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方志编纂成果

经过清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乾隆朝，湖北局势稳定，社会文化、经济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发展和繁荣。这一时期，湖北方志数量、修志质量、修志理论等方面也大为发展，呈现兴盛局面。

（一）数量可观、内容丰富

虽然，乾嘉两朝湖北方志总量不及清初三朝之众，但也编有各类方志达94种，其中乾隆朝69种、嘉庆朝25种，属于修志较多的阶段。并且某些方志类型占有一定优势，如省志凡乾隆、嘉庆两次编纂，还出现了道志这一新型方志种类，即乾隆三年《湖北下荆南道志》。由于地方官的重视和士绅的积极参与，一些府州县修志频繁。如《施南府志》，乾隆朝二十一年、四十二年凡两修，相距仅二十年；《崇阳县志》，凡乾隆六年、十七年历经二修，前后相距仅十余年。《归州志》，乾隆五十四、五十五年连续两修。《竹山县志》，乾隆十一年、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和五十年凡四修；《郧西县》，乾隆十五年、三十八年凡二修。清初方志卷帙单薄，内容简略，仅载一地之崖略，而乾嘉时期湖北方志卷帙和内容大为丰富。以《黄冈县志》为例，康熙十二年，董元俊修《黄冈县志》，计五卷、约四万字；乾隆二十二年，刘煜、王凤仪纂修《黄冈县志》，增设《学校》《外志》，共二十卷、约五十万字。乾隆五十四年，王正常续修《黄冈县志》，共二十卷、约五十五万字。^[23]

（二）方志质量和修志理论明显提高

相较清初而言，乾嘉时期湖北方志质量得到了普遍提高，恰如梁启超所言：“以乾嘉以后诸名志与康雍以前各志相较，乃至与宋元明流传之旧志相较，其进步既不可以道里计，则诸老之努力固未为虚也。”^[24]乾隆二十九年，吴开汧纂《通城县志》十卷，“吴君峨峙志共十卷，计纂至乾隆二十九年止，引据之详，考核之确，较旧志不啻开草昧而启文明。尤喜创陈诸议，申明通之锢弊，其不避嫌忌若此，则所志之足为法戒，鲜所缘饰从可识矣”^[25]。天门县，康熙间凡七年、二十一年两次纂修，然质量皆不高。乾隆三十年，胡翼、章鏣、章学诚等重纂，体例谨严，结构合理，质量远优于前志，为清代名志，“体例较前志大异。义例得宜，而合乎提要。较之前志，颠倒杂乱，徇不可同日而语也”^[26]。乾隆《荆门州志》，主修舒成龙广为搜罗资料，征引丰富，“虚心之诚，集材之详，皆可概见”^[27]。乾隆十年，知府陈锷主持纂修《襄阳府志》，是时距康熙十一年杜养性纂修府志已有八十余年未修，且前志错讹疏漏尤多，邑中文献散失严重，修志难度亦较大。陈锷遍考文征，悉心考订，乃成一编，在湖北诸志中，仅次于荆州，而较他志为佳。^[28]

（三）志书编纂监管日趋强化

乾隆朝，尤其是晚期，屡兴文字大狱，严禁私修方志，严格稽查新旧志书，层层审核官修方志内容，全过程加强对方志的监督和控制。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大学士傅恒奏请各地新修志书交予学政审核，才能刊刻“查各省向例原有于学臣莅时呈送志书之事，应令学臣不拘时日，悉心查核，遇有实在是非倒置者，即饬令地方官删改，仍咨明督抚会同办理。其有现在修辑之志书，亦令学政查核，再行刊刻”^[29]。乾隆四十三年，湖广总督三宝则建议实行更为严格出版政策：

请嗣后直省士子，除家弦户诵之经书及试艺程文听其刊刻印刷外，其学问渊深之士，如有记载及自著艺文等书，有欲付梓者，先录正、副二本，送本籍教官转呈学臣核定，其书果无纰谬，有裨世学者，方准刊行。倘不呈官核定，私行刊刻者，即无违碍字句，亦令地方官严行禁毁，如有诞妄不经之辞，即从重究治，并令地方官出示晓谕刻字工匠，凡遇刊刻书籍，必须查明该书上有钤盖学臣印信者，始准刊副。庶邪说诬民之徒知所敛戢，于世道人心不无裨益。^[30](www.xing528.com)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安徽巡抚闵鹗奏请“各省郡邑志书内，如有登载应销各书名目，及悖妄著书人诗文者，一概俱行铲削，俾不致流传贻祸”^[31]。乾隆帝十分重视，要求各督抚负责落实，务必查明，并销毁违禁内容，“所奏甚是，钱谦益、屈大均、金堡等所撰诗文，久经饬禁，以裨世教而正人心。今各省郡邑志书内，往往于名胜古迹编入伊等诗文，而人物、艺文门内并载其生平事实及所著书目，自应逐加删削，以杜谬妄……着传谕各督抚将省志及府志、县志悉心查核。其中如有应禁诗文，而志内尚复采录，并及其人事实、书目者，均详细查明，概予芟节，不得草率从事，致有疏漏”^[32]。

乾隆五十二年，湖北巡抚姜晟檄命所属府县尽快删除方志违例处，“先是前令谢公奉姜大中丞删削违碍之檄”^[33]。在严格的督促之下，湖北各地不仅对新修志书加以把关，旧修方志也遭到严重窜改、删削，甚至废弃旧志而重纂志书的现象屡有发生。

乾隆十四年《黄州府志》虽修在乾隆禁书令之前，亦未能幸免，多处遭到剜板，如《人物志·文苑》第十四页剜去有关明遗民内容十行、《宦迹下》第十一页剜去十四行。

乾隆五十四年纂修《黄冈县志》，对旧志进行了删除、整改，“按年续入，条目仍旧，而违制则芟之”^[34]。

乾隆五十二年知县叶治始标出乾隆六年《钟祥县志》不合体例处，并予以删减，“高志文字点画抬写避讳之处辄多未合，且斟酌词意，暨诗文宜载宜删，犹欠审当，经前任邑侯南皮叶公细签标出，如式检点”^[35]。

广济旧志，多有违制者，乾隆五十八年重修新志，“维时州县旧志，均有应行避讳之处，下令改修……前任未之及焉。堤工甫毕，详加校阅，广文刘午桥互相参订，虽铲削苟完，而大体究未允协，午桥及诸绅士佥称志已历今四十余年矣，为重备之请。年来己酉、壬子两与秋闱，中间亦苦无宁日，昨岁大府开局纂修通志，饬令各州县属博采旁搜，遂进诸绅士，而言曰重修之举，及此时也”^[36]。

章学诚《湖北通志》为一代名志，但该书为明末政治集团“复社”作传，鼓吹“诸君子文章、风节、气谊之高，求之古人，往往不愧”。当时即有反对者言：“上谕屡禁朋党，岂可为复社作传？”^[37]是书语涉干碍，而支持者湖广总督毕沅去任，因而未得刊行，甚至原稿也失佚，所幸章学诚曾誊录有副本，得以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