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是清廷开始建立和强化对全国的政治统治地位，恢复明清之际惨遭破坏的社会经济，逐渐形成新的政治和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时局初定、百废待兴，但清廷仍较为重视地方志的编纂，甫在一地建立政权即着手筹措资金，组织人力，开展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对明代志书进行增刻、补刻，也续修或重修了一批新的地方志。湖北虽属清廷较早纳入实际控制的地区，然而受战争破坏和时局影响，各地经济疲敝，人才凋零，文献亡佚十分严重。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府州县地方志的编纂条件较为艰难，修志人才难得，文献无征，在志书编纂中，志书体例、内容等多因袭明代旧例，加上修志时间仓促，志书内容缺失舛误严重，志书的数量和质量相对而言亦明显不及后世。
（一）清初官修志书困难，问题颇多
明末清初的战争对湖北社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各地人口和赋税收入减损严重。顺治九年，湖广总督祖泽远奏报湖北的境况，“入境以来，亲见荒村野火，寥落堪悲，鹄面鸠行，死亡待踵……楚省额赋止八十万两，已不过江南一邑之多”[2]。具体到各地而言，亦是如此。德安府，“德安，古郧子国，为南郡上游……前此重罹兵燹，凋瘵甚于他郡”[3]。黄陂县，“黄陂则初无志也。旧志传自万历辛卯，及明末兵燹，地介荆豫，为边为冲，为战场，为斥地，城邑蒿莱，何有于志。我兴朝定鼎，垂二十余年，而疮痍方起，故老空存，先是来令者代更八人，大率官如客，民如寄，编摩弗及也”[4]。明末清初的战争中，郧县户口和钱粮损失十分之七，“稽户口仅存夫十分之三，考钱谷已损夫十之七”[5]。更为重要的是官私所藏书籍毁于兵燹，文献无稽，人才凋零。罗田县，“罗邑僻处山陬，兼明末屡经兵燹，坟典无存，耆旧名宿凋谢几尽”[6]。远安县，“自丁酉夏奉命来邑，询知其故，欲依原本锓之。奈邑甫经蹂躏，创痍未起，奸弊未清，爰是谋兴除、图修举，日不暇给，有志而未逮者四年于兹”[7]。
国事初定，百废待兴。湖北府县地方或财力不济，无力编纂地方志，“惟谷旧无志，遍查采访，在在不易，且经费无从筹划，以故前任虽奉严饬，皆以此置之”[8]。或草草编纂，仓促了事，志书体例也多有未合，志书内容缺漏，整体质量并不高，“本朝定鼎以来，当事征文考献，茫无以应，则搜辑故老所传，残不成编、断不成简者，录写呈报，以塞其责”[9]。顺治九年，赵兆麟纂修《襄阳府志》，是时战事稍平，主笔者艰于修志，考据未详，致使志书亦为后世所批评，“赵抚当军务倥偬之际，削平残孽，亟举斯举，诚为胜典。惜其时操觚者又笔涩滞，而考据亦未精详”。顺治十三年，王大年纂修《石首县志》，采访未周，讨论也未为详备，“石之志，其在胜国，遗籍于宼烽者尽矣。国初，邑令清海王公始志之，时际残荒之余，父老子弟无能备咨诹而考故实，稿创就帙，讨论未备，其意盖有待与”[10]。康熙十一年，杜养性、邹毓祚纂修《襄阳府志》，抄录《顺治志》以应付了事，“若杜守则抄录《赵志》以应诏旨，所征不足云修也”[11]。同年，刘嗣煦纂修《枣阳县志》，繁简失当，为人所议，“得康熙十一年邑令刘君嗣煦所修县志一帧，读之，其间记载之体，烦简之宜，去取之公，不能尽无遗议”[12]。康熙二十一年，宜城知县胡永清主持修志，但该志体例不精，内容多相抵牾，“国初，燕北胡明府瑞征公来令兹土，奉上檄收残拾烬，百有二十日纂成县志一书……体例疏略，时相抵牾，不无遗憾焉”[13]。
（二）私修方志数量多，质量相对较高
私家编纂方志难度甚大，恰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用之可以闭户瞑目期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斯固非一手一足之烈，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团体，则往往不能如意，故学者欲独立任之，其事甚难。”[14]但顺治、康熙朝以来即已推行日趋严苛的文化高压政策，文网严密，治史招祸的文字狱屡有发生，士子治史常怀审慎和警戒之心，“自汉晋以来二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于清者。盖缘康、雍、乾间文网太密，史狱屡起，禁书及违碍什九属史部，学者咸有戒心”。加上一批前朝遗民感念故国旧邦以及痛感地方秩序的丧乱，而投身于地方志编纂，编著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志，推动了清初地方志的发展，成为清代初期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隋唐以来，史在官家，清代私家撰述数量已远不及前代，这些地方志常能摆脱官修志书的藩篱，亦颇多创见，格外具有价值，“官修之外，有私家著述，性质略与方志同者。此类作品，体例较为资源，故良著往往间出。凡此皆方志之支流与裔……此类书自宋以来已极发达，有清作者，虽无以远过前代，然其间固多佳构，或竟出正式方志上也”[15]。
这一时期，湖北私家方志亦不少，尤其是在鄂东和鄂西地区，参见表2-1。邓宗启，字开甫，崇祯八年拔贡，明亡不仕，教授为生，撰《施州卫志》。[16]邹知新，字师可，历任宜城教谕、莱阳知县，后归田，撰《麻城县志》十四卷，“（邹知新）著有《县志》一十四卷，文简事赅，惜未付梓。今志多所取证焉”[17]。这些私修方志，往往能脱官府桎梏，体例自由，质量较高，不乏名篇，“此类作品，体例较为自由，故良著往往间出”。顺治《江陵志余》，孔自来纂修，征引丰富，“或正史所遗，而出于稗官；或于人所忽，而传于故老；或楚纪、郡乘不载，而遍征于奇书秘籍”[18]。康熙五十年《竹山县志》，史求忠纂修，为后世修志提供了范本，所获评价甚高，“竹山志书昆仑于华阳史氏，凭空开山，使后人有所依据，以为底本，功伟矣”[19]。童天衢，施州卫人，世袭官职，岁贡，所修《施州卫志》颇称良志，“童天衢，岁贡，纂《卫志》，颇称博恰”[20]。顾天锡避乱昆山，纂《蕲州志》一百卷，“（顾天锡）及避乱昆山，念蕲黄江防重地，著《蕲州志》……其言该博，义主旁通，以其书成一家，故曰顾氏《蕲州志》”[21]。
表2-1 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湖北私家修志概况表(www.xing528.com)
续表
（三）体例因袭明代，大多采平目体
清代立国初期，各省修志仓促，志书体例以及内容等大多承袭明代方志。顺治十五年、康熙六年，贾汉复在河南巡抚和陕西巡抚任内采用平目体体例先后编纂《河南通志》和《陕西通志》，是清代最早的两部省志，为各地修志提供了式样。为编纂《河南通志》，贾汉复下发清代第一个官方修志文件《修志信牌》，督促河南境内尽快完成新志编纂，“各府、州、县之有志也，其所纪载，不越提封四境之中，而实能备国史之所采择，犹大宗之有小宗焉，犹江海之支流，山岳之嵝阜焉，不可废也……及今不图，恐世远言淡，老成凋谢，后来虽欲从事，势必更难，拟合通行急为修纂”[22]。清廷以《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作为范本加以推行，进一步促使平目体成为清初方志体例的主流。
受到这一风潮的影响，清初三朝湖北方志采用平目体者达到59种，约占修志总数的43.70%，是这一时期诸多体例中最多的。其中较为知名的平目体方志有康熙《湖广通志》、康熙《武昌府志》、康熙《汉阳府志》、康熙《江夏县志》、康熙《兴国州志》等。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湖北方志体例概况见图2-1。
图2-1 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湖北方志体例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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