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同治中叶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失败以后，统治者标榜“中兴”，倡导文治，借修志藻饰太平；一批官绅地主试图通过修志炫耀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勋劳”；适时光绪帝亦修撰《会典》，诏谕各地修志以为参考。[39]故而，同光宣三朝五十年，地方志编纂再度活跃，各地共修省府州县志1164种，平均每年即有23种，超过清代任何一个阶段，属于极为活跃的时期[40]
同治朝，尤其是同治七年以后，湖北境内的太平军及捻军基本平定，社会局势渐趋稳定，修志活动呈现有组织性，并掀起一股热潮。同光宣三朝，湖北共计修志一百三十种，几占整个清代湖北所修方志总量的三分之一，是清代修志数量相当丰富的阶段。
从朝代来看，同治朝最多，为67种；其次是光绪朝，有57种，再者是宣统朝6种。同治、光绪两朝也是清代历朝中修志数量仅次于康熙、乾隆时期的朝代。从方志种类来看，省志、府志、县志、乡土志为主要种类，其中县志数量最多，有92种；其次是州志，为18种；再者是府志11种、乡土志6种、省志3种，参见表2-3。
表2-3 同治、光绪和宣统时期湖北方志种类概况表 （种）
从体例来看，这一时期湖北方志主要有纲目体、平目体、纪传体。其中，纲目志书数量最多，为96种，占总量的73.84%；次之为平目体，为8种，约占总量的6.15%。最后为纪传体，为6种，占总量的4.62%。另外由于方志散佚严重，志体不详者，达20种，占总量的15.38%，参见表2-4。
表2-4 同治、光绪和宣统时期湖北方志体例概况表 （种）(www.xing528.com)
续表
同治和光绪初年，湖北方志理论和方法并无较大发展，在内容上突出宣扬忠孝、节义，以重教化和重构社会秩序。同治《保康县志》胪列咸丰、同治年间战死者达到五百多人。同治《长乐县志》也尽力搜集节烈，“复虑近岁节烈历久，或湮没弗彰，详慎采录续登之”[41]。同治《随州志》则详为登载殁于咸同战事之忠勇、烈女，所占篇幅近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光绪《潜江县志》胪列烈女过多，占全书人物志之大半，为甘鹏云批评：“潜江当兵冲，乡团之战死者，妇女之被兵死者，约计四五千人。按名列入，不几同点鬼簿乎？”[42]
甲午战败后，国势益衰，民族危机加剧，光绪二十九年，张百熙、张之洞拟定《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堂第一、二年讲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以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以激励民心。光绪三十一年，清廷编订《乡土志例》，由学部下发各省，命令各属县遵照执行，作为全国编纂乡土史志教材的指导方案。
具体到湖北省而言，光绪三十年学政黄绍箕奉诏令各地修乡土志，“光绪甲辰年，前楚北提学使瑞安黄仲韬学士奏奉明诏敕直省都邑各编乡土志”[43]。该阶段共计纂修乡土志8种，其中光绪朝5种、宣统朝3种。乡土志在因袭前代旧志内容的基础上，但也呈现了新的因素，开始关注宗教、商业、实业内容等。如宣统《黄安乡土志》，黄安知县陈湋撰，上卷有《本境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下卷有《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等计十六目，共八万余字。相对前志而言，该志尤为突出的是新增实业、宗教和商务等内容，其中实业载该县士农渔商各行业人员规模，于棉花、医药买卖以及新兴手工业等记载稍详；宗教载清末黄安县教堂、信众规模等天主教、耶稣教传播概况；商业主要记载该县牲畜、农产、矿产等大小宗商品输入与输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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