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十国的战乱，给社会经济造成重大破坏的同时，志书图籍也散离亡佚得很是严重。宋统一全国以后，政局日益稳定，强化中央集权制度，而志书无疑是掌握一方地理险要、徭役赋税、民风土俗等，制定和施行治国方略较为直接的参考资料之一。鉴于前代武人割据的教训，宋统治者采取“佑文”的政策，“极重史事”，文士的待遇地位得到提高，文化事业也得以充分发展。故而，宋代建国之初便极为重视志书的修纂。
开宝四年（971年），太祖赵匡胤诏令“知制诰卢多逊、扈蒙等重修天下图经”[96]。随即，卢多逊便出使江南，“求江表诸道图经，以备修书，于是十九州形势尽得之”。开宝八年，修订《开宝诸道图经》。宋代将地方志的编纂制度化，凡遇闰年便修造图经，“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97]。景德四年（1007年），各地所修图经体例不一，翰林学士李宗谔奉命修《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规模空前，达一千五百六十六卷，对地方修志起到了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徽宗大观元年，朝廷设志局，以编纂《九域志》，命各州郡编纂图经上呈志局以为参览，开启国家设局修志之始。地方官员也充分认识到地方志的功用，恰如周应合在景定《建康县志序》中说：“天时验于岁月灾详之书，地利明于形势险要之设，人文著于衣冠礼乐之藏。忠孝节义，表人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寸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朝廷多次重申修志诏令，无疑促进了方志数量增长，呈现出修志热潮，“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98]。郑樵《通志》著录当时十八路、府图经达1432种。顾宏义《宋朝方志考》考证，两宋路、州、镇志诸类存佚志书合计达1031种。[99]
宋志数量多，体例也渐而成熟、定型。方志学家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中谈及：“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隋唐以前，则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其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100]
这一时期，湖北地区修志也出现高潮，据顾宏义《宋朝方志考》统计湖北有75种，次于四川的143种、浙江的128种、江西的117种、江苏的89种，在全国属于修志较多的地区。刘纬毅《宋辽金元方志考》则认为有67种，但该书收录非志体地方史志，失之过滥，又有诸多方志未有著录，存在遗漏的问题。笔者结合二书以及《中国古方志考》等书，能确定为宋代所编纂方志有63种。具体来看，宋代湖北方志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地志、图经渐为“志乘”取代
宋代方志“图经”“地记”“志乘”等志名并用，但是整体上来看，三种志名出现的次数和地位逐渐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如表1-5。
表1-5 两宋方志分类、分期统计表
第一，地记大为减少。宋代湖北仅有《武昌土俗编》《荆门军记》《郢州风土考古记》《渤海记》《齐安拾遗》《兴国拾遗》等6部，其中南宋4种，不明年代者2种，是数量最少的方志类型，可见地记在宋代已趋衰落。与前代相较，宋代地记在内容和体例等方面已有较大的变革。郡守薛季宣纂有《武昌土俗编》二卷，载有武昌郡山川、城市、宫苑、古迹和风俗等，较为全面地记述了一方史事，“载一县之事颇详”[101]。其纂修目的已不在夸饰门阀和郡望，而在强调资政、存史以及服务社会经济，期望能“邑之游者不必问，问者不必语，开卷略举，以代烦言，为省事之一端，用备遗亡云尔。至于兼收遗佚，以成土地之图，上禆天子之司徒，则吾岂敢”[102]。
石才儒在《郢州风土考古记》的序中亦特别强调地理沿革、水陆交通、物产、民风等关乎一地之治理者，并详加稽核，以为存史、治世之需：
谓之郢者，实郊郢焉。谓之石城，因冈阜峭壁，而为子城。属县二，曰长寿，治慕化、安定二乡；曰京山，治太平、长安、移风三乡。其民朴，其俗俭，其土饶粟麦，其产多麋鹿，有西北之风声气习焉……若夫山川区域之显晦，人物风俗之差殊，名存而实亡，今是而昔非，传闻之与亲见，固已复不相眸，况出千百岁之后，颓坏毁灼之余，州图方志之鲜备，遗民故老之罕言，欲以参稽订正，祛世俗之惑，而信陵谷之传。顾岂浅见谀闻所能，要当质诸宏览博物君子。[103]
第二，在隋唐的基础上，宋代湖北图经数量有所增长，达到32种。从类型上看，宋代湖北图经种类齐全，有路、军、府、州、县等类，路图经有《荆湖北路图经》，军图经有《汉阳军图经》《汉阳军旧图经》《兴国军图经》《武昌军图经》《武昌军图经》，府图经有《德安府图经》《襄阳府图经》，州图经有《黄州图经》《襄州图经》《复州图经》，县图经有《竹山县图经》《枣阳县图经》《嘉鱼县图经》《房县图志》等。从时间上来看，北宋有15种，占比46.88%；南宋11种，占比34.38%%；另外，不明确定年代者6种[104]，约占比18.75%。可见，两宋时期湖北图经各阶段呈减少趋势，其中北宋湖北方志以图经为主，尚具有一定的优势；而至南宋以后，图经渐趋减少，成为次等类型方志，这与全国概况大体相同。[105]（参见表1-6）
表1-6 两宋时期湖北各类图经分布概况表
第三，称“志”“乘”类方志大为增多，逐渐成为主流。北宋湖北称志乘者一种，即《黄州志》，占同类型方志的4%；南宋有绍熙《富川志》、乾道《江陵志》、淳熙《富水志》、嘉定《景陵志》、《古沔志》等23种，占同类型方志的92%；不能确定年代而称志乘者1种，即黄環《夷陵志》1种，占同类型方志的4%。北宋时期，湖北志乘数量并不占优势，占同期方志总量的6.25%，明显少于其他类型方志（图经14种，占比87.5%）；而至南宋，志名者方志数量迅速增多，达到23种，占同期方志总量的60.53%，远远超过图经（11种，占比28.95%）、地记（4种，占比10.53%），成为最重要的方志类型，方志名称趋于统一，表明南宋方志日渐成熟、规范化。
（二）方志编纂普遍，但又相对集中
由于宋代湖北社会经济发展，各地修志亦呈现兴盛态势，各地都编有数量不等的方志，但因各地政治战略地位不同，经济、文化发展具有差异性，方志编纂亦呈现出不平衡性。各地修志概况具体详见表1-7。
表1-7 宋代方志志种、地区分布表 （种）
从表1-7可见，两宋时期湖北各地方志编纂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各地皆有方志编纂，修志现象较为普遍，其中修志较多的地方是襄阳、荆州、荆门、黄冈、武汉、黄石等地，数量分别为9种、8种、8种、8种、7种、6种，占两宋时期湖北方志总量的14.28%、12.70%、12.70%、12.70%、11.11%、9.53%。魏晋以来的修志重地襄阳、荆州、荆门、武汉等，仍是修志最多的地区，保持着明显的优势，而黄冈亦渐而崛起，增长显著，成为湖北修志较多的地区。整体来说，两宋时期湖北各地志书编纂普遍，鄂东地区方志数量增长快速，鄂西始有方志编纂，但襄阳、荆州等传统修志重地仍处于领先地位。
（三）志书编纂者构成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编纂基本上为世家大族所垄断，编纂者多为地方士族，以矜其士族门阀，为其政治、经济等特权服务。如《襄阳耆旧》撰者习凿齿，出身襄阳豪强大族，“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106]。入宋以后，方志纂修者身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宋代湖北方志散佚殆尽，其中确定纂修者姓氏者有31种，详见表1-8。(www.xing528.com)
表1-8 宋代湖北方志纂修者姓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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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8可知，31种方志为郡守和教授、文学等地方官员等所撰，采取地方官主持、地方名士参与的模式进行，官修性质明显增强，即便不是地方官主导而编修的地方志，也为寓居文人所撰，在一定程度上明显摆脱了魏晋南朝时为地方豪族把控的特点，如《荆门军图经》纂修者朱震，字子发，原为福建邵武人，因其父任官湖北，遂寓居荆门，在此期间乃纂该志。具体到地方官、幕僚以及士绅编纂者，参与方志修撰有四种方式。
第一，地方官命令幕僚编纂而成者。如绍熙《武昌志》，三十卷，则是武昌令王信命教授许中应编纂而成，“郡括苍王信成之命教授许中应等撰”。
第二，地方官与幕僚协作而成者。如庆元《齐安志》，二十卷，郡守吕昭问及教授厉居正重修。宝祐《江陵志》，马光祖、周应合撰修。马光祖，宝祐二年任端明殿学士、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周应合，武宁人，淳祐十年进士，授江陵府教授。
第三，地方幕僚所修纂者。如景定《富川志》，赵时埅撰修。赵时埅，字德范，宋太祖弟魏王延美后裔，景定三年由魁舍试免省登第，授兴国军教授。是志颇为时人称许，“人称其精美”。
第四，地方长官独力撰修者。如乾道《江陵志》，杨倓撰修。杨倓，字子靖，代州人，杨存中之子，乾道元年知荆南府事。
总的来看，宋代方志编纂很大程度上听命于官府，而不再为地方士族所垄断，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撰述为主的局面，官方主导修志的模式逐渐成为中国方志史的主要构成部分，开创了志为官重、为官修志的新时代[107]，反映了地方志编纂方面中央集权和社会控制的加强。
宋代是湖北方志重要转型时期，地方志由地记、图经而定型为“方志”，成为志书的主流；纂修者也由以往的私撰而变为官修，官修成为日后修志的主要方式；体例由以往重视地理，转而兼收人物、民俗、人事，且比例越来越重，综合性特征明显增强，为明清两代方志所继承。宋代湖北志书编纂概况见表1-9。
表1-9 宋代湖北志书编纂概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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