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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湖北方志编纂成就: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

时间:2023-08-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明代方志弊病甚多,为清人所批评。但瑕不掩瑜,不可否认明代是中国方志史上的繁盛时期。以湖北为例,明代方志亦有诸多突出成就。明代湖北编有方志217种,是宋代63种的3.44倍,元代15种的14.47倍。各地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得明代湖北修志比较普遍,修志广泛,远远超过前代,彻底改变了前代某些地区无志书的局面。湖北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造成明代湖北方志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明代湖北方志编纂成就: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

明代方志弊病甚多,为清人所批评。阮元,字伯元,号芸台,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历任礼部侍郎、浙江学政、湖广总督、体仁阁大学生,为清代著名的思想家、一代文宗,其在《仪征志序》中指出:“明代事不师古,修志者多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或弁毛载籍而轻改妄删。由是新志甫成,旧志遂废,而古法不复讲矣。”[134]即便是明朝时人也对明代志书有不少异见。康海,字德涵,以诗文名列“前七子”之一,曾担任翰林院修撰,为明代著名文学家,所撰《武功县志》为后世称许。康海在广泛阅读明志之后,指出其存在“益繁而不能详,晦而不能白,乱而不能理”[135]的不足。但瑕不掩瑜,不可否认明代是中国方志史上的繁盛时期。以湖北为例,明代方志亦有诸多突出成就。

(一)数量宏富,修志频繁

明代无疑是湖北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志书规模和修志频率远远超过前代。明代湖北编有方志217种,是宋代63种的3.44倍,元代15种的14.47倍。考虑到各朝代历时长短的因素,明代每年修志有0.79种,而宋代每年所修志书则是0.19种,而元代则更少,平均每年修志仅有0.15种,可见明代修志之频繁,远远超过前代。

由于地方官的重视、士绅的积极参与,明代建立了较为系统而完备的地方教育体系,各地文化教育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郧阳府、施州卫等长期处于文化低地,也培育了一批数量不等的举人、进士等。各地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得明代湖北修志比较普遍,修志广泛,远远超过前代,彻底改变了前代某些地区无志书的局面。湖北八府、一直隶州、一卫、五散州和六十县皆有数量不等的志书编纂,大多二修、三修,甚至不乏五修、六修者,如《沔阳志》,凡景泰、嘉靖、万历十八年、万历四十六年和崇祯十五年五次纂修;《武昌县志》,永乐、宣德、成化、弘治、嘉靖、隆庆、崇祯等八次纂修;《崇阳县志》,凡宣德、正德、成化、嘉靖、隆庆、万历、天启等七朝,共计八次纂修。

(二)种类繁多,名篇不少

至明代,各种类型的志书业已出现。明代继承了前代的总志、府志、县志、州志、县志等,还增现了卫所志、边关志、土司志等。前代尚不流行的省志成为常见志种之一。就湖北一地而言,总志、卫所志开始出现和流行。从体例上来看,明代湖北方志总体上延续宋元,但也有所发展和创新。如嘉靖《随志》,颜木撰修,是志利用编年体编纂《随志》,上卷编年记事,下卷收录诗文,“编年之例,全仿《春秋经文,称随为我,而以地之沿革,官之迁除,士之中乡会试贡大学者,按年记载,皆地志未有之例”[136],在方志体例流变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明代方志内容丰富,亦不无名篇。如嘉靖《沔阳志》,“叙事以纪,系年以表,考故以志,述行以传。据诸史传及旧志所载,冗者裁焉,鄙者黜焉,略者详焉,讹者正焉。凡疆域沿革,山川形胜以及风土物产,无不博引旁征,分条胪列。而于人物先以表证其年月,继以传详其事实,以人才之盛衰,为政事之兴废所系,故三致意焉。至文章之有关于邑事者,则附见于各类,若怡性陶情之作,吟风弄月之篇,概行删除,不立艺文一门,具有卓识”[137]。袁宏道《公安县志》,亦为时人称许,“务慎许可,贤牧列传不数人,亦远于后世之猥滥称颂者矣”[138]。郭正域《江夏县志》,为时共推,“郭正域……所著《江夏县志》为乡人所共推,今书失传。王小宁称其小序必博采详辩,少或数百字,多或千言。王小宁《续修江夏县志》自云多仿其意,此亦不害为一家之书”[139]

(三)体例齐备,修志理论成熟

明代地方志在吸收前代编纂方志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体例趋于完备,特别是明永乐十年、十六年两次颁布《纂修志书凡例》,明确规定志书的体例、内容、要求和注意事项等。明代方志体例多种多样,纲目体、平目体、三宝体、纪传体、编年体等皆已出现,其中三宝体、纪传体、编年体为明代所创新。[140]

明代湖北方志体例也较为丰富,由于散佚极为严重,从现存方志来看主要有平目体、纲目体、编年体、纪传体等,其中最多者为平目体24种,其次分别为纲目体10种、纪传体2种、编年体1种,可见平目体和纲目体为主要志例,其中又以平目体为重,参见表1-14。

表1-14 现存明代湖北方志志体概况表 (种)

注:明代方志散佚严重,绝大多数方志难以判断其体例,仅能以现存方志为讨论对象。

明代湖北政区建制趋于稳定和成型,地域认同观念大为增强,为地方志编纂提供了稳定的地方行政制度基础;明代湖北地方经济持续发展与繁荣,为地方志的编纂、刊刻奠定了物质基础;明代湖北文化的发展和人文的勃兴,为地方志编纂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教育积淀。明代湖北方志得以蓬勃发展,呈现兴盛局面,志书数量宏富,修志频繁,名篇迭出,志书种类齐全,体例丰富,修志理论娴熟,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湖北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造成明代湖北方志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然而,志书本身质量问题、保管不当、兵燹水火等原因,致使珍贵历史文献大量佚失,通过爬梳古今旧志、文集笔记、目录学著作等,考证、探究明代散佚旧志数量、特征、佚失原因等,不仅有利于明晰明代湖北散佚方志的状况,丰富湖北方志研究,也有助于客观、准确地认识明代湖北方志发展的脉络及规律。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14页。

[2]罗运环等:《荆楚建制沿革》,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3]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5]《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鲁肃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8页。

[6]《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2页。

[7]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31页。

[8]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9]严可均:《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十六《刘镇南碑》,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62页。

[10]《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卫二刘傅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10页。

[11]《宋书》卷六十六《王敬弘何尚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8页。

[12]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426页。

[13]《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40页。

[1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62页。

[15]王玲:《魏晋六朝湖北地区的商业与市场网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6]丁毅华:《湖北通史·秦汉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17]习凿齿撰,黄惠贤校补:《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18]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第二》,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23页。

[19]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20]《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王卫二刘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17页。

[21]《梁书》卷四十一《宗懔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84页。

[22]《梁书》卷五十一《处士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751页。

[23]《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82页。

[24]李传印:《荆州学派的学术文化特色及其影响》,《华中国学》第1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25]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37页。

[26]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62页。

[2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65页。

[28]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于荆州学派》,《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9]《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1页。

[3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73页。

[31]《南史》卷八《简元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4页。

[32]夏日新:《梁元帝对荆州文化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33]夏日新:《梁简文帝萧纲在襄沔流域的文化活动》,《荆楚学刊》2015年第1期。

[34]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七《古诗》,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65页。

[35]陶澍:《蜀日记》卷四,国家图书馆道光四年版。

[36]宣统《湖北通志》卷一百二十三《人物志序》,“论湖北之人才,春秋楚为首,三国时次之”。

[37]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38]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页。

[39]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143页。

[40]贾思勰:《齐名要术》卷十《非中国物产者·枇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82页。

[41]转引自《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42]《太平御览》卷四十八《地部十三·九宫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3页。

[43]《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地部八·武当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6页。

[44]《太平御览》卷八三三《资产部十三·冶》,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16页。

[45]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四六《酒食部五·盐三十三》,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617页。

[46]徐坚:《初学记》卷八《州郡部·山南道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2页。

[47]《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81页。

[48]刘知幾:《史通》卷十内篇《杂述第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页。

[49]清人樊增祥以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和郭缘生《武昌先贤志》为湖北郡志之开端,“习凿齿《襄阳耆旧传》、郭缘生《武昌先贤志》为湖北志人物之始”(《樊山集》卷二十四《重修湖北通志商例》),实则《荆州文学记官志》远较《襄阳耆旧传》为早。

[50]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卷二《史部·职官类》,《二十五史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页。

[51]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卷二《史部·职官类》,《二十五史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页。

[5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5页。

[53]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54]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7年第27期。

[55]《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居处部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38页。

[56]《太平御览》卷九一〇《兽部二十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32页。

[5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十四《归州》,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65页。

[58]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自李玉安:《中国图书散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页。

[59]《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7页。

[60]《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学部十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81页。

[61]《金楼子》卷二《聚书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33页。

[62]《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7页。

[63]《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学部十三·载书》,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81页。(www.xing528.com)

[64]孙继民:《六朝时期两湖方志的流传和辑佚》,《江汉论坛》1986年第4期。

[6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66]李文澜:《湖北通史·隋唐五代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6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256页。

[68]李文澜:《湖北通史·隋唐五代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69]习凿齿著,舒焚、张林川校注:《襄阳耆旧记校注》,荆楚书社1986年版,第73页。

[70]《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92页。

[71]张保见:《乐史〈太平寰宇记〉的文献学价值与地位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4页。

[72]《太平御览》卷一六八《襄州》,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19页。

[73]《太平御览》卷一六八《邓州》,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19页。

[74]罗璧:《罗氏识遗》卷三《洞庭古九江》,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6页。

[75]《隋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8页。

[76]《方舆胜览》卷三十二《京西路·襄阳府》,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80页。

[77]何良俊:《何氏语林》卷十三《方正第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2页。

[78]华林甫:《随带〈图经〉辑考》,《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5年第27期。

[79]《隋书》卷二《高祖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8页。

[80]《隋书经籍志》卷二《史部地理类序》,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67页。

[81]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7页。

[82]《唐会要》卷五十九《尚书省诸司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

[83]《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页。

[84]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176页。

[85]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5页。

[86]华林甫:《清儒地理考据研究》第四册《隋唐五代卷》,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169页。

[87]华林甫:《随带〈图经〉辑考》,《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5年第27期。

[88]华林甫则认为唐代湖北图经则有《夷陵图经》《夔州图经》《谷城图经》《江夏图经》《汉阳郡图经》等5种。

[89]《全唐文》卷二九一《故襄州刺史靳公遗爱碑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52页。

[90]《全唐文》卷三三六《谢荆南节度使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05页。

[91]罗运环等:《荆楚建制沿革》,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98~101页。

[92]刘玉堂、雷家宏、徐凯希:《荆楚经济史话》,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15页。

[93]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94]熊贤君:《湖北教育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95]罗新:《湖北历代书院考》,《江汉论坛》1988年第10期。

[96]王应麒:《玉海》,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271页。

[97]《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兵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56页。

[98]黄岩孙:《仙溪志跋》,转引自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

[99]顾宏义:《宋朝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00]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

[10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

[102]薛季宣撰,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103]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十《安陆州》,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954~955页。

[104]这6种图经大多为南宋著作所征引,较大可能是北宋时期所修。

[105]仓修良《方志学通论》系统统计张国淦《中国古方志》所录全国宋代方志概况,北宋图经有96种,南宋则锐减至31种。

[106]《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2页。

[107]沈松平:《方志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108]《元史》卷五十八《地理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

[109]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110]吴骞著,虞坤林点校:《吴骞集》卷四《元大一统志残本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111]沈松平:《方志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

[112]李贤:《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武昌府》,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899页。

[113]李贤:《大明一统志》卷六六《安陆州》,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7页。

[114]姚涞:《明山先生存集》卷三《任丘志序》,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115]《明太宗实录》卷二零一,“永乐十六年六月乙酉”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089页。

[116]巴兆祥:《明代方志编纂述略》,《文献》1988年第3期。

[117]巴兆祥:《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数质疑〉》,《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4期。

[118]苏松平:《方志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119]巴兆祥:《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4期。

[120]曹育荣:《方志与旅游:以湖北旧志的人文旅游价值为中心》,武清海:《荆楚文化与湖北旅游》,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2~479页。

[121]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122]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二《水利志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一百九十四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124页。

[123]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页。

[124]乾隆《汉阳府志》卷十二《舆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29页。

[125]刘献廷:《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126]熊贤君:《中国教育管理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页。

[127]罗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28]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5页。

[129]光绪黄州府志》卷首《邓琛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晚清黄冈文人洪良品《龙岗山人集》也认为“黄冈冠郡七属,于楚人称文薮”,清末罗田人周锡恩《黄州课士录序》谈及明清黄州人文,“一时吾黄人文,号为冠楚”。

[130]乾隆《天门县志》卷首《凡例》,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131]光绪《麻城县志》卷首《郑庆华序》,国家图书馆藏刻版。

[132]光绪《罗田县志》卷首《管贻葵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133]巴兆祥:《明代佚志述略》,《文献》1990年第4期。

[134]道光《仪征县志》卷首《阮元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135]正德《朝邑县志》卷首《康海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页。

[13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三《随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41页。

[137]《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8),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96页。

[138]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四《前志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139]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四《前志传》,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140]沈松平:《方志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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