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修志，往往对前志多有批评，新书一成，而旧志亦随之废弃。对这种问题，认识最为深刻的当属章学诚。他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指出：
凡捐资修志，开局延儒，实学未闻，凡例先广，务新耳目，顿易旧书；其实颠倒狙公，有何真见？州郡立志，仿自前明。当时草创之初，虽义例不甚整齐，文辞尚贵真实，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习套相沿，轻隽小生，史字未曾全识，皆可奋笔妄修，窃叨饩脯者。然其书百无一存。此皆后凌前替，修新志者，袭旧志之纪载，而灭作者之姓名。充其义类，将班《书》既出，《史记》即付祖龙；欧、宋成书，《旧唐》遂可覆瓮与？仆以谓修志者，当续前人之纪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彼此得失，观者自有公论。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以备遗亡；庶得大公无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见毁于后人矣。[345]
清代湖北各地修志时，这种错误的做法亦不鲜见。光绪八年，孝感县志亢廷镛曾批判湖北地区此种磨灭前人功劳，尽毁前志的极端做法，“今人修志多取新而弃旧，如积薪然”[346]。(www.xing528.com)
乾隆五十年，知县宣葆光修《竹溪县志》，咸丰年间志板损毁，仅以抄本流传。道光年间，知县李锦源、教谕张本皆嫌“其删繁就简，纪事太略”，废弃不用，渐而散佚。
乾隆二十八年，彭悦桂、邓光仁纂成《竹山县志》二十七卷，是志分类明晰，记载详实，“悉照府志，别类分门，阅数月得书二十七卷，都成帙，求不谬于古人，亦庶凡一邑之星野、舆图、学校、赋役、兵政诸大务，以及古先圣贤之遗迹、忠孝、节义之可传者，一目了如”[347]。而后任知县常丹葵欲以其父常青岳稿为底本加以重修，对该书多有讥哂，不予刊刻，“甲辰冬，明府常梅村先生甫下车，索观县志，予遂以写本呈。明府见而哂之，且曰：书不刊布，如露之在花间，见晛则消耳”[348]。后，是志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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