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水史话：范承枢的经纶智慧

出生于建水县城一个中医家庭的范承枢，多年追随卢汉南征北战、出谋划策，为推进云南的和平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范承枢生于民国2年（1913年），幼年就十分好学，先在建水上小学，后来到昆明明德中学学习。在范承枢初中还未毕业的时候，家道就已中落，仅靠父亲行医艰难地维持着全家的生活。维持生活已属不易，自然无法再继续供范承枢上学。范承枢因此只能辍学回家，失去了继续在校学习的机会。

为了寻求出路，范承枢在十八岁那年，悄然离家出走。经同乡的推荐，范承枢到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国民党党部任秘书。虽然不能在课堂上专心读书，范承枢在私底下依然抓住一切时机努力学习。他经常在工作之余到教室去旁听法学课，休息时间就到玄武湖畔读书。范承枢的古汉语基础比较好，能背诵《古文观止》中的一些篇章。校长居正发现了范承枢的勤奋与才气，就推荐他到国民政府司法部办的法官训练所学习。范承枢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刻苦学习，半工半读地完成了学业。在当时那种急功近利、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里，范承枢能够依然保持着锲而不舍钻研学问的精神，非常难得。

二十二岁的范承枢以优越成绩毕业后，开始步入政界，历任广东省积兴县和四会县法院院长、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云南省法制室主任、昆明地方法院院长、云南省政府社会处处长、云南省建设厅厅长、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协理、滇军第一方面军军法处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云南省人民政府顾问、昆明市政协工作人员。

步入政界后，虽然公事繁忙，范承枢依然保持了勤奋学习的习惯，经常读《六法全书》《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书直至深夜。范承枢学风严谨，一丝不苟，过目不忘，还经常做笔记。这样的日积月累，为他良好品德的养成和在政界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当时，有位云南的诗词画家评论说：“承枢是云南中上层干部里很有才学的人，胸脯里有经论。”

范承枢从小受祖辈父辈做人要正直、勤俭等训教和良好家风的影响，做了官后生活仍很俭朴。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法官就要学包文正公。”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承枢随滇军去越南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当时的受降官员，大多借机敲诈勒索、收受贿赂、大发横财，而范承枢只带回一把日本军刀。平日里，范承枢从不在家里请客吃饭，自己也不抽烟、不喝酒，一双黄皮鞋破了又补一直舍不得扔，两套西服常换着穿。直到当了建设厅厅长，范承枢也一直是租房子住，没有在昆明购置房产。(www.xing528.com)

工作中，范承枢凭着自己的良心和操守，竭尽心力，尽职尽责。在担任昆明地方法院院长时，范承枢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清理积案，一扫过去积案如山的污浊现象，不到三个月，法院即面目一新，办案效率大大提高。有一次，范承枢建水的一个亲戚在昆明地方法院打官司，求他照应。他说：“我只能秉公办案，不能讲私人情。”结果亲戚的官司打输了，大骂范承枢“六亲不认”。在担任社会处长期间，范承枢也做了很多赈济灾民的工作。

关于追随和辅佐卢汉所做的一些工作，范承枢在省政协根据“自己参与其事的内幕和亲身见闻”撰写的《卢汉任云南省主席经过》这一文史资料中有所反映。如1945年在蒋介石与卢汉关于云南控制权的争夺中，范承枢根据自己敏锐的观察所得向卢汉提出建议并为之草拟辞呈等文件，跟随卢汉到重庆同去参与对蒋介石钩心斗角之争。又如在1945年底，范承枢根据卢汉口述大意，为卢汉起草了就任云南省主席的就职宣言，由卢汉在就职典礼上宣布。在卢汉政权趋于稳定后，开始重视运用法制维持云南统治时，范承枢被派以军法处长兼理省府法制室主任，把龙云时期的云南单行法令全部加以整理，编印了《云南省现行单行法令汇编》一册，发各机关作施政依据，并制定了不少的法规条例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范承枢思想上起了激烈变化。长期为国民政府尤其是为卢汉政权工作服务的经历，使得当时的范承枢是忠于国民党政权的。但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不断发展，他对蒋家王朝逐渐失去了信心。重庆解放后，他多次收听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特别是收听了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新的认识，逐渐坚定了自己投向光明的决心。当时，一些国民党要员纷纷出逃到香港以至国外，有人问他怎么办，他说：“我是中国人，不能到国外当寓公。”当云南省主席卢汉酝酿起义时，他积极参加，支持卢汉的爱国行动，是云南和平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起义前的20多天里，他没有回家，住五华山为迎接起义，保护国家财产、公物、档案等。昆明保卫战期间，他日夜工作，亲自到前沿阵地慰问保卫昆明的起义军官兵。

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住昆明，成立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范承枢拥护共产党，积极向军管会移交档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聘为顾问。在新社会里，范承枢积极参加学习、改造思想，积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1969年8月，范承枢去世，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