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期的街道工作回忆

刘鸿涛□

1950年6月，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并进而侵犯我国领土，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斗争，随即全国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天津市在这期间分别召开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及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政府决定，全力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同时分别成立了市、区抗美援朝分会和支会。当时我所在的十区抗美援朝支会（十区1952年改五区，1955年改新华区，1958年合并为今和平区）委员由18 人组成：张敏之区长任主任，区公安局长王诚熙、区宣传部长康应清、区工商界代表李勉之任副主任，委员有韩悦森、高幼珊、石璧茹、阮性言、杨国之、吴南、宋子孚、李毅、王光英、张亚丽、王仲才、马道元、金惠民、方郁文等（后委员又补充了区团委书记王民，区妇联主任王朴石等）。办事机构设秘书、宣传、捐募、检查、拥优等组。13 个派出所设中心组，以下设支分会代表（即以后的居委会范围）。

各级组织机构成立后，立即开展宣传工作。1950年至1951年春节前为第一阶段，宣传声势浩大。市里召开广播大会，各区、各系统分别召开群众大会、片会、小会等，以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活动。各学校的操场、教室，一些单位的食堂，都是宣传的会场。还在居民中组织读报组、收听组及入户宣传。文化馆以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区委宣传部培训宣传骨干118 名及组长786 名，区团委、区妇联各自发动青年和妇女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活动。当时《天津日报》、《进步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每天都报道新华社发表的志愿军在朝鲜的战果，宣传工作结合每个阶段的中心工作贯彻始终。1951年是抗美援朝最为艰巨与繁忙的一年，宣传工作也随之深入地开展，并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赴朝慰问团汇报会、和平签名、订立爱国公约、五一大游行、捐献飞机大炮、八一建军节拥军优属、反细菌战为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增产节约、“三反”、“五反”等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因而使抗美援朝运动步步广泛深入，使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据当时统计，百分之百的群众都受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认识到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基本上扫除了美帝国主义百余年对中国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以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遗留下来的崇美、恐美、媚美等思想，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加强了同仇敌忾打败美国侵略的决心。

抗美援朝初期，全国大陆尚没有完全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旧社会欺压人民的土匪恶霸以及美蒋特务趁朝鲜战争进行种种破坏活动。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反革命条例》，天津市许建国局长亲自领导，统一部署，各分局、各派出所统一时间、统一行动进行逮捕。经过审讯、报批，对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天津市在民园体育场召开了镇压反革命广播大会。会上，有受害群众上台控诉，然后宣读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最后黄敬市长讲话。宣判后将反革命分子立即押赴刑场处决。第一批被判死刑的有包括罪大恶极的袁文会在内的270 余名反革命分子。由近百辆汽车、解放军武装押解，经河北路、赤峰道、和平路、东马路、中山路，到小王庄铁道外刑场执行枪决。沿途群众人山人海，高呼：“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为人民除害！”“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这些运动使广大群众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改革和当时的抗美援朝运动。有的反革命家属为表示对反革命分子的憎恨，连尸首也不认领埋葬。

1951年2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发出“关于组织医疗队的通知”，天津市、区广大医务人员纷纷响应号召，志愿报名前往朝鲜为志愿军、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群众服务。与此同时，以柴川若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报告团分赴全国各地，报告朝中人民军队反抗美国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天津在中国大戏院组织了报告会，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报告团的报告对鼓舞后方人民的士气、推动抗美援朝运动起到了重大作用。随后于3月份天津市组织各界及文艺界人士参加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一行570 人，慰问朝中两国军队和朝鲜人民群众，对前线给予了极大的鼓舞。慰问团赴朝时正值战争激烈时的第四次战役，天津团的成员相声大师常宝堃（小蘑菇）不幸在前线牺牲，天津市各界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以黄敬市长为首的送葬队伍，途经和平路、大沽路、小白楼、开封道、马场道至海口路当时的第一公墓，沿途观众人山人海，广大群众受到极大的教育，文艺界人士更受鼓舞，一个文艺工作者受到如此厚待，历史罕见。

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号召全国普遍集会，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和反对武装日本的签名运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天津市、区、各系统、机关、学校纷纷开展签名运动，在一些交通要道、车站、码头、桥口、摆渡口，到处都有签名站。一些大专院校学生还组织流动签名站，一面宣传和平公约内容，一面替不会写字的人代写名字。有扩音设备的单位整日广播和平公约和抗美援朝的意义及《王大妈要和平》等歌曲。“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武装日本！”“打败美国侵略者！”的口号到处可以听见。到1951年五一节签名运动发展到高潮，全国参加游行的人有2.3亿人。北京天安门举行了50 万人的大型游行。天津游行的中心会场设在百货大楼斜对过，游行的有10 余万人。各区也举行了游行，市区参加游行的总人数共约50 万人。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斗志昂扬，扩音器里不断播放《志愿军战歌》、《歌唱祖国》和《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受到保卫和平、反对战争、抗美援朝的教育。由于运动的深入，群众觉悟的提高和爱国热情的高涨纷纷表现在行动上，创造性地订立爱国公约以表达决心。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重要文告，号召全国人民普遍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及拥军优属三项运动，从此抗美援朝运动进入了实际行动阶段。(www.xing528.com)

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是与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进行的，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的发展。天津的捐献运动在市、区各级抗美援朝分会领导下有组织有系统有秩序地开展起来，从认捐到交款、统计，都有明确分工，严格掌握政策，自愿、量力，不许强迫命令。爱国不分阶层，工业、商业都在各自的同业公会进行，各系统分散的及社会面上的由各区负责，除各工商行业是重点捐献外，社会面上原十区是重点捐献地区（即旧英租界）。因过去一些遗老遗少、军阀政客及一些知名人士、工商大户绝大多数居住在这个地区，简称为“上层地区”，或者称“富户地区”，因此加强领导认真贯彻政策是搞好捐献的关键。区里首先成立捐献推动委员会，张敏之区长任主任委员，李勉之、韩悦森任副主任委员，委员88 人（都是经济力量较好或者有一定威望的人士）。全区13 个派出所（当时没有街办事处）分成6 个推动组，根据委员们提名，确定近300 余户重点，而后由区长召开爱国捐献大会，宣传动员。有的当场在会上表态认捐（大多数是由推动组人员入户认捐），李勉之、韩悦森都带头捐献1亿元（旧币）。开封道派出所管辖代表在动员会上向全区挑战，带头认捐6.52 亿元（旧币），对全区的捐献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推动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能积极认捐，有的不仅自己带头认捐，还动员多户积极认捐。如重庆道派出所管界内住在郑州道7 号的訾铭谦自己认捐后，又动员他的许多朋友认捐。他的一位朋友郝九如当时思想有顾虑，去北京多日未归，他亲自去北京（自备路费）说服认捐，最后顺利完成任务。经过全体委员努力，仅在第一阶段占三分之二的重点户即认捐了25.37 余亿元（旧币），分期交款7亿多元，加上社会上已捐款1189150401 元（旧币），合计37 亿多元（旧币，1951年底统计，1952年不在此内）。当时捐款较多的重点户有工商界家属李勉之兄妹（李慎之、李进之）、崔景元、蔡文娟、张敏君（刘诗昆之母）、元隆孙家、胡家、山东孟家、李烛尘家、毕鸣岐家、清庆王府的铨季达、旧军政人员鹿钟麟以及医务界刘绍武家属等（其他还有很多，一些人的名字记不清了）。鹿钟麟（当时不是重点户，是推动组成员）不仅自己积极认捐，还亲自到他的朋友家去动员认捐。一次在香港大楼一户动员，下楼时把脚摔伤了，行动不便，但仍坚持为义生里群众读报，自费为抗美援朝买纸、笔等宣传用物品。他曾对我说：“抗美援朝对我教育太大了。中国人和美国打仗，过去从来没有过。战争就是杀人，毁坏房屋，人民不得安居，破坏建设。志愿军那种英勇实在令人敬佩，所以我必须得有尽力的表示。我的生活主要靠国民党兵役部的解散费，我捐的款也是拿金条换成人民币。国民党特务破坏抗美援朝，我还怕他们暗算我，所以我分多次交款。”抗美援朝捐款可一次认捐，一次交款；也可一次认捐，分次交款；也可不认捐，直接到银行捐款，由银行随时汇总划拨给抗美援朝分会。认捐后交款时有的直接交人民币，而很多重点户都是把家存的金银细软拿到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再交。李慎之她们是先兑换股票，再交人民币。黄家花园派出所管辖的鹏寿里当时有一位68 岁的赵老太太，她把自己从32 岁时存的25 元银元（养老金）捐出，她说：“没有国，家也保不住，更谈不上养老。”解放路上的德泰祥在同业公会认捐后交款时（计划时间已到）营业资金周转不过来，在工会主席的说服下，把铺底钱拿出5 块银砖（每块130 两，相当200 块银元的含银量）用三轮运到中国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再拉回来送到开封道解放路口的人民银行交捐献款。三轮工人孟庆怀得知后，把来回一万元（旧币）的车费也随着捐上了。一些大学生纷纷走出学校，到一些繁华地方边宣传边募捐。南开大学宣传车走到解放路、曲阜道口宣传时，把捐献口袋伸出车外，请过路群众捐献。在路口“缝穷”（即给人补衣服、袜子等）的一位张大娘年近70岁，把给人补袜子、衣服的3000 元（旧币）捐了出来。挑水工人张志臣路过捐款处时，把刚收来的一户水费也捐上了。当时动人的事迹很多，人们都把有力不出当成可耻，所以人人不甘落后。到1952年5月统计，全国人民捐献了人民币55650.6230 多亿元（旧币）相当于3710 架战斗机。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加强了志愿军装备，有效打击了侵略者，也弥补了国家军费不足。

广大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一大创举是订立爱国公约。工人、农民把毛主席号召的“增加生产，励行节约，支援抗美援朝”的内容订成指导自己行动的公约，以履行自己的爱国义务。广大工商界人士把扩大生产、投资经营、遵纪守法、接受工人阶级监督、不偷税漏税、不哄抬物价、不偷工减料、认真贯彻劳资两利、繁荣经济等内容订立在爱国公约里。由于工人群众努力生产，创造了财富，一些工商业户得到了实惠，改善了劳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建设的恢复与发展。如毕鸣岐首先响应号召，扩大了投资，开办了砖瓦厂，又在南营门孔家房子开办了染化厂（染化四厂的前身），仅几年的时间就增加了相当的效益。广大工人群众的爱国行动，为抗美援朝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力量。居民中订立的爱国公约内容普遍都有响应国家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搞好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参加政治活动；消除四害，搞好卫生；家庭和睦，搞好邻里团结，勤俭持家等等。

拥军优属是地方政府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各阶层人民把人民军队特别是在朝鲜抗美第一线的志愿军当成最可爱的人，把军人家属特别是志愿军家属当成最尊敬的家属，把拥优工作当成巩固国防的重大政治任务，当时人民群众的拥优口号是“先军属后自己”，尽一切努力保证烈军属生活和生产。每逢重大节日，市、区领导和各界人民都要对烈军属进行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慰问。原十区在1951年拥军运动中，发动群众捐献慰问金两次8948.36 万元（旧币），慰问袋4106 份，慰问信389 封。春节期间给烈军属送礼帖、春联、灯、年货等，并为烈军属挂光荣匾，组织医疗单位（包括私人开业诊所）免费为烈军属看病，对生活困难的烈军属民政科开免交医药费联单，对交不起学费的给予免费。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中优先介绍烈军属有条件就业的518 人，全部就业不漏一户。逢重大节日各影剧院免费招待烈军属看节目。为救济朝鲜难民捐款23 万余元（旧币），鞋21433 双。地方的这些拥军优属活动，大大鼓舞了烈军属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鼓舞了朝鲜前线的士气，促进了中朝人民的国际友谊，坚定了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决心，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中国人民应有的贡献。

1952年1月美帝国主义竟违背人类公德和国际公法，在朝鲜战场和后方连续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同时将细菌战的范围从朝鲜扩大到我国东北和山东青岛等地。美帝的这一罪行大大激怒了我国人民，人们以实际行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粉碎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阴谋，各地在原有爱国卫生运动组织的基础上，普遍充实了力量加强领导，紧密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人人动手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内容的卫生运动。市、区都设有爱国卫生委员会机构，各派出所按地段设卫生公会（当时没有街办事处），人人动手大搞环境卫生，消灭蚊蝇孳生地。普遍开展灭狗运动，各户有狗的自行处理，凡不自行处理的由区清洁队训练捕狗队处理。原十区组织医务人员129 名成立21 个医务防疫站，全区人民人手一拍，走到哪里随手拍蝇，并挖蛹、填垫污水坑，消灭蚊蝇孳生地，对这些地方普遍消毒，同时加强饮食行业的卫生监督检查。小学生们成群结队举着小旗，手持蝇拍入户宣传搞好卫生与反细菌战的意义，家家户户把搞好卫生作为一项内容订立在爱国公约内。爱卫会的积极分子，每天巡视，进行小检查，一周一大检查。以反细菌战为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当时可说是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对抗拒卫生运动情节严重的给予法律制裁。如一豆腐房业主把洗脚水故意倒入豆浆里，经群众揭发，政府公开处理。对机关干部要求带头搞好卫生，如某区政府一科长不讲个人卫生，不听劝阻，把一身虱子当成光荣虫，组织上给予行政处分，并通报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对粉碎美帝细菌战，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以及以后的几十年的爱国卫生运动都有其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刘鸿涛，解放初在天津十区（今和平区）小白楼街工作，应我会约稿记述了他所了解的当时十区的抗美援朝期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