亲戚或朋友关系，经常受到革命教育和影响。刘志丹、谢子长还先后派李力果、雷恩钧、杨竹箴等共产党员到这些队伍中进行一系列争取改造工作，使他们与红军游击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先后进入吕梁山区，配合晋西游击队作战，给山西反动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

随着晋西游击队和鸦片保运武装的崛起，革命武装斗争的声势愈来愈大，山西反动统治阶级极为震惊。1931年秋，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调集万余兵力，采取山山设卡、四面包围、步步为营、节节逼近的战术，向晋西游击队和鸦片保运武装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晋西游击队浴血奋战，终因敌强我弱，最后只剩下骨干30余人。这时，山西省委又遭敌破坏，晋西游击队失去了依靠，粉碎敌人“围剿”已无可能。1931年9月3日，晋西游击队在石楼县辛关渡附近的五龙庙，乘坐羊皮筏子西渡黄河，转战陕北。晋西游击队经清涧县境抵达安定县柳树滩后，调整了这支游击队的领导成员，阎红彦任队长，杨重远任政委，吴岱峰任副队长。晋西游击队渡河入陕后，曾经进入吕梁山区配合晋西游击队作战的师储杰、肖永胜、杨琪、杨鼎等鸦片保运武装，也先后西渡黄河，返回陕北。他们来找晋西游击队，要求合伙行动。经晋西游击队、陕北特委讨论决定，在这几股鸦片保运武装遵守“（一）接受晋西游击队统一指挥；（二）不准抢人；（三）不准强奸妇女”的这些条件前提下，遂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陕北特委选派杨重远任参谋长。在安定县北的崄峪岔，晋西游击队与肖永胜、师储杰部会合，随后通过共产党员谢德惠和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陕北特委。陕北特委派出强龙光、马云泽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老战士，充实与加强了晋西游击队的领导和战斗力。陕北特委又派雷恩钧等共产党员进入陕北游击支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同时，成立了雷恩钧任队长的执法队，严肃维护军纪。贺建祠、瓦窑堡战斗后，晋西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进抵延长、延川交界的雁门关（又名折顶山）时，又与杨琪、杨鼎的鸦片保运武装相遇，遂与陕北军阀高双城部发生激战，刘志丹派往杨琪保运武装做争取、改造工作的共产党员杨竹箴和英勇善战的神枪手肖永胜不幸牺牲，全军失声痛哭。接着，部队进抵宁条梁的红土沟，与张廷芝部遭遇。在击溃敌人之后，队伍便向子午岭方向游击，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至此，晋西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转战陕北，经历大小战斗十五次，而且越战越强，发展到300余人。

这时候，正是南梁游击队取得二将川、大凤川战斗胜利后部队集结休整期间。刘志丹获悉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前来南梁会合的消息后，立即派刘景范前去联络，迎接他们到南梁会合；并派马锡五到林锦庙一带动员群众，筹备粮草，做好迎接会师部队的准备。随后，刘志丹率领南梁游击队进抵东华池，准备迎接会师部队。

1931年10月20日，南梁山区秋高气爽，鸿雁排空，霜叶火红。在南梁林锦庙，阎红彦等率领的晋西游击队，杨重远、师储杰、杨琪等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南梁川里，霎时战马嘶鸣，刀枪林立，红缨似火，好一派兴旺的景象。三军会合，战友重逢，大家都格外兴奋和亲热。阎红彦还把心爱的一支驳壳枪送给刘志丹，当作见面礼。接着，三支部队举行了庆祝胜利会师的联欢会，800余名游击队员跳呀，唱呀，笑呀，真是欢欣若狂！南梁阎子的张玉堆老汉，领着朱子清、武生荣等年轻小伙子，闻讯赶来祝贺。他们吹着唢呐，敲打着小锣小鼓，情真意切地唱道：

半夜里来叫门，

问你是哪部分？

听说是咱们游击队，(www.xing528.com)

赶快迎进门……

10月下旬，正在陇东平凉进行兵运工作的谢子长，得悉晋西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师的消息，即与从西安来到平凉的高岗一起兼程而行，于10月30日来到南梁。他们以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向南梁会师部队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整顿部队、高举红旗、建立红军游击队的指示，接着召集部队党员骨干进行了充分讨论。同时，成立了中共南梁会师部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高岗、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组成，谢子长任书记。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和陕甘边界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对会师部队立即进行整编，并进行纪律教育和整顿；然后移驻庆阳县新堡（今属华池县）一带，利用陕甘军阀混战的矛盾，因势利导，争取时机，筹粮筹款，休整练兵。

在向陕西省委报告部队的行动方针后，即将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改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改编为第二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长。接着，南梁会师部队浩浩荡荡地经二将川、城壕川，移驻新堡地区休整，抓紧时机对部队进行整顿训练，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着手解决部队面临的冬衣及其他供给等困难。

这时候，在镇原毕梅轩部、固原杨万清部、静宁张应坤部、定边张廷芝部等大小军阀四面包围之中的陈珪璋，为谋生存、扩大地盘，正在千方百计为自己拉势力，很快派人前来新堡，商谈收编南梁会师部队。谢子长、刘志丹从麻痹敌人、利用矛盾、争取时机、休整部队的斗争策略出发，即派马云泽、刘约三前往平凉，在保持南梁会师部队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同陈珪璋进行谈判。通过谈判，陈珪璋同意会师部队保持独立自主，并拨给会师部队过冬军衣1000余套，军饷3000余元，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余名，西药1驮，军医、护士2人等，会师部队遂被改编为陇东暂编第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杨重远任参谋主任，马锡五任军需主任，仍率部驻庆阳新堡。在整编以后，部队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军事训练。同时，由于陈珪璋“慷慨解囊”，送来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会师部队缺乏军装、经费、西药等困难便迎刃而解，士气更加旺盛。尤其是无论改编前或改编后，在会师部队“队委会”、各支队中共党支部之下，各大队均有教导员，各中队均有指导员，教导员、指导员皆为共产党员，形成了坚强的政治工作体系，始终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对这支会师部队的绝对领导。

在新堡休整期间，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新形势，陕西省委军事委员荣子卿于12月下旬来到会师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尽快将会师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指示。这时，南梁会师部队经过月余休整，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谢子长、刘志丹领导部队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抗捐抗税，还打了几家土豪，给穷人分了粮食、浮财，扩大了共产党和游击队的影响。这样，完全保持了这支革命武装的独立自主和革命性质，陈珪璋企图把会师部队变成其军阀统治工具的阴谋根本未能实现。正值会师部队指战员积极进行整顿、改编工作之时，陈珪璋即调集一个旅的兵力，向新堡周围集结，妄图包围消灭这支红色军队。谢子长、刘志丹对陈珪璋的反革命阴谋早有警惕。他们当机立断，先发制人，乘敌尚未完成包围部署之机，率部奔袭，在庆阳县柳村塬歼敌两个连和一个营部，彻底粉碎了陈珪璋“收编”和“包剿”会师部队的黄粱美梦。

1932年1月1日（一说为1月9日），谢子长、刘志丹率部进抵子午岭山麓的陇东正宁县月明塬柴桥村。在这个坐落于深山密林中的山村里，这支南梁会师以来已经养精蓄锐两个多月的队伍被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全军下辖两个支队，一个警卫大队。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长，朱理凯任参谋长；白锡龄任警卫大队长。第一支队所辖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副大队长胡庭俊；第二大队大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副大队长程玉清。第二支队所辖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丕胜，副大队长白冠武；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才，副大队长谷聚山。各大队均辖三个中队。全军指战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子午岭山麓举起了工农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

1932年2月初，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县三嘉原，分驻锦章、后坡、细嘴子、秦曲、南庄子等村庄。壬申年春节将临，刘志丹部属第二支队第一大队的某些人在集市上购买年货时，发生了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谢子长等研究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解散第二支队，还成立了以阎红彦为队长的执法队。在没有经过刘志丹等西北反帝同盟军主要领导成员讨论、没有请示陕西省委的情况下，于农历壬申年正月初一（2月6日）早晨，收缴了第二支队全体的枪械，宣布解散了第二支队。刘志丹也被缴了枪。这突如其来的骤变，引起了师储杰及其部属的极度恐慌。他们当晚远遁，还裹挟了雷恩钧、程玉清等共产党员。西北反帝同盟军这支800余人的队伍，瞬间只剩下360余人。这便是“三嘉塬缴枪事件”。关于“三嘉塬缴枪事件”，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队伍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部队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嘉塬缴枪事件”发生后，陕西省委常委李杰夫（即高维翰，后叛变）来到三嘉塬，向部队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立即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指示。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1932年2月12日，在三嘉塬锦章村的一个打麦场上，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隆重举行。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高悬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的横幅会标，两侧悬挂的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红军指战员的脖子上系着火红的“牺牲带”，在闪亮的枪支、刺刀、长矛、大刀等陪衬下，显得格外威武雄壮。李杰夫代表陕西省委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组成建制和各级军政领导的任命：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经济处主任马云泽；总指挥部下辖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一个直属警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副大队长杨琪，直属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庭俊。此后，在热烈的鼓掌声和激昂的欢呼声中，中共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五伯昌将一面标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火红的战旗授予了谢子长。顿时，会场上爆发了雷鸣般的鼓掌声、欢呼声。从此，镰刀斧头的红旗，在陕甘边界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