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经费来源及贡献者

志书是官修史书，是一种官府行为，属于公共开支，修志相关费用理应由地方政府予以拨付。如乾隆年间，蒲圻县修志刊刻印行等诸费皆由官府出资，不予摊派，“至厘板、印行诸费悉捐公费为之，不以一钱苛诸人”^[81]。然而，许多州县地方财政困难，地方官和士绅大多予以经济上的支持，呈现“出之公帑者有之，令长捐廉者有之，绅民乐输者有之”^[82]的状况。具体来说，除了公费之外，清代湖北各地修志经费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地方官员捐俸

官修方志编纂是在地方官的支持和管理下开展的修纂活动。修志经费不足，地方官员往往会捐俸予以支持。乾隆六年，鹤峰知州毛俊德捐俸刊刻州志，“因于簿书之暇，约举大端稍加编缉，会集成帙，酌分上下两卷，用捐清俸以授梓人”^[83]。乾隆九年，石首知县张琳捐俸刊刻县志，“余自甲子冬始莅兹土，催科抚宇，力有未周，日思补刊其阙，而鞅掌尘劳，因循未果，今案牍稍清，民人较昔渐以乐业，于是亟捐薄俸，命梓人识之，凡二月而始竣，披览之余，依然成帙”^[84]。乾隆四十二年，郧西知县张道南出薪俸，刊刻县志，“是志镌刻之资费无所出，南独捐俸付梓，惜山僻小邑，匠业未精，阅者谅之”^[85]。除了正堂出资外，教谕、训导、典史等佐贰官员也会出资支持修志。乾隆年间，广济县教谕胡效顺捐修县志，“胡效顺，字抒白，邵阳贡生，顺治丁酉任广济训导，时文庙久墟，丁祭行于佛寺，乃与教谕傅锽同力兴造，约诸生襄事，新殿克成。邑令以私忿辱衿士，力护之，士被宽。抑及通邑病苦悉为陈办，捐俸倡修邑志，自处布农，蔬食澹如也”^[86]。

值得注意的是，在修志经费不足时，亦有向上级申请经费者。同治年间，周承弼修《公安县志》，经费困难，得到荆州府知府倪文蔚襄助，“其修书刊版之费，同治初，绅捐所存无几，后不欲重烦民力，特为请于太守倪公捐助，并自分俸以济之，乃得蒇事”^[87]。

地方官员积极捐款，不仅直接增加了修志经费，并且因其所具备的地方权威性和身份性，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客观上也有助于推动地方士绅捐输，改善修志经费不足的情况。

（二）士绅捐助

士绅阶层是地方少数精英，在修志这项地方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既是修志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也是修志资金的重要捐献者。乾隆年间修《蕲州志》，陈于座捐金五百，“陈于座，字甸宣，优廪生，自幼博览群书，兼好吟咏，著有《候鸣草》《葺园时艺》行世。己巳，分修《黄州府志》，（乾隆）乙亥分修《蕲州志》，捐金五百，士林重之”^[88]。光绪年间，黄世崇主持修《兴山县志》，邑人吴翰章奉父命捐俸百缗，“（吴）玉汝承其尊甫梅轩封公朗清命，捐钱百缗助之，其急公不可泯灭，因并识之”^[89]。甚至，一些地位较高的士绅，在修志经费方面，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超过了地方官员的影响。乾隆五十四年，广济修志，曾任中部知县的邑人朱本绩捐俸三百金以为倡，“惟是县志一书，久经残缺，屡欲聘礼名儒，编摩搜辑，以新一邑观瞻。而费用浩繁，必资群力，莫为之应，用阻盛怀。绩承乏中部，片长莫展，今虽待命田园，而心旌北向，无日不以民社为念，矧维桑与梓，凡一切公事，何忍置之膜外，情愿捐轮三百金，以为之倡”^[90]。(www.xing528.com)

咸丰朝以后，清代地方财政日益恶化，为募集经费，地方官会贴布公文，以激发士绅捐款修志。知县李焕春为解决修志经费问题，颁布《劝捐修县志引》：

县之有志，犹国之史、家之乘也。乐邑改土百余年，乃独无之。本县莅任即出示晓谕，雅欲编修，年余无一应者，亦行之不力耳。兹集素所闻见者，已将成帧矣，然犹未敢自信也。除邀集绅士编辑外，合再布告衿耆人等，务宜量力捐资。俾告厥成功，本县幸甚，邑人幸甚。^[91]

甚至会组织专人负责募捐事宜，使原属自愿性质的捐献，渐成强制性摊派。光绪二年，麻城县修志，负责募集修志经费人数达八十九人。^[92]同治《郧西县志》，负责募捐兼采访的地方文武监贡生员达到一百四十九人。同治《石首县志》，负责募捐兼采访有九十四人。光绪年间，黄安县编修志书，设有专门督催捐款的官员，“督催捐款：中和司巡检李隆发、黄安县城守李贞福、黄陂站巡检陈济洪、黄安县典史沈嵩祥”^[93]。同治年间，黄陂县修志，“劝捐：五品衔贡生陈均藻、六品衔附生杨履墀、千总晏占鳌、同知衔蓝鼎钧、光禄吏署正衔蓝星阶、中书科中书衔陈瑞芝、同知衔陈瑞恺、州同衔魏之汉、大挑二等壬戌举人张绍良、州同衔李桂森”^[94]。

（三）社会组织捐赠

除了官绅的私人捐助外，尚有寺观、公所、商业行会等社会组织资助修志。以同治《黄陂县志》为例，长春公所捐钱二十串文，“长春公所，捐二十串文”；德星书屋也捐钱五十串文，“德星书屋，五十串文”^[95]；白龙寺、双泉寺、垸基寺、木兰山道衲、木兰山僧各捐钱不等，“白龙寺，二十八串文；双泉寺，捐十五串文；垸基寺，捐四串文；木兰山道衲，捐八串；木兰山僧，四串”^[96]。可见，清代湖北方志的修纂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修志中的作用，如长乐县湾潭保覃刘氏捐钱十四千文捐修《长乐县志》^[97]，徐杜氏捐钱四串文助修《黄陂县志》^[98]。虽然还不能确定刘氏、杜氏的具体身份，但应属士绅女眷。女性捐资修志，参与公益类捐赠活动，并被作为官书的志书所载，反映了女性社会意识和权利的觉醒和提高，在逼仄的社会环境中拓展了一定的活动空间，能有限度地参与公共生活，在地方社会之中赢得相应的赞誉和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