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管理者往往是省、府、州、县等地方军政长官，如总督、巡抚、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在方志编纂中，大多担任总裁、总理、提调、鉴定、总修、主修等名目。康熙《武昌府志》，总裁为湖广总督徐国相、湖广巡抚石琳，提调一职由湖北布政使戴仁、湖北按察使丁炜、武昌分守道成光、湖北督粮道叶应福、湖北盐法道龚士积、湖北学政姚春焘等大小官员担任。[50]康熙《应山县志》，总裁为总督蔡毓荣、湖北巡抚张朝珍，提调为湖广布政使张彦珩、按察使高翼辰、荆南道员王业兴，鉴定为湖广学政郑昆璧等，裁定为德安府知府许廷试、同知胡国佐、通判刘其浑。[51]虽然总裁、主修、提调等名目中不乏空具虚名、不预修志事宜者，“有事纂辑，率以邑人士为之，又或借才异地，县有司名曰主修，其实未一寓目，无惑乎，问以所辖之文献政俗，茫然无以应也”[52]。但地方志的编纂是一项涉及面广、事务繁重的系统工作，地方官能在发起志书编纂、设立修志机构、募集和决定经费开支、聘请修志人员、划分职责权限、裁定志书体例、催促志书按期完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地方志编纂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乾隆三十八年，《竹山县志》总裁、郧阳知府王采珍以前志体例未合，颁来制式，命令知县彭悦桂重修：
适奉郡尊檄饬纂修县志，遂会两学博暨邑绅士集议，得前任尹梧岩手录史华阳残本，因尽以笔墨之责付之邓君静堂。桂惟提挈纲维，总裁其事……阅数月，悉遵郡尊颁来体式，成书二十七卷。[53]
乾隆《黄州府志》主修、黄州知府王勍审校志书体例和内容，并作序以为重视：
太守关中王公于乾隆戊辰十月开志馆，招邑文学之士编辑郡志……越明年夏五月，志稿成，太守公亲为厘定校核，严体例，慎去取，弁序于端。[54](www.xing528.com)
同治年间，远安县筹划修志，但因种种因素，久未能脱稿成书。县志总纂郑燡林屡次督促主修周葆恩尽快完书，志书成稿后并鉴定内容真伪，促成志书刊印：
以其事辗转为之周君（周葆恩），曰：“当效力。”久而不报，急促之，曰：“君其误我乎？”。曰：“尚有待。”期年，怀其稿示予。予再三翻阅，知其记载得实，则彼之无妄，即予之不欺也。以一字报之，曰：“真”。遂付诸梓。[55]
更为可贵的应属光绪年间任长乐知县的李焕春，甫一就任，则聚集本邑士绅倡修志书，并确定修志章程，捐俸以倡导，还亲自参与修志的具体事宜：
吏治公余之暇……爰集阖邑绅士议定修志章程，不但捐廉为倡，亦且身任其劳，无间寒暑，考诸史乘之留遗，稽诸土司之著述索诸远年之案牍，证诸邻封之记载，征诸本邑之文献，日与长嗣君少白参考互订，摅著作之宏才，备诸体以润色其间，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纲举目张，汇成一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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