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叔,原名乃同,平叔其字(抗日战争时,他撰文多署名平叔,遂以字行)。1913年3月22日出生于江西都昌。他在上海大夏大学读经济学兼修教育,半工半读,边读书边兼在上海青年中学、浦东中学、创制中学等校担任教员、主任、校长职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上海对日抗战后,他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常常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参加各种集会,宣传救国。他参加上海市几十所私立中学组织的联合会,该会规定校长们轮流到各兄弟中学讲演,中心内容是抗日,用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高平叔所讲生动而激昂,深受各校学生的欢迎,因此,他被请的次数、校数及听讲人数最多。这一时期,他除了襄助蔡元培先生的研究工作外,自己还对中等教育进行钻研,撰有《教育与生活》、《理想的中学图书馆》、《青年指导问题》、《和中学生做朋友》等文,发表于《教育季刊》、《上海学生》、《浙江青年》等杂志。高平叔在上海办学及其活动,《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均时有报道。其时他年仅18—22 岁。
1936年3月19日《申报》载:浙江省政府为“实施非常时期之特种教育,新设一所省立嘉兴区民众教育馆。任命高乃同为馆长。”总馆设于嘉兴,在平湖、海盐、嘉善,崇德、桐乡(筹备)等县各设分馆。其工作,在海盐及平湖的乍浦沿海一带,组织盐民、渔民自卫队,施以军事训练,准备战争爆发时配合驻军的需要;在嘉善、崇德、桐乡,则广设民众学校,扫除文盲,教导居民阅读书报;在嘉兴总馆,除辅导嘉属各县县立民教机构的工作外,负责编印民众识字课本及补充读物,供全区各县使用,并组织化装讲演团、戏剧社、教育电影队、巡回各县乡表演及放映。总馆并与驻军总司令部、浙江第二区行政专员公署、嘉兴县政府、浙江省立第二中学等机构合办“国防讲座”,由驻军首脑“铁军”名将张发奎任委员长,高平叔任总干事,敦请海陆空军事专家及邰爽秋、郭沫若等到嘉兴作国防知识及抗战形势的公开讲演,听讲者甚为踊跃。这一时期,高平叔除主编该馆出版的《教育与国防》季刊外,还与黄仲图、陈曾善合写《欧洲各国之民众教育》、《战时民众教育方案》等书,由上海作者书社印行。
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战后,高平叔与浙江省立嘉兴区民众教育总馆及各分馆全体工作人员、全体受训人员积极投入配合当地驻军的宣传与战地服务工作。为时不久,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嘉兴区各县及浙江省会杭州相继沦陷,奉令撤至金华,将该馆办理结束,原拟由该地前往武汉及重庆,但当时浙赣铁路一度中断,不得不绕道温州,乘海船先至上海租界区,再定行止。(www.xing528.com)
到上海后,韦悫(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主任,高在青年会中学兼课时的校长,解放后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梁士纯(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坚劝高平叔暂留孤岛,参加救亡工作。当时,韦、梁、刘和胡愈之、孙瑞璜、胡咏骐、王任叔、张宗麟等有救亡聚餐会的组织,在孤岛编印《鲁迅全集》,举办“沪江大学附设社会科学讲习所”及“进修补习学校”等事业。进修补习学校设在南京路女子银行大楼,上课时间为每晨6 时半至8 时半,每晚6时至9 时,由上海公共租界中心各大公司、各大商店的青年职工选习英文、俄文、法文、德文、国文、数学、会计、簿记等课程,学生6000 余人。韦悫等要高平叔负责主持该校,除聘任吴清友、庄智源、杨万勋、陈鸿飞等担任国、英、俄、数等教学外,每周集会一次邀请爱国人士及专家报告时事,激发在职青年的抗敌意识。不久,重庆教育部在上海租界设一育华中学,收容江浙各省沦陷区流亡到上海租界的失学学生,以国立暨南大学代理校长程瑞霖兼任该中学校长,与暨大附中合租福煦路的校舍,聘任孙贵定、张世禄、周予同、王勤堉、蒋绍基、侯葆三、沈星五等教授为各科教员。程瑞霖要高平叔兼任该中学的教导主任,代他实际主持校务。高每天早晨6时赶到南京路,9 时赶到福煦路,下午6 时又赶往南京路,晚间9时后返回法租界,八仙桥青年会宿舍。在育华中学,他不仅要耐心地与兼课的教授们协商教课的安排、以及与暨大附中协调教室及实验室的调配使用,还要特别注意流亡学生的爱国情绪以及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