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水史话：包罗万象的碑刻文化

林立的碑刻是建水众多文化古迹之一，是建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建水碑刻文化，最早可追溯到元朝。建水现存最早的碑刻，当推元代至大元年（1308年）正月立于文庙里的《大元统天继圣钦文英武大章碑》，是滇南最古老的碑刻，称为“滇南第一石”。

建水文庙作为一座古代文化的圣殿，至今仍保存许多古碑，其中历史价值最高的当属大成殿西碑亭内的满汉文碑。整座石碑由满文和汉文分别镌刻的两块碑并立在一起，镶嵌在一块完整的碑座上，头上有碑额，为罕见的巨型石碑。碑文为清乾隆皇帝作《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记》，记载的是乾隆二十至二十三年（1755～1758年）清军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贵族叛乱的史实。临安知府双鼎及所属州县知事用北京文庙御制碑文拓片勒石。这块《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记》以皇帝的口气行文，记述了乾隆二十年（1755）在新疆平定准噶尔部贵族阿睦尔撒纳，以及三年后平定维吾尔族贵族大小和卓木叛乱的史实。碑中的史实与建水毫不相干，却为何要在此竖立这样一块碑呢？古时建水地区民族杂居，民风强悍，习武之人众多，械斗之风盛行，加之武装起义也较频繁，于是统治者在加以残酷镇压的同时，推行“恩威并施”“文攻武压”的政策，以维护其政治统治，因而在祖国的边陲重镇竖立这样一块碑石是有重要意义的。

建水民谚曰：先有指林寺，后有临安城。明朝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经临安建水地方社会贤达推荐、受黔国沐公的邀请来到指林寺住持的温成，请锦衣卫勋卫郭登撰写了《重修指林禅寺记》，刻石立于大殿旁。石碑通高333厘米，碑身高202厘米，碑身宽91.5厘米，厚24.5厘米，碑文共32行1639字，楷书。碑文首先介绍了临安边远荒僻的地理位置和凶险的环境：“云南，古鄯阐国也，隔越中夏万有余里，而临安尤极要荒之外”，“鸟言鬼面之徒带刀剑弩矢散处山谷，喜则人，怒则兽，声音气味与华俗迥异。抚之以恩，顽冥而不知怀；临之以威，愚騃而不知畏，此所以号称难理者也。”若要治理，须“用夏变夷，无远不服。”碑文还记载了指林寺本身的兴废史，记述了临安始立卫城以及明朝僧纲司的设立、黔国沐公稳定云南、朝廷平定麓川叛乱、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和发展、儒佛如何共生等内容。碑文有史有事、行文流畅，文采飞扬，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www.xing528.com)

我国自古就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在建水的井文化中，形成了众多保护水井和用井汲水的良好习俗，如构筑井台、修筑排除污水的水沟、不往里丢脏物、不在井前说脏话等。建水最古老的水井，当数东城门外的醴泉。井旁的一块石碑记载，此处“旧有醴泉，素称东井，考其由来，自元迄今，载在志书。”另一块碑文称：“东井创自建城之初，载在郡志，名曰醴泉，俗名水井殿。重修于嘉靖十四年，复修于康熙年间。”从碑文中得知，当时人们为保护东井，采取的措施是“禁止摆铺遮拦阴滞汲水道路”。这实际上是当时民间经公议而形成并颁布施行的一块“环境保护法规”碑。

建水的碑刻还有很多，形式内容多种多样。福东寺的《杨慎自题像赞》碑，上部正中有一阴刻的杨升庵晚年像，旁有隶书《自题像赞》诗一首，又有临安知府贺宗章的题句，十分难得；香林寺，位于今南庄镇小龙潭村委会香林寺村，始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四月，辞官回乡的包见捷为其撰写了800余字的《香林寺常住田记》，并亲自书写，使我们能够得以亲见包见捷的文采和书法；云龙山上那两座高四米余的屃驮碑亭至今还基本完好，石碑上的碑文是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鼎建云龙山真武宫碑记》和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鼎建云龙山真武宫新铸圣像供具增置常住田碑记》，记录了真武宫修建历史，细细阅读碑文，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一切仿佛历历在目；崇文塔塔基上的《宁边楼碑记》是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通海人阚祯兆代临元镇总兵王洪仁书写的，狂草，笔走龙蛇，狂放奔逸，充满了刚健之力和刚健之势，堪称书艺珍品；刻录《邀张月槎先生同游》的诗碑，“奇哉造物弄琼瑶，幻出玲珑半月桥，百万燕呼淝水战，一条浪吼浙江潮”的诗句，是最早倡修燕子洞的傅为詝对洞中美景的赞誉；发现于官厅镇烧灰处村的纳楼土司分拆四舍而治的石碑，记录了清光绪年间族人在老土司死后争袭其职，被临安知府分而治之、以大化小，将其领地划分给四个族人管理、称四“土舍”的史实和四舍各自的管辖区域……

包罗万象的建水碑刻文化博大而精深，是研究建水的历史演进的重要史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