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各行各业均有同业公会的组织，其职责是：
（一）维护同业的合法利益；
（二）团结、教育会员遵守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督促会员按时纳税等；
（三）沟通本行业同其他行业之间的情况，加强联系，共谋发展；
（四）调解会员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或矛盾，以加强团结；
（五）响应地方上机关、团体、学校和慈善会等发起的与地方公益有关的救济、捐助等事项。
典当行业原有两个组织：清朝时，当商组织当行公所，公推同业中有声望者为董事，并在北马路北门东购地兴建办公用房作为会址。1928年，当行改为典业公会，会所迁至估衣街山西会馆。1936年，在特别一、二、三区（即第一次欧战前的德奥俄三租界）16家同业另组质业公会，无固定会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租界均被日军接管，原在旧英、法、日租界的同业都加入了质业公会。直至1946年抗日胜利后，两个公会合并，统一组织改称为“天津市典当同业公会”，当时共有会员84 家。公会采取委员制，设主任委员一人，常务委员五人和执行委员九人，均通过选举产生。虽然会员中山西籍占大多数，但无地方观念，比较团结。(www.xing528.com)
天津的典当业在“七七”事变前虽有短暂的繁荣，但好景不常。天津沦陷后，百业萧条，典当业也不例外。在此情况下，为维持计，同业联合具名，呈请伪天津市社会局，要求准予缩短当期，提高利息，未获批准。日军乘机插手，要求同典当业合作。同业公会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与会会员都表示不愿意合作，但又不敢明确表态作出决议，会议无结果而散。会议为应付此事，后来聘请日本律师名竹内信为法律顾问，名正言顺地公开登报声明：“宁愿全体歇业，决不与任何外人合作。”此举表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受到社会上爱国同胞的赞赏，典当业得以暂时苟安。日军阴谋虽未得逞，但日本浪人和本地流氓勾结一起，开设的500 多家小押当，给了典当业沉重的打击，终于使整个行业陷于奄奄一息的困境。解放前夕，天津的典当业名义上尚有60 余家，实际上经营业务的仅有20 余家。
解放后，在新形势鼓舞下，典当业都自动转业。典当业的歇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因它对当户承担着18 个月期限当品赎回责任，所以对外停业后仍须保留一些职工负责当品赎回的工作。至1951年4月，天津近百年的典当业宣告全部结束，北马路的会址房屋二部分归市立第三中学作宿舍，另一部分由工商联接收。
注：该文系作者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徐秀珍征集）
【注释】
[1]“当字谱”是明末山西籍文人傅山所创，他精于书画，并通医道。明亡后，傅不愿侍清，在家研究字画，用草书偏旁创始了典当行业专用的异体字，业外人无法认识。在我国南方，典当业比北方兴盛，人们称当票上的字是“鬼画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