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业中的各类投资人

天津典当业的投资人可分为四种类型：即大资本家、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官僚政客。在他们所谓“创业”时期不惜冒风险，采取各种手段，实现发财致富的梦想。在他们心目中认为唯有投资于典当业最为稳妥可靠，除非遭受特殊的变化（如庚子之乱、壬子兵变）或意外事故（如“九一八”事变后，大汉奸袁文会等人组织的“便衣队”的骚乱活动），从未听说过开典当赔本亏钱的事。在清末封建社会，我国从南到北流传着一句谚语“要讲富，开当铺”，可见开当铺是投机牟利的生意。兹就四种投资人的有关情况分述如下：

1、属于小资本家的，天津以经营盐务起家的杨家居首位。杨家经营的典当包括外县在内，最多时有30 余处。庚子之乱，属于杨家的典当有15 家遭受抢劫；壬子兵变中被洗劫的典当中有14 家是杨家的。杨家资力雄厚，从不借款给外人，包括同业在内。其他属于“八大家”范畴内的当铺，有振德店黄家、杨柳青石家，回族穆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大夥巷设有裕兴当。北京刘家父子（刘禹臣和刘贡楠）除在北京经营“八大恒”典当外（八家当名都冠以“恒”字），又在天津旧日、法租界和城里开设了天顺、元顺、恒顺、和顺四家典当。昌黎县刘鸣岐，在旧日、英租界经营福聚当和同义当。刘原在沈阳经营钱业，后来结识了军阀张作霖，利用张的关系，敛财致富。其他如原银钱业公会主席王晓岩、原杂货糖业公会会长孙月樵、原鸿记银号经理曹子厚均在原意、日、法租界和两头太平街等地开设典当。敌伪时期，伪商会会长邸玉堂出资10 万元在旧法租界今山西路经营聚和当，未及发展，邸即垮台。

2、属于大地主经营的典当计有：河北省肃宁县的王萼怀，乐亭县的刘家，胜芳镇的蔡家，献县的仝家。另有一献县人鲁东侯曾在旧日、英租界设立聚丰典当（有两家分号）、东兴当、信丰当等共五个典当。他的剥削手段，又高人一筹，即“利不外溢”，他对期满未赎架货从不处理外人。他在旧日租界四面钟聚集丰当东号旁设立一售货部，把五个典当应处理的衣物集中在一处变卖；另在旧法租界天祥市场后门旁开设鲁丰金店，收购珠宝、翠石、金银首饰等，这样就形成了典当、估衣和金店的三位一体，互为帮衬，从而控制了全部利润不落外人之手。

3、属于军阀经营的。北洋军阀在天津开设典当的，最初是长江巡阅使张勋，于1916年出资10 万元经营松寿当，由他的老友马桐岗任总经理。“七七”事变前张家衰败，将典当倒兑给山东督军田中玉接办。军阀曹锟共经营7 家典当，曹死后，其女曹成贞在河东十字街又设立永聚当。其次是江西督军陈光远，他开设了四家典当。其他如吉林督军孟恩远在葛沽经营庆昌当，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在旧英租界开设金华当，西北军军长高桂滋在旧日租界开设德懋当，国民二军军长郑恩诚在旧法租界开设义和当，曾任陆军总长的陆锦，于曹锟死后接办了原属于曹家的万成当。(www.xing528.com)

4、清末民初，官僚、政客之在天津投资于典当业的大有人在，兹选择几个重点人物介绍如下：袁世凯的族侄袁乃宽，在北洋政府历任要职，曾在旧日租界开设裕丰当，该当于1935年遭受火灾后，袁将典当和未受灾的部分货架全部出倒给曾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接办。曾任国务总理的潘复和那时的财政总长阎廷瑞，俩人合资在旧法租界经营天庆当总、分号两处，由潘的侄子潘海岑任总经理。以养房产致富的胡贞甫（外号胡扒皮），他还担任过津海道尹，以所得不义之财经营两家典当。安福系政客王郅隆从陈光远手中接办裕昌当。曹锟之弟曹锐曾任直隶省省长，后来经营同聚当。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天津典当业有一时期是以旧租界为活动中心的。清末，第一家典当是晋籍人合伙在旧英租界小白楼（今开封道）开设的天义成典当。民国初年，有在隆茂洋行任买办的杨少泉在旧日租界与南市毗连处开设隆兴盛典当；继杨之后，又有山西人古亨甫在旧法租界紫竹林成立公裕典当。旧德租界只有一家典当，系上海一蔡姓资本家与在德国领事馆工作的秦文起合股开设的祥泰当，聘杨益斋为经理，经德国领事馆特许，批准它独家营业。此后，在各旧租界地开设典当的日益增多。约在1928—1929年间，晋军在平津当政时期，各行各业营业不振，唯独开设在旧租界里的典当业都处于短暂的繁荣阶段。原因是日本蓄意已久的侵华野心逐步实现，地方辖境内（租界除外）治安不靖，便衣队不时扰乱，富有之家纷纷将家中贵重物品寄存在居住在租界的亲友家；租界上无亲友的人家则将财物送进在租界内的典当，人们把典当作为安全的保管库。短期内各旧租界的典当营业骤增，当品占满库房。与此同时利息和估衣收入也随之上涨，于是不少在租界外的典当设法在租界内租房营业。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典当业却出现了暂时的畸形发展，平津两地沦陷后，民族遭难，各业都受蹂躏，典当行业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