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至乾隆朝，历经152年，湖北共计修志203种，占清代湖北志书近一半。其中，省志3种、道志1种、府志19种、州志23种、县志149种、卫所志7种，土司志1种，修志数量较多，是修志活跃期。
图3-2 清代湖北历朝修志频率概况图（年/种）
（一）现实的迫切需要
顺治初年，清廷实际控制湖北大部分地区，重新建立新的统治秩序，需要全面了解一地的户口、赋役、地理险要等，以服务战事和政治统治。而方志无疑是最能集中反映地情的文献资料，有益于资政参考。然而，在明末清初的频繁战事之中，前代方志散佚十分严重，“照得楚省志书，兵燹之后，版籍灰烬，无从考订”[23]。并且新朝的建立，应当借助一些文化方面的软手段笼络前朝遗民，宣告新的地方秩序的建立。而编纂地方志这一传统性的官书成为首要的考虑。在诸多目的和思量之下，编纂新的方志成为题中之义，具有迫切性和现实目的。
（二）前代修志体例的范式与借鉴(www.xing528.com)
清初，贾汉复编纂《河南通志》《陕西通志》，诸目平列，门类齐全，体例规范，是清初名志。康熙十一年，康熙帝采纳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各省聘请名儒纂修通志的建议，以贾汉复《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为天下修志标准，“特命督抚各修省志，其成式一以贾中丞秦、豫二志为准”。雍正帝又重申此令：“雍正间，世宗因《一统志》历久未成，复诏各省纂修通志，仍如前式。是恪遵功令，不敢因仍旧志，昭法令也。”[24]顺治《河南通志》和康熙《陕西通志》拉开了清代修志序幕，为各地省志的编纂提供了范式，推动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修通志之疏托始于卫曲沃，旋值今上聪明天纵，加意右文，纂修通志、一统志之令相继而下，然后天下靡然向风，莫不以修志为事”[25]。
康熙《湖广通志》应诏遵贾汉复志体例，“楚癸丑年之有《通志》之役也，曲沃相之疏倡之也。先是豫、秦志成，诏楚如例，方伯九如张公主楚，湖以北因修楚北志以俟全。聘士得八人，以七月受事，季冬具草。此次修志，建白自卫周祚，而以豫、秦二志为式，此举殊不厌人意”[26]。康熙《汉阳府志》依康熙《陕西通志》体例编纂，“是志也，本《秦志》而增润之，又益之王君亦世之藏稿，以成厥美云尔”[27]。
（三）行政建置改革的稳定和完善
地方志编纂是以省府州县等行政区划为依托的独特文献，行政建制的更迭、稳定对方志编纂具有重要影响。清代湖北建制变革主要集中在顺治和雍正两朝，尤其是雍正朝，为修志提供稳定行政建制基础。
省级机构方面，康熙七年，裁湖广总督，九年复设湖广总督，还驻武昌府。雍正年间，正式设置湖北巡抚。郧阳抚治，顺治康熙间多次裁设，至康熙十九年正式裁撤郧阳抚治。
府县方面，顺治三年十月，改承天府为安陆府。顺治十六年，裁上津县，并入郧西县。雍正四年，改景陵县为天门县。雍正七年七月，拨德安府孝感县、黄州府黄陂县归汉阳府。雍正八年八月，裁施州卫、大田所以及十五土司置恩施县。雍正十三年三月，设施南府，置宣恩县、来凤县、利川县、咸丰县以及划四川夔州府建始县来附。雍正十三年三月，升夷陵州为宜昌府，治所东湖县，降归州直隶州为散州；容美宣抚司地置鹤峰州，容美宣抚司所属五峰司置长乐县，属宜昌府。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以恩施为附郭。乾隆二十七年二月，沔阳州往隶汉阳府；七月，因沔阳州地方千里，商业发达，析设文泉县；三十年二月裁撤。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升安陆府荆门州为直隶州，以安陆府当阳县、荆州府远安县来属。清代前期的行政区划改革，为地方志的编纂奠定了较为稳定的建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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