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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成果

时间:2023-08-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宋元时期,湖北建制相对较为稳定,为地方志编纂奠定了较好的地方行政制度,有利于湖北方志进一步发展。(二)宋元时期湖北经济的发展进步宋元湖北经济生产的发展历经恢复、发展、破坏与再恢复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湖北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呈现一些新的景象和特色,为宋元方志编纂提供了经济条件和物质支持。宋元时期,湖北地区盛产桑麻。

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成果

(一)宋元时期湖北建制沿革

960年,后周节度使、禁军统帅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匡义灭掉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再一次统一中国,结束数十年战乱频仍、割据分裂的局面。在三百多年的统治时期,宋代在地方施行路州县制,宋初分天下为十五路,后又增至二十六路,至南宋时缩减至十八路。其中涉及湖北疆域者有京西南路、荆湖北路、江西南路、淮南西路和夔州路。而荆湖北路、荆溪南路为湖北主体。荆湖北路有府二,即江陵、德安;州十,其中鄂、复、峡、归四州属湖北。京西南路有府一,即襄阳府;州七,其中随、金、房、均、郢五州归湖北;军一,即光化军。夔州路之施州,江西南路之兴国军,及淮南西路的蕲州、黄州属于湖北。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南宋灭亡。三年后,赵昺蹈海自尽,南宋流亡政权也为元兵所灭,标志着汉族帝统中断、蒙古政权完成了中国全境的统一。元朝在统一战争中,即开始设立中书省和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设有十一行省、一百八十五路、三十三府、三百五十九州、四军,与湖北有关的建制有河南江北行省襄阳路、德安府、安陆府、荆门州、峡州路、中兴路、沔阳府、蕲州路、湖广行省归州、汉阳府、武昌路、兴国路、四川行省夔州路、荆湖北道宣慰司、沿边溪峒招讨司、散毛峒安抚司、师壁峒安抚司等。[91]其中,武昌为湖广等处行中书省首府,江陵为荆湖北路宣慰司首府,而襄阳为河南江北等处中书省襄阳路首府,从而从行政上确定了武昌、江陵、襄阳三地在湖北独特的政治地位。

宋元时期,湖北建制相对较为稳定,为地方志编纂奠定了较好的地方行政制度,有利于湖北方志进一步发展。

(二)宋元时期湖北经济的发展进步

宋元湖北经济生产的发展历经恢复、发展、破坏与再恢复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湖北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呈现一些新的景象和特色,为宋元方志编纂提供了经济条件和物质支持。

除鄂西地区外,湖北大部分地区土质良好,多为宜于耕种的土地,“荆、襄之间,沿汉上下,膏腴之田七百余里”。江汉平原向来为湖北良田所在,“沃土如膏瘠土肥”。而鄂东蕲州、黄州、兴国等丘陵低地,亦有大片可耕之地,加上湖泊河泽纵横,更利于谷稻种植。宋元两代地方官和民众重视土地经营、堤防堰渠兴建和农业新技术采用,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防范洪涝灾难,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的进步和发展。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宜城县令孙永组织民力清理长渠,使“田之受渠水者皆复其旧”,实现“并渠之民足食而甘饮,其余粟散于四方”的效果。英宗治平三年(1065年),知县朱纮主持修复了木渠,不到三个月而使得沿途诸多堰塘相通,形成渠水灌溉体系,灌溉了襄阳地区近六千顷土田。至道元年(995年),梁鼎、陈尧叟兴建水田,鼓励垦殖,一时之间“四方之民辐辏开垦,环数千里并为良”。虽然鄂西施州、房州、归州等山区依旧以刀耕火种的原始粗放型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但江汉平原、鄂东丘陵则具备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人力充足等有利条件,施行精细耕种,成为湖北重要粮食产区,也在全国农产地区中具有重要地位。

宋元时期,湖北地区盛产桑麻。蕲州“桑麻阴阴”,襄阳“雨后桑麻长”,江陵“桑麻成沃野”。由于湖北纺织产品产量高、质量良好,销路灵通,每年向朝廷缴纳不少赋税外,各地还须有不同数量的绢、绫、葛、布等织品上供朝廷。另外,湖北采矿冶炼业、造船业、漆器瓷器、造纸等亦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造纸,鄂州蒲圻纸和峡州夷陵纸由于质量上乘,具有薄厚均匀、紧度良好、吸墨性好等优点,多用于传写书籍和各类账表,在宋代即有盛名。[92](www.xing528.com)

宋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贸易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加上湖北便利的水陆交通,湖北商业贸易也有长足的发展。鄂州、江陵、襄阳、蕲州等商业城市是商人和货物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空前频繁。而散布在乡间的镇市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镇市大多设在水陆交通要道和民众集中居住的地方,规模性地开展商品交换和贸易往来,形成规模虽小而分散较广的商品聚散地,在乡间居民生活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宋元时期湖北文教发展概貌

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湖北文化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州府县学不断扩建,私人办学也蔚然成风,造就了不少人才,为湖北人文荟萃打下了切实的基础。[93]

隋文帝晚年废学,湖北境内的府学和县学都被废止。经唐代的经营,府、县、乡里学校又得以恢复,至宋代则呈现繁荣景象。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江陵府学的生员达七百多人,成为湖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府学,人文呈现升腾气象[94]庆历年间,嘉鱼人李宗仪和李宗儒修建义学,免费供乡人子弟学习。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1年),孟拱见“襄、蜀荡析,士无所归,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郢渚”,乃在公安、南阳设学院,招收襄阳等地读书人。而影响最大的要属南湖书院。初建时,即有屋舍五十间,宝祐年间又加以扩展,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购置藏贮一批书籍,种类在50以上。[95]

元统一天下后,渐而偃武修文,恢复一批在宋末毁圮的州县学校,还新建了一些学校。如当阳县学,即至元十四年为知县王元宾和张彦文所建,后继知县赵珪修复。黄梅县学则在至元十六年所建,至正六年知县乔思加以扩充,修建校舍、两庑仪门讲堂等。元代建立的这些学校对湖北古代地方学校教育布局起到补苴罅漏的作用。

两宋时期,湖北人才迭出,入朝辅政者有光化张士逊,安陆宋庠、宋祁兄弟,江夏冯京,江陵唐介等。由于种种原因,外来的名儒也较多,如寇准苏轼欧阳修陆九渊等,在湖北期间兴建学校,培育后进,为湖北文教发展起到突出作用。元代的湖北文教虽不及宋代发达,然而也有所发展,特别是赵复、程钜夫及其门人潜心学术,传授生徒,推动了湖北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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