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被关押与解放：全过程回顾

邓俊生▽

潘汉年（1906—1977），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人。1926年11月潘汉年经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他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四·一二”白色恐布的血雨腥风中，他仍坚持在那里，从事革命的文化活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夏衍（沈端先）、冯雪峰等联合鲁迅先生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潘任党组书记。

30年代，他接替陈赓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为消除叛徒、特务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他在上海、南京、香港等地建立情报网，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全国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中共华东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军管会秘书长、市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1955年4月30日，潘汉年因在历史上做情报工作中的某些情节无人证明，无法说清楚，而被怀疑为“内奸”，遭到逮捕。其妻董慧（当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处处长）因受潘的株连，于5月19日也被捕，一同押入北京功德林监狱。1960年3月又被转押到北京秦城监狱。

1963年1月，全国最高人民法院以根本不能成立的“内奸”，“反革命”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随后，又“假释交公安部管制”，将潘汉年及夫人从秦城监狱转移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劳改农场，允许他们有进城购物和探亲友的机会，但有人跟随。

应公安部的要求，潘汉年在团河农场期间，把30年代在上海搞情报、保卫工作时，作宋子文、陈立夫、孙科、熊式辉、冯玉祥等国民党要人的统战工作，受中央委派和国民党代表邓文仪、张冲、曾养甫、李士群等情节写成材料。这些材料中自然会涉及到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在30年代和崔万秋（特务）的关系，因此也给潘汉年带来了灾难。

1966年，康生、张春桥、江青把持了“中央文革”的大权。第二年3月，在没有任何借口的情况下，下令将潘汉年夫妇重新收监，再度押入秦城监狱。1970年7月，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潘汉年又被判为“无期徒刑”。1975年5月，潘汉年夫妇又被押上了南下的火车。车抵达长沙后，又和夫人一起被押上了汽车，驶向湘东南的山区。

当时全国各级公、检、法机关被“砸烂”，由各级军管会所替代。在地处罗霄山脉中段，湘赣交界处的茶陵洣江劳改茶场中，军管小组是这里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忠实地执行着上级的指示。

5月中旬的一天，在全场人员忙于摘嫩茶的季节中，茶场军管小组接到了省军管会的通知：“有两名特殊犯人要送到茶场监督改造，要求他们的住所不要设在其他犯人的监区内。由于这两名犯人年岁大，身份特殊，生活条件要方便一点。”茶场的军代表立即召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让管教和后勤部门落实这个任务。几个干部转遍了整个场部，才在距家属区不远的基建木工房后面小院里找了两间房子，让木工犯人安上了门窗，做了简单维修。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两辆沾满尘土的汽车开进了这个偏僻的地方，到场部停车后，从前面的吉普车上走下一位30 多岁的军官。随后紧跟的大卡车还没停稳，从车上已跳下了几名持枪的战士。坐在卡车上行李、箱子、书籍之间的犯人，身上、脸上已都是土色了。基建区的干部带来几个劳改犯向下搬东西。只见新到的两名犯人中，男犯身材较高，背有点弯，神情呆板，已年近70 岁。他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土，一边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车上向下爬。当一个留场就业的职工把他扶下车后，他面上没露出任何表情，倒是那个女犯很有礼貌地表示感谢。女犯头发花白，也近60 岁了，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不时用手拨着头发。也许是坐车时间太长，长途山路的颠簸，老年男犯在地上站不住，向后退了两步，坐在了地上，女犯赶忙走到他身旁，着急地问他哪儿不舒服。男犯不说话，低着头摆摆手。从两个人的衣着、面容、气质、动作上看，这是两个有身份的文化人。

汽车送来了一对老年犯人夫妇的消息引来了一群妇女和儿童，有人还给他们送来了一碗水，互相议论着：“那是什么人呀？”一个孩子见从车上搬下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电视机而好奇地问大人们，大人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物件，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说：“这是电台，外国出的。他们是里通外国的老特务。”东西搬进房后，老年男犯拄着一副精致的鱼竿从地上站了起来，押车来的军官严肃的对他们二人说：“今后你们就住在这里，不要随便和人交谈，严守纪律，定期写思想汇报。有什么事向场中干部提出来。”

两天以后，从场部传出了消息：“这对犯人是大内奸潘汉年夫妇，是毛主席点过名但不让杀的大官。”紧接着，又传来了这两个人吃不上饭的消息。上边规定这两个人每月发一定的生活费，标准比茶场干部的工资还要高。茶场里有茶，洣江中有鱼，如果是旁人，会把生活安排得好一些，但老潘（工人们这样称呼潘汉年）的老伴不会烧饭，做米饭不生即煳，也不会做菜，鱼买回来连肚膛也不开就放在锅里煮，满是腥味的饭食老潘难以下咽，几天中光靠带来的饼干充饥。潘汉年病倒了，场部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因为上级规定：“潘汉年是有影响的人物，监管期不能死去。”场部经过反复研究并请示上级，选派了一个“政治坚定，立场可靠，能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家属给潘汉年做饭，从此潘汉年夫妇能吃上熟饭菜了。潘汉年病情渐好，能拄着棍出门走走了。有一天，木工房的人正在干活，潘汉年慢慢走进去。他左手挎着一个竹篮，指指地上的刨花，低声问：“我要用来作饭，能装吗？”木工班长拿过潘的篮子，装满了刨花后说：“老潘，以后你每天来吧，我们给你留着。”又对别人说：“省得咱打扫了。”以后老潘天天去装刨花，拣小木块，并清扫地面。时间一长，彼此熟悉起来，也有人问他过去的事，他只简单答复一两个字，用手指指头说：“脑筋坏了，记不得了。”(www.xing528.com)

从给潘汉年夫妇做饭的家属的口中，渐渐的传出了一些情况：潘在外边不说话，在家中对董慧常发脾气，性情倔犟。女的性情很好，小心翼翼地照料他，但女的什么也不会干，是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分不清五谷，衣服破了也不会缝，夏天把长裤剪去双腿当短外裤，把长袖剪去双袖当短袖衫穿，两人没事就看书、看报（外边给寄来的）。由于山里接收讯号不好，那个电视机图像也看不清，潘因比情绪不好。女的连炉子也点不着，越点不着越添柴，满屋都是烟，呛的潘直流泪……。

1976年元旦后一连几天，没有看到潘汉年出来，木工班长说：“老潘大概是病了，我去看看他。”他用麻袋装满了刨花和碎木块，走进了小院就喊：“老潘，老潘，怎么不去装刨花了，烧什么呢？我给你们送来了。”进屋后看到一对老夫妇都躺在床上，冷屋凉灶，潘汉年不停地咳嗽着。董慧呜咽着说：“做饭的人要划清界限，好几天不来了。”原来周总理去世，潘非常悲痛，满面泪痕地说：“十年了，今天批这，明天批那，批成什么样子了？周总理也成了批判对象！我们参加革命就为了这样吗？五年前陈老总走了，现在周公又离开了我们，我的问题更无人说清了。苍天，你睁眼看看吧！”做饭的人正参加批林批孔批周的运动，听潘汉年说这话，走了就不来了。

1976年4月7日，“四人帮”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同志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使潘汉年心里尚存的一线昭雪的希望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几次住进茶场卫生院，但因卫生院医疗水平低，设备差。生活条件不好，潘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同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潘汉年闻讯大哭。他多年来一直想把事实的真相向毛主席说，也曾给毛主席写了无数次的信，但都没有音信。想到20 多年来遭受的委屈，他悲痛欲绝。1977年2月7日，正逢春节，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和华国锋的署名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对潘汉年的心理又是一次打击，他认为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问题是说不清了。“哀莫大于心死”，潘汉年情绪低沉，病到卧床不起的的程度。

为了抢救潘汉年垂危的生命，董慧给当年同潘一起工作过的领导和同志多次写信，多方求助。在湖北省第一书记陈丕显同志的关怀过问下，1977年3月潘汉年被获准到长沙市医院就医。当众人搀扶着他要上送他去长沙的卡车时，潘汉年抬起头向东看着环绕的群山，忽然兴奋起来，他挺直身激动地说：“又要离开这里了。这里都是我们的苏区呀，离井岗山很近。宁岗、黄洋界、茨坪从这向东不过几十里路。1933年夏天，我从上海第一次来苏区时，毛主席是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热情欢迎过我。后来我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时，这一带是常来的呀。仅一年之后，中央决定长征转移，我又被派去到筠门岭和陈济堂的代表谈判，离开这里，随中央长征到遵义。本来我想病好后就近到老苏区去转转，看看那里的老乡亲，现在又要走了。”他含着泪接着说：“我病成这样，怕是回不来了。”大家把他架上汽车，董慧把被褥铺在车上，潘汉年又昏迷过去，头枕在了董慧的腿上，被子外露着双脚没等盖好，汽车就启动了。由于贻误了病期，在长沙抢救无效，4月14日潘汉年在医院里逝世了。董慧把潘汉年的骨灰盒抱回茶场，埋葬在场部后面的荒山坡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香港道享银行担任董事长的董慧的哥哥专程到茶场接董慧，但董慧坚决不去香港。他哥哥劝说：“慧妹，这些年来由于政治的原因，你陪汉年吃尽了苦，身陷囹圄，二老和全家望眼欲穿呀！老人去世时，一直喊着你的名字。现在汉年不在世了，你随我走吧，该保重身体，好好养养。”董慧仍不为所动。她说：“现在文革结束了，中央拨乱反正，党的政策走向正轨。我是中共党员，一定要为汉年申冤。汉年临终前曾有遗言：阿慧，如有哪一天可以说话，你可找小廖（廖承志）和夏公（夏衍），向他们申诉，他们是了解我的。我要去北京，向陈云同志反映。我要还汉年的清白于人间，我和汉年生死都在一起，永不分离。”

这位香港大银行家的小姐，一个受尽了磨难的孤苦零仃的老妇人，拖着被癌细胞侵吞着的病体，先后向中共中央和陈丕显、廖承志、夏衍、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为潘汉年申冤。随着邓小平、胡耀邦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为刘少奇、彭德怀平反昭雪，文化界、统战部门、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要求为潘汉年澄清冤案的呼声甚高。廖承志、邓颖超、陈丕显等同志专题向党中央提出成立专案组调查潘汉年的问题，陈云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以自己和潘汉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亲身经历，介绍潘的功劳和经历，为潘汉年作证。

1982年8月，中共中央终于发出了《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但是，春天迟到了，董慧因身患不治之症于1979年病逝，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1983年4月，经中央批准，潘汉年、董慧的骨灰运到了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时对错在于力，千秋功罪在于理”。潘、董二位老人如地下有知，也可含笑于九泉了。

作者简介：邓俊生同志系天津监狱管理局基建处副处长。70年代末因工作关系，从团河农场管教人员口中得到潘汉年夫妇在团河的一些情况。80年代初又听湖南洣江茶场一位干部讲述了潘汉年夫妇最后的日子，遂撰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