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修志人员乃是修志工作的具体践行者和实施者，主要负责资料的收集、整理，志稿的撰写、校对、修改等。具体来说，他们在修志中往往担任总纂、分纂、同纂、协纂、分纂、编辑、讨论、参订、纂编、校对、校正等名目。他们主要由三种人员构成，即各级学官、居乡士绅、邑外人士等。
（一）各级学官
地方学政、教谕、训导等省府州县各级学官，负责一方的教育文化、人才选拔等，素有“冷宦”之称，一直被人们视为“清贵”之地，是地方志编纂的必备成员。同治《枝江县志》，当阳县儒学教谕童峦、当阳县儒学训导郝遴任纂修。[57]乾隆《竹山县志》，“纂修，竹山县教谕邓先仁、竹山县训导王瑞”。同治《施南府志》，“纂修，中书衔、施南府学训导高维岳、恩施县学教谕万修墉、前署恩施县学教谕李瀛尽、即选训导刘元贵、恩施分发试用训导朱扆”[58]。
（二）居乡士绅
举贡生员等地方士绅接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在地方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并且对当地地理、民情、掌故有一定的了解。故而，地方官也会根据他们学识、德望等的高低而分配不同的工作。其中学识渊博、德隆名著者，往往充当总纂、主纂、协修等职，如王万芳，襄阳名士，学识渊博，历任八旗官学汉教习、江南道监察御史、翰林院编修等，为光绪《襄阳府志》总纂。而地位较低、学识稍浅的贡监生员则以分修、同纂、采访、校正等名目协助主纂编纂方志。
（三）邑外人士
延请邑外具有修志经验的学者纂修方志，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在清代尤为普遍。清代著名方志学者章学诚、戴震、张澍、刘光谟、黄彭年、钱大昕、李绂、洪亮吉、方苞等都曾受聘编纂他邑志书。清代湖北的志书编纂中，不乏邑外人士，他们凭借着熟练的修志经验和史家修养，在修志过程中提纲挈领，发凡起例，提高了志书的质量。乾隆五年，鲁之裕筹划纂修《湖北下荆南道志》，乃聘请黄冈县人靖道谟充任主笔，负责纂修事宜。靖道谟，字城合，康熙六十年进士，黄冈县人，曾任姚州知府，后回乡主讲江汉、白鹿等书院，曾修有《云南通志》《贵州通志》等。是志考核谨严，为时所推许。陈诗，字愚谷，蕲州人，进士，曾任工部主事等，为鄂东名士。乾隆五十八年，广济知县黄垲聘请陈诗来广济纂修县志，“蕲春陈水部愚谷，名士也。予向闻之京师，蕲与济接壤，都人士亦久重其名，归省居乡，延来秉笔”[59]。(www.xing528.com)
外邑名家，明于志体志例，修志经验丰富，有利于弥补当地修志人才不足，确保志书质量。尤须指出的是以外邑担任主纂，负责修志事宜，在当地没有过多的情面来往，能在一定程度上均衡本地各方势力，保证修志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做到客观公允，“先前邑志三修，皆出邑人为手。邑人修志，则其载录人物非关亲师友，即为亲旧。褒贬之间，动则有顾虑，至斯思欲更张，乃远聘他郡学人董理其事”[60]。
重金聘请的外邑名家，亦无弊端。聘请邑外名手修志，不仅增加额外开销，给本不富足的修志经费带来负担，并且邑外学者虽有修志经验，富有文采，避免过多的人事牵扯，但于当地典故、人物事迹也往往不熟，颇有隔阂：
夫修志亦良难矣……至若赍币帛，越江湖，远延名宿，非生长其地，人与事不相习。而本籍能文章熟掌故之士又以草茅不亲，案牍吏事无由得知甚。且亲戚交游牵延嫌怨，黜陟是非，难秉直笔。毛西河所以有志书多不可信之讥。[61]
康熙《罗田县志》，知县张琳主修，参与方志编纂者达到七十四人，而实际主笔者是河南襄城县刘青震[62]，罗田士绅仅充任采访之职。刘青震，虽有文才，然而对罗田典故、地理以及史事皆不熟悉，造成该志讹误不少：
此次倡修志事，整理一邑文献，尤为各方所称许。惟是志之修，据蔡志为蓝本，是时县绅徐钜、闵煜以下但充当采访雠校，其讨论、编辑都由琳之幕客刘青震等十余人主之。以外籍人士修志，动则隔膜，其用意盖欲旧乘伪误之处，矫枉过正，其失亦多。县人王葆心跋《嘉靖志》谓是志星野、祥异乃泛入人物列传，描摹空谈，为名人改籍贯。以陋谱为宝书，以排比广篇幅，以序论见文彩，其取资于康熙郡志，但欲详于旧志，而不顾于乖隔。[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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