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春晓：一夜风雨带来的苦煎熬与灾难

在军阀割据、豺狼当道的旧中国，南梁是个地瘠民贫、苦不堪言的地方。然而，南梁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她也曾有过悠久文明的历史。

据史书记载，南梁属古禹贡雍州之域，曾是周先祖创业之地。南梁坐落于桥山山脉（古名翟道山、鸡山、子午山，今名子午岭）中段，秦始皇时修筑的从咸阳直抵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的驰道，蜿蜒曲折地从群山丛岭穿过。这里自古便是陕、甘间的一条交通要道。

自北魏始，南梁的经济、文化日趋繁荣。西魏、北周、隋、唐至宋、金，南梁一直是陇东葫芦河（古名华池水）流域和陕北洛河川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西魏大统六年（540年）曾于南梁之东华池始置华池县（古城名为库多汗），并置蔚州。北周时，州、县均废。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于东华池古城东北二里处之库多汗城复置华池县，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县治徙于东华池古城，至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废。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于东华池置林州总管府。翌年，于此地复置华池县。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废林州。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北宋名臣范仲淹、蔡挺，曾在南梁地区修筑了大顺城、荔原堡（今名荔园堡）等名城砦堡，范仲淹还在这里留下了《渔家傲·秋思》《城大顺回道中》等千古绝唱。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华池废县为镇。在这数百年间，南梁虽则几经兴衰，而勤劳、智慧的南梁先民却不断创造了南梁山区的历史文明，至今犹存的北魏、西魏、唐、宋、金等朝代修造的张家沟门石窟、保全寺石窟、莲花寺石窟和东华池砖塔、豹子川双塔寺等遗址，以及凤川砦、荔园堡、太白砦、大顺城等古城砦遗址，就是南梁山区经济、文化曾几度繁荣的历史证据。

相传，数百年前，南梁还是个山清水秀、人丁兴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方。清乾隆年间纂修的《合水县志》记载：“县境东华里第九甲辖保全寺，领八庄一百六十户。”保全寺地处子午岭平定川深山密林，竟然如此人丁兴旺，由此可见当时南梁地区人口之稠密。然而，到清同治三年至九年（1864年—1870年），封建统治阶级挑起的回、汉民族之间的互相仇杀，使南梁的无辜人民惨遭杀戮，流离失所，“人口锐减，十不存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5页。" class="qqreader-footnote" src="https://www.xing528.com/attached/image/20230525/324664/25fe0593-7c61-41f8-85e2-99cb2de027a9.jpg">。自此，这里农田荒芜，旷无人烟，逐渐变成了一个梢林茂密、虎狼出没、蛇蝎横行之地。

清同治年间的战乱之后，一些幸存者又回到了故乡，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民国初年，陕北横山、榆林等地大旱，大批贫苦农民也先后逃荒落脚到地广人稀的南梁，打算谋一条活路。可是，在那罪恶的旧社会，哪里有劳苦人民的活路？南梁当地十多户土豪恶霸，占据大片山林和良田为己有，趁火打劫，残酷盘剥贫苦农民。远在南梁200多里外的庆阳“八大家”豪绅地主中的韩少文、李第等的“裕茂隆”“恒义兴”商号，也把魔爪伸进南梁，霸占了南梁几道川的绝大部分良田和几百里梢山。陕北吴起镇的大地主韩大成，也霸占了南梁的白马庙川、玉皇庙川的数千亩土地。20世纪20年代末，南梁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林锦庙川、东华池川一带居住的295户人家中，就有198户是“裕茂隆”“恒义兴”商号等大地主的佃户。这里约26000亩良田，被十几家地主霸占了70%以上，而280多户农民占有土地不到30%。农民每人平均占有土地不到六亩，而地主每人平均占有土地达115亩之多，这就不难看出土地兼并是多么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对贫苦农民的剥削手段之残忍，更是骇人听闻。佃户和贫苦农民租种地主的良田或在地主霸占的梢山垦荒种地，每年都要交极高的“包山租”，无论有无收成，租子不得短欠；佃农租借地主一头牛，年租高达一石五斗至两石二斗（每斗约折合50斤），繁殖的牛犊却归东家；自耕农分养地主的牛羊，三年便要加倍归还。最残酷的剥削是那“驴打滚”的高利贷。青黄不接季节或是荒灾年月，农民向地主借粮，春借秋还，就是“借一加三”的高利（即借一斗还三斗），到期无法偿还，便要利上再滚利。农民或因穿衣买布，添置农具，或因天灾人祸，婚娶丧葬，赊欠或者借贷地主的债款，都是“大加一”的利息（即月息10%），后来又增加到“大加一后带五分”的高利（即月息15%），利变本，本加利，月月“驴打滚”。如此重利盘剥，农民借贷高利债还得再给套上两个圈套：一曰佃当，即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土地低价一半典当给债主，自己又来租种，如期还债才能赎回土地；二曰赘，即用土地、房屋、窑洞作抵押，户主继续耕种、居住，但所有权已归债主，如到期不能还清借债，土地、房窑就要变卖给地主抵偿。可想而知，贫苦农民有谁能如期偿还那“驴打滚”的“阎王债”？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庄院被地主霸占了去，落得个倾家荡产。他们只得去承受地主阶级的又一种剥削：打长工、打短工。许多人家沦为地主的牛马，债台越筑越高。(www.xing528.com)

更有甚者，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使南梁人民深受兵灾之苦。那时，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以及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等大小军阀，你来我往，抓兵拉夫，劫掠烧杀，无恶不作。这些军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还随意委任官吏。那些有钱有势的绅士便成为当地最高行政头目，绅士又委任若干排头充当爪牙。一个排头管辖十家百姓，他们为所欲为。那些土豪恶霸，图谋鱼肉百姓，维护反动统治，却纷纷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占据堡寨，抽丁派款，办起民团。南梁地区及其四周，当时就有十多个民团武装，骑在劳苦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那时，在南梁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司令多如狗，副官满院走，你去我又来，灾祸无尽头……”这便是当时兵灾连绵的真实写照。

这些反动绅士、民团头子与反动官府、军阀互相勾结，巧取豪夺，给南梁人民带来了越来越深重的灾难。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向贫苦农民征粮征税，派捐派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敲诈勒索肆意公行。当时，南梁人民负担的苛捐杂税，除有所谓骡柜税（即脚户赶脚运输税）、牲畜税、丰佣、秤佣、血税、门牌捐、验契费、公债、印花税等，还有军阀、民团以所谓维持费、粮秣费、犒劳费、枪炮修造费、购置军械费、棉夹单衣费、鞋袜费、年节费、民团捐等名目进行直接勒索。同时还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鸦片，种者收烟税，不种者则收白地税。这样残酷的横征暴敛，谁也不能反抗、拖延。若有谁不能按期缴纳，排头、团丁便上门催逼，每次还得加罚三块银元的鞋脚钱。如果有人敢于反抗，不缴税捐，轻则鞭打绳拴，抓进私设的监牢；重者诬指为“土匪”“通匪”，酷刑致残或者处死，弄得家破人亡。

在那虎狼当道的年月里，南梁地区土匪蜂起，仅有姓有名的就有赵文华、陶玉山、宋占彪、梁占魁、乔步福等十几股。这里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匪巢。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南梁人民，又常常遭到土匪的抢劫，仅有的一升半斗口粮，炕上的毛毡、破被，身上的破衣烂衫，被一股又一股的土匪抢劫尽净。那些所谓“官军”，其实和土匪毫无两样，抢劫农民的手段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吴起镇楼房坪的恶霸地主张鸿儒，名为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骑兵团长，却常常纵部抢人，自己坐地分赃。南梁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官、兵、匪祸纷来沓至，土豪劣绅、地痞恶霸肆意搜刮，使苦难深重的南梁人民走投无路。

长夜难明苦南梁，黑暗何处是尽头？极度悲惨的遭遇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使南梁人民心头孕育着反抗斗争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