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方志编纂：原因与繁盛

清代湖北地方志在前代基础上继续发展，修志广泛，大为普及，数量可观，种类齐备，呈现出繁荣景象，盛况空前，成绩斐然，达到鼎盛。清代湖北方志的繁盛与清代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湖北的经济社会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三次《清一统志》的编纂和中央王朝的重视

为了维持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和彰显王朝的盛世功绩，清廷先后三次纂修一统志，要求各地呈送新旧各类地方志，以为取材，刺激了包括湖北在内的全国地方志的发展。

康熙十一年七月一日，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进言康熙皇帝提议纂修《清一统志》，并获得准允，明昭有司督促各地郡邑纂修志书，以备编纂《清一统志》参考。康熙《莱阳县志》详载此诏令：

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帧，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也。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儒，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等因前来。查直隶各省通志，关系一代文献，除河南、陕西二省已经前抚臣贾纂修进呈外，其余直隶各省通志，请敕下各该督抚，详查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圉险要，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到部之日，送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恭进睿览可也。等因康熙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题，本月二十七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抄部送司奉此相应议咨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合咨前去，烦为查照本部覆奏旨内事理钦遵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拟合就行为此案，仰本司官吏照依咨案备奉旨内事理，即便详查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轶成书，到部之日送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恭进睿览可也。等因康熙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题，本月二十七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抄部送司奉此相应议咨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合咨前去，烦为查照本部覆奏旨内事理钦遵施行。^[2]

康熙十八年正月，平定“三藩之乱”取得关键性胜利，《清一统志》的编纂又提上议程。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大学士明珠奏言催修省志，以服务于《清一统志》的编纂，“至于各省纂修通志送部，前奉圣谕极当。《清一统志》关系典志，自应催令速修。从前用兵之际，各省修完送到之日，应即行纂修一统志书”。康熙帝乃着礼部商榷，“上曰：是。各省所修通志作何察催，及应修一统志事宜，着礼部确议具奏”^[3]。嗣后，礼部奉昭下文，要求各地尽快完成通志的纂修。在此情形下，各省府也加紧督促所辖府州县加快地方志的编纂，为省府志书提供资料和参考。^[4]

雍正六年十一月，《清一统志》总裁、大学士蒋廷锡奏言，顺治、康熙两朝所修省志多有缺漏，也不无滥收之弊，请旨令各督抚细加核实。雍正帝明令催促各地保质保量完成通志的编纂工作，违者严惩：“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今若以一年为期，恐时日太促，或不免草率从事，着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摭采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纂成具奏，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着将督抚等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亦即从重处分。至于书中各项分类，条目仍照例排纂，其本朝人物一项，照着所请，将本省所有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既详查确核，先行汇送《一统志》馆，以便增辑成书。”雍正十年，再次下令各地进呈方志：“特命臣纂修《一统志》，分行各省修辑通志，以备采择。”乾隆三十一年，重提《清一统志》的纂修，诏令“直省志乘以进”。嘉庆六年，诏修《清一统志》，命各地再现新旧志书。^[5]由于皇帝极为重视，三次《清一统志》的纂修，对各地方志的编纂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朝廷对《清一统志》高度重视，要求各地进献方志，不仅仅是为了制图需要，而是重在搜集全国的综合信息。朝廷曾三次组织人力，三次编纂（康熙二十五年、乾隆五十四年、道光十二年），通过舆地政策和地理学，清朝整合了全国各种地理资源，最终完善了作为帝国统治者的身份证明。^[6]三次《清一统志》纂修期间，湖北方志的编纂呈现高潮，共计纂修了179种方志^[7]。具体来看，省志有康熙《湖广通志》和雍正《湖广通志》、乾隆《湖北通志》、嘉庆《湖北通志》等4种，约占清代湖北省志总量的57.14%；府志有18种，约占清代府志总量的51.43%；州志有12种，约占湖北州志总量的23.53%；县志有93种，约占清代湖北县志总量的31.31%；另外卫志、乡土志有4种。具体如表3-1。

表3-1　三修《清一统志》期间湖北所修方志统计表　（种）

以黄州府麻城县为例，该县志书自康熙九年屈振奇主持编修后，历经一百二十多年未曾续修或重修，县内文献惨遭兵火，散佚也严重，再修志书亦十分困难，为邑中一大憾事。乾隆年间朝廷再度启动《清一统志》纂修，督促省府州县编纂志书，为《清一统志》编纂提供参考材料。乾隆六十年，麻城知县黄书绅乃聘请方志大家章学诚等纂修县志，“顾此志不修者，已百有二十余年矣。风土犹是，人物日增，考献征文半多沦失，钦奉上谕纂修《一统志》，征以各县志，如《麻志》之疏略，何足以上尘御览，爰延浙绍章君为总修，邑中诸君子为分修。据所见闻，加以采辑，务举道一风同之盛、民安物阜之隆，以及忠孝节义仕宦科名一一笔之。越五载始脱稿，付诸梓人”^[8]。

另外，自唐代开始，定期编纂图经渐成制度，而至清代则以明诏确定六十年一修的制度：“颁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之令。”^[9]但是，这一制度在各地并没有严格遵行，在湖北亦是如此。湖北部分府州县因战乱、财力不济等诸多原因甚至出现百年未修者。江夏县志，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知县潘宷鼎、邑人刘宗贤等纂修，凡二十二卷，迟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知县陈元京、汪知松、陈正烈纂修，凡五十八卷，二志相隔达到七十余年；武昌县志，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知县邵遐龄修，至光绪二年（1876年）王家璧再修，相隔一百多年；兴国州志，雍正十三年，知县魏钿、邑人颜星等以平目体撰修州志十卷，至道光朝，金宝树、罗德昆《兴国州志稿》，相隔近百年。蒲圻县志，乾隆三年（1738年）王云翔、李日瑚纂修，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劳光泰纂修，相距百年。但整体来看，“六十年一修”的制度为绝大多数地方所遵循，避免了志书因年久失修而文献散佚的情况，从而推动清代地方志的发展和繁荣。

（二）地方官的重视和积极推动

“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10]故而地方志的编纂，特别是官修方志离不开地方官在统筹协调、经费筹措等各个方面的支持。虽然与征收钱粮、兴办水利、处理刑狱等事务相比，地方志编纂为“不急之务”，但毕竟属于重要的公共事务，地方官有职责支持和主导地方志的编纂。而编志，为夸饰个人政绩提供了契机，亦为加强与上级官员和地方士绅的联系提供了难得的机缘。故而，许多地方官十分热衷于编纂地方志，在倡导修志、募集经费、聘请修志人员以及志书质量和内容把关等方面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由于资政的现实需要，大多数地方官对修志的重要性和责任担当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www.xing528.com)

乾隆年间任职枝江知县的王世爵就认为方志为一地文化重典，不可不修：“县令下车，掾曹必以邑志呈阅，洎乎晋谒上官，亦以兹充羔雁焉。甚矣，邑志之重也……予慨然有志续貂，乃忘其固陋，谋诸邑之故老而搜讨旧闻，博求轶事，近忝府志，远证史书。”^[11]

乾隆年间竹山知县常青岳认为无志书则难以知一地风尚，无益于资政和施行教化：“竹山，古上庸郡，接壤秦蜀，为全楚藩篱，地至重也。余于乙丑秋承乏于兹，欲求志乘以资治而不得。则以曩时屡经兵燹，靡有留遗。窃叹此地山重水复，控引三省，何以考其扼要？五方聚处，民情不一，非志何以知其风尚？他如良吏之政迹、乡贤之懿行暨贞妇之节操，皆不可无志。”^[12]

乾隆年间黄冈知县蔡韶清言：“若夫网罗乡邑之遗佚，斟酌去取之是非，清在职所不得辞，而综其成者则方今郡宪王公，尤校核不遗余力也，所谓纪实者在是，而垂教者亦在是。”^[13]

光绪年间应城知县罗湘言：“邑志，邑征也。修邑志，令责也。”^[14]同治年间，竹山知县周士桢言：“余于癸亥夏承乏于兹，问及县志……余闻而叹息者久之，即慨以重修自任。”^[15]

尤为突出的是湖南省湘阴县人黄世崇，十分热络于方志的编纂，曾在湖北兴山、黄陂、汉川、钟祥、利川、恩施等地为官，几乎每任官一地，便有意编纂志书：

世崇幼读史记、汉书、慕司马子长、班孟坚其人，妄冀得所假手试一为之。比长，蹲蹬诸生间，末由厕身史馆。自念所居汨罗，山水古迹甚著，乃编《汨罗志》十有四卷。同治六年，同里郭筠仙侍郎编辑《湘阴图志》，世崇与焉。明年，有《湖南通志》之役。时则有王夔石中丞以为主修，曾忠襄、郭筠仙侍郎、李次青方伯、郭意城京卿、李篁仙观察、吴南屏舍人、罗研生学博以为纂修，而世崇又与焉。既而筮仕来鄂，承乏五邑；于兴山，编《兴山志》二十有二卷；于黄陂、汉川，编《黄陂山水志》《汉川山水志》各二卷；于钟祥，将次编辑《钟祥志》，而代者至。窃念世崇所居所仕，一皆有志志之。^[16]

为了节省经费开支，黄世崇未聘请他人，独力编纂县志，这种现象亦为少见，可见黄世崇对志书的重视与热情，“县本瘠区，筹费维艰，此次重修县志，力不足以延请名贤，即由世崇手辑成书，以节糜费。特公余暇日无多考据，多未精审，此衷深用歉然”^[17]。

（三）士绅积极参与及支持志书编纂

地方志为乡邦文献，编纂方志是地方要事和文化盛典，士绅极为重视志书的编纂。地方士绅往往积极参与，在志书倡修、资料采访、经费筹措、志书编纂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乾隆年间，黄冈县修志，邑中士人积极参与，五月而志成，“邑人士复群起而和之，采访者蹑跷屦，纂辑者握铅椠，秉笔者裹粮相从，计自四月开局，五阅月而蒇事”^[18]。黄安旧志多讹误，嘉庆年间，地方士绅向知县林缙光建议纂修县志，“嘉庆丙子秋九月，莅邾城，披阅邑乘，仅抄本，多讹误，亟欲修未逮也。今春，邑人士为之请”^[19]。光绪年间修《黄州府志》，张绪提供其祖父《郡志注遗》，以为修志参考，“今来馆中，同事张君绪兹出其大父斗符先生《郡志注遗》五卷，纠正传闻之谬，与余札记符合者十有六七，喜先得我心。因与同事诸君子共相商榷，订伪补缺，以就正于太守公”^[20]。

一批精通史地的学者，以修志为实现个人学术成就的重要途径，“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21]。这些学者积极投身修志事业，也推动了清代湖北方志的发展。

靖道谟，字果园，黄冈县人，康熙六十年进士，任姚州知府，致仕归主讲江汉、白鹿等书院，“果园才识英练，学求实用，文名擅三楚。乞归后，益沉意典籍，博综遐讨，皆心得也”^[22]。乾隆五年，鲁之裕聘请靖道谟纂修《湖北下荆南道志》，考核谨严，为时人所推许。陈诗，字愚谷，蕲州人，进士，曾任工部主事等，精于经史子集金石之学。乾隆五十八年，应知县黄垲之请，又纂修《广济县志》。

章学诚，浙江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近代方志学奠定者，时年十四岁的章学诚即随父章镳至应城，后又长期寓居湖北，与湖北结下不解之缘，在湖北曾先后参与编修和指导《天门县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荆州府志》《湖北通志》《广济县志》等，纂修数量较多，且质量上乘。

王柏心，字子寿，监利县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任刑部主事，晚归主讲荆南书院。王柏心精通史地之学，著述颇丰，参与编纂道光二十八年《黄冈县志》、同治三年《东湖县志》、同治三年《宜昌府志》、同治七年《汉阳县志》、同治六年《当阳县志》、同治十一年《监利县志》等6种湖北方志，也是清代参与编纂湖北方志数量较多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