蜚声国内外的经济学家：高平叔的研究成果

高平叔暂留孤岛期间，还协助卢广绵（曾留学英国专研合作经济学，任华北农产改进社总干事）、路易·艾黎（新西兰人，原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主持建筑安全检查工作）等人筹划工业合作运动。卢等认为中国沿海各省市被日军侵占后，大量的工人逃往西北、西南大后方，必须设法救济，最好是帮助他们组织各种工业的合作社，来支援后方的军需和民用。最初的计划书就堆存在八仙桥青年会六楼高的住房里。1938年夏，艾黎和卢广绵等先后赴香港、武汉活动，获得宋庆龄、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支持，在行政院特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任顾问，卢广绵任组织组长兼西北区主任。西北区的总部设于陕西宝鸡，在陕西省、甘肃省、河南省西部、湖北省北部的重要县市以及山西省的太行山区设置事务所，用政府贷款、银行贷款及国外捐款，帮助并指导流亡工人分别组织纺织军毯、油脂、酒精、造纸、食品、印刷、机械等各种工业的合作社。卢广绵一再函催高平叔去西北，做他的副手，帮他处理总部的行政事务，使他能全力巡回视导各省、县、市的合作社。高遂于1939年秋离开上海乘海船经香港至越南的海防、河内，乘火车赴昆明再乘汽车经贵阳、重庆、成都、广元、南郑而至宝鸡。高平叔在西北近三年，他虽开始了经济专业工作，但整天忙于人事、财务、文书等繁杂的事务，没有时间读书和研究，异常苦闷；另一方面，工合西北区在延安设有事务所，许多爱国青年经宝鸡前往陕北，政治压力很大。刚巧，经济部长翁文灏到西北视察，约高去该部从事经济研究，高便于1942年秋离开陕西，前往重庆。

高平叔在重庆经济部的工作是研究。不久，翁文灏兼任中央设计局的工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派高为他驻该设计局办公，也是做研究及设计工作，均不担任行政事务，使高得以用全部时间和精力夜以继日地阅读中外文书籍，分析该部、该局所收集的实际资料，潜心钻研与写作。这一时期，高写出《利用外资问题》及《外人在华投资之过去与现在》（与丁雨山合著）各一册，并与周华章合译英国剑桥大学皮谷（A·C·PIGOU）教授原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册。这三种书均于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分别出版。同时，应各报刊之约，先后在《东方杂志》、《新中华》月刊、《新经济》半月刊、《经济建设季刊》《贸易月刊》、《经济论衡》、《财政评论》、《金融智识》、《时代生活》等杂志，以及《时事新报》《益世报》、英文《自由西报》上，发表《中外合办事业》、《外人在华设厂》、《外国人才的利用》、《产业复员引论》、《开源与增税》、《西北工业建设及其前途》、《中国经济地位一百年》等论文20 余篇。其中，尤以被作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的《利用外资的基本态度》及《经济建设与产业复员》两文刊布后，深受学术界与企业界的重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立即译为英文发往国外。经济部也因高平叔对战后经济建设问题与利用外资问题的深入钻研，而授以“高级经济专 家”（SENIOR EXPERT，MINISTRY OF ECONMIC AFFAIRS，CHINA）头衔，派往美国作进一步研究。1943年底，高离开重庆越喜马拉雅山，飞印转美。

高平叔飞抵印度的加尔各答，即转往孟买候船。孟买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瓦基教授举行座谈会，请高作《中国经济回顾与前瞻》的讲演。经瓦基与《印度时报》总编辑摩理士的接洽，高参观印度最大的民族企业—达达公司，对该公司所属钢铁厂、纺织厂、化学工厂、航空公司、旅馆公司等企业进行详细考察。曾撰《印度达达公司》一文，寄给重庆《新中华》月刊发表。

1944年夏初，高平叔乘“玛里婆莎”号美国运输舰由孟买出发，为避免日本潜艇的袭击，绕道南太平洋经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及悉尼，穿过巴拿马运河，入大西洋，抵美国东岸波士顿登陆，航程49 天。

高平叔定居纽约后，除在哥伦比亚大学及新社会科学研究院选修课程进行研究外，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适在美筹设该院的经济研究所，要高和刘先纬（法国国家经济学搏士）两人负责筹办。为便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能与美、英、加、澳及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学界联系，以SIN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SE ARCH CENTER，INC·的名称向纽约州政府立案，由李石曾与张静江（曾任国民政府主席）任联合董事长，高平叔与刘先纬任联合主任及研究员。所址设于纽约市河边道86 号，刘先纬时在华盛顿中国美援运用委员会主持统计及会计工作，实际上，所务由高一人负责。他敦请英、美著名经济学家A·HAYEK、Jacob、Viner、J·M·CLAR K、J·B·CONDLIFFE、C·F·REM ER、P·T·ELLSWORTH、LEWIS·H·Hanry、R·L·KRAMER 等13 人为顾问委员会委员。敦请我国当时在美专家刘大钧、张其昀、巫宝三、伍启元、吴大业、刘大中、吴元黎、彭信威、章巽、桑恒康、李辛之、林霖等19 人为研究委员会委员。出版了《中国之自然资源》（张其昀著）、《外国对华贷款》（高平叔著）、《中国经济政策》（吴元黎著）、《上海金融市场》（彭信威著）、《桐油与国际市场》（高平叔、罗真耑合著）、《中国经济建设》（刘大钧著）等英文专著多种，均由纽约东方图书公司发行。其中，高平叔所著《FORIGN LOANS TO CHINA》于1946年印出，颇受美国经济学界及工商界的注意，康乃尔大学REUBENS 教授特将此书规定为他所授“远东经济”课程的教材。

这一时期，该研究中心曾与一些美国大学合作，佛蒙特州立大学开设“中国经济”课程，聘请高平叔、刘先纬为客座教授，分期前往讲课。纽约的亚细亚学院亦开设“亚洲经济”课程，高、刘二人也曾往讲授。

1946年初美国全国总商会和全国工厂联合会为高平叔洽妥，作飞行全美各工业城市的参观考察。按照预定日程，在各地参观与晤谈的对象、膳宿旅馆、起飞及到达接送事宜，均由各地商会及厂联分会负责接洽。加拿大全国总商会亦作同样安排。高平叔于是在将近半年时间里，由纽约飞往温斯顿塞勒姆、亚特兰大、孟菲斯、新奥尔良、休斯顿、达拉斯、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盐湖城、圣路易、麦迪逊、支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辛辛那提、匹兹堡、费城、布法罗、罗切斯特、以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魁北克、渥太华、多伦多等30 几个城市，参观了美国钢铁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柯达照相器材公司、可口可乐饮料公司、斯威夫特食品公司、费尔斯东轮胎公司、洛克希特飞机公司、波音飞机公司、孟山都化学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谷物加工公司、菲利普摩里斯烟草公司、蒙哥马利邮购公司、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以及加拿大阿尔坎铝业公司、魁北克造纸公司等等工商企业。每到一城市，各该公会均安排各种集会，聚餐或讲话，并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各地报纸及纽约《商务日报》均载有高平叔参观及活动的报道。高曾与许多工商巨头接触，如休斯公司老板霍华德·休斯、印第安那美孚石油公司董事长保尔·威耳荪、美国政府战时生产局局长道·纳尔逊（罗斯福曾派他来重庆助办战时生产工作）等。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老亨利·福特那时尚未去世，曾在他的实验室接待高平叔，欢叙长谈。

高平叔考察经济途中，并曾参观斯丹福、本薛文尼亚、匹兹堡、密西根、南加州、田纳西、路易斯安斯等大学、以及加拿大的渥太华、麦吉尔等大学，访问各该大学经济系的主任及教授，就国际经济问题交换意见。(www.xing528.com)

1945年夏，中共地下业务机构“广大华行总公司”派舒自清到纽约，以民族资本家的姿态，在美设立分公司，要高平叔帮助他们购买工厂，一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运畅通时，即将整个工厂及技术人员运往上海立即装置生产。已在美国南方接洽一座较新的棉纺织工厂，但因国内和谈决裂，内战即将爆发，购厂之议不得不中辍。于是广大总公司集中资金于国际贸易，除已经营由美输入药品、化工、钢铁外尚拟以中国产品对美输出。舒等商请高平叔兼任广大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在美开辟中国出口土产品、主要是桐油的销售市场。高一方面以国际贸易理论结合业务实际；另方面则对这一商品进行全面的研究。1948年夏，他写出《TUNG CIL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一书，由纽约ORIENTALIA，INC. 出版。

高平叔于1948年冬由美飞港，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后任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要高在香港创设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任务是；搜集、整理、研究世界各国、主要是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与贸易情况，为全国解放后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提供参考资料。该所初设于铜锣湾舒潦涛街5 号，后迁于德道11 号，聘请罗真耑、蔡承祖、陈景云、宋寿昌、何祖霖、余士铭等任研究工作，先后写出《中国与香港地区的贸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的经济与贸易情况以及棉花、橡胶、猪鬃、羊毛、生丝、蛋及蛋品等之国际市场的专题报告及统计专册50 余种，以手抄或油印若干份寄送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财经部门参阅。当时还将编著的《大豆之生产与贸易》及翻译的《苏联对外贸易》两书铅印交香港三联书店发行。

舒自清任广大华行总经理后，于1950年初要高仍兼副总经理，主持东京分公司，向日本出售大豆、盐、铁矿砂、以换回钢材及电工器材。高不得不以每月的上半月经营贸易飞东京，下半月则回香港，主持研究所。至美国侵朝战争爆发，撤消该分公司，高遂不再去日本，亦不再兼进出口业务工作。

1950年秋，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由香港迁往广州，所址在珠江边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此时由中南财经委员会华南分会代管，华南财委按中南区大学教师工资级别标准，将该所原有及新聘人员确定学衔及级别。高平叔（所长）、杨西孟（副所长）及姚念庆、李志伟被定为研究员（教授），罗承熙、吴家楹、叶曾亮、方利生等被定为副研究员（副教授），罗勤生、胡景镛等十余人被定为助理研究员（讲师）或研究生（助教），其余则为图书管理、油印、校对、会计、庶务人员。在广州，撰有美、英、法、日、西德、瑞士、印度、缅甸等国经济与贸易专题报告，以及大米、小麦、茶叶、木材、锡、石油、化学肥料、农业机械等商品的统计专册，共70 余种。以油印及铅印，寄送北京及各口岸财经部门。

1952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该所移交给中央贸易部，成为中贸部的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由广州迁至北京，被安置在西四砖塔胡同中国进出口公司大楼。将该所迁京，为的是这年4月间我国将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需要该所整理各种资料，为出席会议作准备。参加该会议的除苏、中、波、捷等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尚有英、法、荷、比等37 个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将这37 国经济、贸易的最新情况写出扼要报告，并须将这些国家进出口主要商品、特别是遭受禁运的重要商品，以及我国急待输入和输出之商品的国际市场供需状况及近期价格波动，一一加以分析，写出简明报告。当时该所全体人员日夜工作，奋力完成任务。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北京各进出口公司开始与各国工商业交易，急需了解国际市场的早晚行情，亦由该所整理提供。

1952年秋，中央贸易部分为两个部：中央对外贸易部及中央商业部。该所被改为中央对外贸易部经济研究所，随后又改为外贸部商情物价局。高平叔被调往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讲授“世界市场行情”课程。高还为世界知识出版社撰写《帝国主义对亚非国家的经济掠夺》（1957年出版）及《国际经济组织》（已完稿。原稿被红卫兵抄去烧毁）两书。并在《对外贸易研究季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殖民地性质的对外贸易》、《法国打击美元的前因后果》、《美国倾销剩余农产品问题》等文。1960年冬，高被下放至贵州省凯里县师范学校教语文课。不久“文化大革命”起，高平叔被关入牛棚，备受殴打、酷刑、凌辱。“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春高乘西南各省“退休运动”之机北上，经过两年的奔走求援，始获户口、粮食，而定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