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及其成就

清代是湖北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方志纂修数量、质量以及理论等方面皆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修志之多、质量之优、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主要体现在：

第一，数量宏富，修志频繁。

清代二百多年间，湖北地区纂修各类方志达到405种，是明代217种的1.87倍；是元代的15种的27倍；是宋代63种的6.43倍。清代湖北修一种志书需要0.66年，而明代则需1.27年，元代约需6.47年，宋代约有5.06年，可见清代湖北修志频率远远要高于其他朝代。

具体到各地而言，方志一修再修，其中不乏五修、六修，甚至七次、八次纂修。凡清代二百六十七年，10次纂修府州县的有沔阳州；9次纂修的府州县的有竹山县、保康县等。8次有谷城县、归州等；7次纂修的府州县有兴国州、汉川县、孝感县、黄冈县、麻城县、蕲州、英山县、应城县、江陵县、公安县等；6次纂修的府州县有崇阳县、通城县、黄安县、襄阳县、枣阳县、宜城县、松滋县、荆门州等；5次纂修的府州县则有江夏县、嘉鱼县、大冶县、汉阳县、黄陂县、蕲水县、广济县、郧西县、竹溪县、石首县、监利县、兴山县等。无论是从方志编纂数量、修志频率，还是各地修志概况来看，清代是湖北方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

第二，卷帙丰富，种类齐全。

明代湖北方志卷帙和内容都较为简约，而入清以来，尤其是康熙中后期，卷帙和内容都大为丰富，呈现“博”的特征。明清《蕲州志》凡七修，仅存五种，嘉靖《蕲州志》七卷，康熙《蕲州志》十二卷，乾隆《蕲州志》二十卷，咸丰《蕲州志》二十六卷，光绪《蕲州志》三十卷。清代在继承了前代省志、府州县志以及卫所志等多种方志的基础上，还出现了路志、土司志以及乡土志等新型方志种类。尤其是路志，即乾隆三年《湖北下荆南道志》，为清代仅存三部道志之一，考核谨严，取材审慎，颇为后世所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第三，名篇迭出，修志理论深入。(https://www.xing528.com)

清代湖北方志质量较之前代有所提高，其中善本尤多。尤其是章学诚纂修、裁定以及指导的方志，如乾隆《天门县志》《荆门府志》《麻城县志》《广济县志》《罗田县志》等，在当时都属于善本，尤其是《湖北通志》为后世称誉，“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1]，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高水平。

但整体上来看，清代湖北通常由官方设立修志局，士绅参与其事，并委派当地秀才、举人采集有关资料编纂成书，绝大多数方志没有一定的成法，往往良莠不齐。^[2]方志数量和质量在全国并不占优势，远逊于直隶省和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在质量上甚至落后于湖南、云南等省份。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文不兴，学者无闻。频繁的战乱，经济繁庶，导致湖北学者不多，“湖北为四战之区，商旅之所辐集，学者希焉”^[3]。并且更多的士人则醉心于科举仕途，于方志则并不特别热心，“志书乃史书一类，非有史学者不能率尔操觚。时旧志陋极矣。前辈徒习科举，吾不敢议，若议重修，务必痛除陋习，乃不见笑大方”^[4]。人才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志书的质量和修志工作的开展。光绪年间，周锡恩预修《湖北通志》，在给张之洞的信函中提到修志的难题，其中一个便是史才难得，“凡成巨制，务在博览，百城既拥，一管斯下。楚北藏书之族，寥若秋星。战文之士，持无寸铁”，尤其是修志人才尤为匮乏。“史之与文，判若霄海，近时志局，多延文士，今辄虚加练饰，轻聘英华，艺文一部，高积尺许。赋颂之体，羼人史才……史才难得，浩叹何极！”^[5]

其次，清代湖北学风僵化。“自清虏严讲学结社之禁，而学术式微。楚士又好为一意孤行，不近标榜，前贤之遗泽渐斩，后嗣之趋向益迷。”^[6]这种僵化的学风，在湖北亦甚为明显，新的思潮难以被接受。章学诚，在湖北生活长达二十年，撰修志书七八种，然不为世俗所容，多为后人篡改，“撰著一派，则惟实斋为集成之祖，因此遂树无数之敌，到处皆受弹射以去”^[7]。乾隆五十六年，麻城知县黄书绅聘请章学诚总修县志，一年而成，乾隆六十年继任知县姜廷铭刊行，然是志不为所重，“至光绪初修志时犹存，其时纂《麻城县志》者……因不满章书之故，并仅存未校之红本，但供取材，而不用其书焉”。章学诚曾指导《石首县志》纂修，刊行时根本不提及章学诚的贡献。作为章学诚方志学最高成就的《湖北通志》，也是颇为坎坷，“但余之去楚，志稿交今安襄兵备道、前荆门知州、署武昌知府胡君齐仑，盖彼时制府去楚，无知者之谤议方兴”^[8]。是书随后不为所重，散佚十分严重，“楚北方志撰自乾嘉。纂其书者，实斋章君也。章君导其源史裁，执法统志，综括百家之学，截分三部之书，义法精巧，文字明当。……后来作者轻改旧书，体杂糅而不精，文草率而多舛”^[9]。乾隆《广济县志》、乾隆《罗田县志》、乾隆《荆州府志》的体例几乎都被窜改。虽然章学诚在湖北生活长达二十多年之久，但与当时主流学风相抵牾，方志思想不被重视，“是章氏之学，至光绪初，犹被攻诘，此新派修志之所以难拓于时人也”^[10]。

再者，藏书有限，文籍匮乏。占有丰富和准确的资料是修志的基础。湖北虽然开发较早，历史文化积淀丰厚，“非甚蕞陋之邦”^[11]，但相对江南地区而言，湖北世家大族较少，藏书甚少，加上地处四战之区，毁于兵燹者尤多，“里无素封，士鲜世族，名编遗稿，多付劫灰，子孙舆台，论斤复瓿”^[12]。据郑衡泌统计，清代湖北藏书家仅14位，远少于浙江（447位）、江苏（348位）、福建（123位），也逊于安徽（30位）、山东（28位）、广东（67位）等省份，在全国处于中下等。^[13]乾隆三十七年，湖北巡抚陈辉祖征集地方文献，然“臣于七月间往来荆宜一带，接见各属及因公来省之员，详加访问，佥称明季以后，陈编故翻，率多散轶，国朝文洽光昌，始知有复古之学，而儒林藏书尚少，如熊伯龙、刘子壮、金德嘉诸人，推为时文作手，其编纂亦少概见”^[14]。太平天国运动又再一次损毁了大量文献，“楚北自兵燹以后，藏书家大半漫漶无存，即各府州县志书亦半多残缺”^[15]。“前志纂辑时，军兴旁午，且鲜藏书，搜罗无几。”^[16]道光《云梦县志略》，“惟邑小人贫，家鲜藏书，供其考据”^[17]。同治《房县志》，“咸丰四年，邑士刘元栋遵王府志体式，稍为续纂，且时隔七十余年，天时人事，遽嬗更易，间有一二记载未免残缺，又出城僻处，兵燹迭遭，鲜有藏书，无从征引，除将旧志略加删润外，其新增入者就邑人采辑，遗漏尚多，舛错鄙陋俱所不免，以俟后辑者再订焉”^[18]。光绪《光化县志》，“乃筮吉设局，复因兵燹后，鲜藏书家”^[19]。光绪《兴山县志》，“县属鲜藏书家，世崇千里赴官，山川险阻，所携书籍无多”^[20]。松滋县人彭玉龙曾历任户部郎中、南宁知府等官职，雅好藏书，广搜善本，以至万册、碑帖至数千种，为松滋藏书之最，然而咸丰、同治年间皆散佚。^[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