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是社会矛盾激发时期，湖北地方志编纂数量急剧下滑，嘉道咸三朝编省志1种，府志4种，州志8种，县志52种，乡土志1种，共计66种，每年平均编纂方志1种，修志数量尚不及乾隆一朝之数，与同治朝数量大抵相等，更与康熙朝所修志书数量有较大差距。
（一）时局动荡，战乱不已
嘉庆元年正月，宜都、枝江爆发了以张正谟、聂杰人等领导的白莲教起义，队伍很快从二千余人发展到二万多人，并带动了其他地方的抗清斗争。同年三月，襄阳教众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刘启荣、王光祖等人在襄阳黄龙垱起事，先后攻占孝感、襄阳，人数达五万余。枝江、宜都、长阳、当阳、竹山、保康等地也相继举事响应。至嘉庆七年，张天德战死巴河，聂杰人死于竹山，湖北白莲教起义基本被平息。嘉庆朝白莲教起义，波及川楚陕数省，其中湖北郧阳府、襄阳府、宜昌府、施南府等地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闻近日贼匪每至一村庄，先将年壮平民逼令入伙，一遇官兵，辄令入伙之人当先抗拒，贼匪随后接应。若当先者被兵剿败，贼匪即乘间先窜，官兵则随后杀掠报功。节次摺内所称杀贼无数者，大抵皆系逼胁贫民，而真正教匪，早已远飚”[28]。《当阳县避难记》记述则更为详细：“闻各乡士设卡，堵御教匪，欣以为义举，竟不分良莠，临卡即杀，罄其所携，甚至图产利财，报仇报怨，至亲不顾，幼稚不遗。”[29]
道光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崇阳县农民三次进城驱逐书吏，反抗浮收勒索积弊。尤其是道光二十一年，钟人杰、陈宝铭等领导的抗漕暴动，持续时间达四十余日，波及崇阳、通城、蒲圻、通山等地，清廷召集五千军队，耗费军费二十余万两，平息了此次起义。
“天下大局，武昌为重”，湖北无论统一还是分裂时代，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852年至1856年，太平军四度攻占武昌，势力范围遍及湖北南部、东部和中部数十州县，歼灭清军营兵、乡勇和地方团练十余万人。[30]1857年，陈玉成率军进入黄梅、罗田、蕲州、广济等地，后又数次进入鄂东，迟至1861年，安庆失守，陈玉成战死，鄂东太平军退出湖北。受太平军影响，湖北各地也纷纷展开反清斗争。1853年，襄阳郭大安起义、通城方九五起义、崇阳陈申子起义、嘉鱼熊开宇起义、武昌彭大士起义、沔阳陈苦鹞子起义；1854年，京山孔昭潆、白娘子起义；1856年，松滋穷团起义、随州赵邦璧起义；1864年，田士珺起义等。
（二）吏治腐化，官员昏聩
嘉庆以后，各级官吏贪污成风，对百姓进行敲骨吸髓般压榨。荆门知州高世荣利用里书，伙同劣绅、书役在征收钱粮中舞弊，贪墨财务，“楚省征催钱粮，每乡每里各有里书、册书，盘踞乡曲，包揽侵收，飞洒诡寄，以及需索册费等弊。前署荆门知州高世荣纵用里书，朋比为奸”[31]。竹山知县常丹葵以暴虐为能事，“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马惨刑，至以铁钉钉人璧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敛”[32]。乾隆晚年，大开捐例，仕风大坏。道光元年，麻城人袁铣提到襄阳知府捐官过滥，“襄阳知府实少林寺僧……未经告发者，其人由不知几许”[33]。(https://www.xing528.com)
负责地方教育的府州县学官老年化严重。嘉庆时，钟祥、安陆、天门、京山等县教授、教谕和训导等官九人，年纪均在六十岁以上，其中最长者达九十一岁：
歙鲍双五先生督学湖北，按试安陆时，府县学校官十人，钟祥县教谕蔡理元，蕲州举人，年七十六；潜江县教谕徐洲，兴国举人，年七十三；安陆府教授潘恒月，兴国举人，年七十三；天门县训导胡学洙，郧西岁贡，年七十；潜江县训导萧协中，嘉鱼岁贡，年六十八；天门县教谕李如筠，江夏举人，年六十七；京山县训导邱齐益，武昌优贡，年六十五；京山县教谕柯光澍，大冶举人，年六十二；安陆府训导杨万炳，松滋岁贡，年九十一；惟钟祥县训导萧爚，竹溪廪贡，年四十四，为最少。自杨君以上九人，合六百四十三岁，连闰扣去虚日，共阅甲子三千九百一十有赢。先生有《郢中九老歌》，亦嘉话也。按此吾乡冷官中一段旧话也。[34]
道光年间，湖广总督林则徐和湖北巡抚周之琦三次将吏治情况奏报朝廷，处分知州、知县等十九人。咸丰年间，湖北巡抚胡林翼罢总兵、道员、知县等数十人，仍难以有效澄清湖北吏治。[35]
（三）经济衰退，财政困难
自从嘉庆朝起，全省原本应额征收二百万两财政收入，但由于官吏贪墨、士绅拖欠以及浮收超支等原因，实际收入一百三十万两左右。其中大部分交解京师和协济邻省，留存湖北者仅二三十万两，“数十万之正额，征收不满一半，数十年之积弊，浮勒至于十倍”[36]。财政日趋困难，亏空严重，常平仓因无钱购粮，较定额减少了一百二十万石。加上道光末年始，军费开销激增，财政已经严重透支，须向户部申请拨临省饷银三十万两。[37]
百姓则饱受水患兵乱、苛捐杂税等之苦，负担繁重，“舍本逐末，不耕而食，民日众而农日以少，谷出益寡，而谷价腾跃。骤有水旱，尽一岁之力所出，不足以给用。郡县凡大役作，农夫荷畚锸而待命，不避霜露雨雪寒暑之劳。长吏之所征输，吏役之所侵渔，里胥之所中饱，尽农夫之膏血也。鞭挞之惨，农亲授之，狱讼之繁，追乎之扰，农习闻之，舆马送迎之费，筑堤修闸之派，农靡不与之。朝所蠲者，吏已征之。一钱之欠，百钱不足以偿之。于是乎农始大病”[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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