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湖北地方建制沿革及其变迁
鄱阳湖之战后，陈友谅战死，其子陈理在武昌投降朱元璋，周边郡县也相继归附，初步奠定了朱元璋对湖北地区的控制。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设湖广行中书省，对元代湖北政治框架予以继承和变革。虽然明代前期湖北建制变动繁杂，特别是在洪武九年至十三年间（1376—1380年），如德安、襄阳、安陆三府和随州归属问题数次转换于湖广或河南之间；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所辖州县亦有多次变化；且湖广行省主要长官多为军事将领，具有明显的军事职能和军事色彩。政局安稳以后，湖北建制也趋于稳定。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为安抚流民和弥补鄂西北地区统治的疏漏，分襄阳府西北境，设置郧阳府，辖有郧县、房县、竹山、上津、郧西、竹溪和保康七县。嘉靖十年（1531年），以安陆州为龙兴飞升之地，政治意义非同一般，故而升潜藩安陆州为承天府，置附郭县钟祥县，割荆州府之荆门州、当阳县、潜江县和沔阳州、与其旧属景陵县一并划入承天府，计辖二州、五县。明代中后期，湖北政区建制基本稳定下来，形成八府、八州、五十三县的格局，地域力量亦得以重新整合，地域认同观念大为加强，“楚北”“楚人”等也成为湖北人对自己家乡的共同区域认识，为明代地方志编纂提供稳定的地方行政制度基础。
（二）明代湖北经济发展概貌
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和基础作用。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逐渐东移南迁，长江流域成为国家经济命脉所在。而入明以来，东南部经济迅速发展，远远超过北方。作为长江中游重要经济组成部分的湖北地区，经济实力和地位也大为提升，“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成为当时广泛的共识，农业发达，区域经济联系加强，商品交换发达，商业经济繁荣。湖北农业耕种面积不断增加，农业耕种技术有所改进，两熟制得到改进和推广，修建一批水利设施，农业得到长足发展，成为重要产粮区。“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鱼粟之利，遍于天下。而谷土泥涂，甚于禹贡。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121]江汉平原湖区低地以垸田的形式得以开垦，使湖北沿江、沿湖平原腹心地带得到全面开发。垸田修有保护湖边土地免在汛期受淹没的排水堤，起到排灌、蓄泄的作用，有效保障了农业生产。明代湖北垸田面积较大，如沔阳“沔居泽中，土惟涂泥……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谓之曰‘垸’”[122]。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长江及其支流汉江等贯穿其中，境内湖河水泊星罗棋布，形成良好的水文体系，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交通条件。[123]成化年间，汉水下游河道裁弯取直，故道淤塞，汉水改道，形成新的入江口，即汉口。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嘉靖以来居民渐多，集镇得到拓展，呈现繁荣景象，至明末居住人口达二万之众，商贸往来兴盛，成为重要的商品和人流集散地。“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124]明代中后期汉口成为与佛山、苏州、京师齐名的重要商业市镇，“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武汉。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125]。而湖北一些市镇也较为知名，如沙市、宜昌凭借着水陆交通优势，也快速发展起来，成为湖北省及长江流域、华中地区有着较大影响的市镇。一些规模较小、辐射力规模有限的农村市镇也在人口相对集中、交通便利的地区得以广泛存在，与大型市镇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市镇网络。明代经济的发展为地方志的编纂、刊刻奠定了物质基础。(www.xing528.com)
（三）明代湖北人文的发展
明代湖北省府州县教育职官齐全，形成比较完整的教育行政系统，对湖北教育发展进行了行之有效的规划和管理。明代从建立起便开始创建地方学校教育系统，地方学校盛时达一千七百多所。[126]湖北修复了唐宋以来的府州县学，加以修缮一新，且新建了一批学校，呈现出无地不有学校的局面，学校布局合理，教育资源趋于均衡，为前代所不及。而私学和义学也普遍设置和发展，对湖北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北文化教育水平明显提升，学校教育得到进一步普及，府州县学无不有生员充斥其中，某些州府科举应试者甚至达到数千人之众。
在较为系统的学校制度以及书院制度的支持下，明代湖北的教育、文化各有发展，科举兴盛，人才辈出，成为湖北历史上第三个人文鼎盛高峰时期。据梁启超在《两汉至明代南方见于史传的著名人物统计表》一文中统计，明代湖北人才达76人，占全国的4.29%，虽尚不及江苏、浙江和江西，却已居全国的中等偏上的地位。[127]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县科举进士总计达1119人，其中尤以黄州府、武昌府为多，特别是黄州鄂东人才迭兴，人文勃兴，为荆楚人文重镇，“蕲、黄之间，近日人文飚发泉涌”[128]。理学名儒，文采经济，史不绝书，见于《明史》者达53人，文物声名，遂为楚中之冠。[129]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和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活跃于文坛，成为明代文学中的奇葩。明代湖北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地方志编纂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教育积淀，有助于地方志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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