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坚灭北周后，结束了自西晋以来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统一。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建立，必然要全面、完整和准确地掌握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习俗等情况，进一步加强对全国各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而要求地方定期编纂和呈报图经版籍至中央，无疑是有效的举措之一。故而，隋唐两代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地方志编纂，且形成了官修志书、定期修志以及专职人员负责志书编纂等制度；大统一的中央王朝对魏晋以来混乱的地方行政制度加以规整，形成成熟、完善的地方行政区划；地方豪族势力遭到严重打击，从而削弱了魏晋地记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为代表中央政权意识形态的新型地方志厘清了道路。这一时期，地记、郡书等方志大为减少，图经颇为流行，中国方志史进入“图经时代”。
（一）隋唐五代时期湖北方志种类
1.地记
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极盛，至隋唐时期地记数量大为萎缩和减少。就湖北一地而言，可确定为隋唐时期所撰修者仅有三种，分别为《襄沔记》《楚地记》《荆渚记》。
《襄沔记》，又称《襄沔杂记》，三卷，吴从政撰。吴从政，唐中宗时人，自号栖闲子，其他事迹不详。吴从政，在增删《荆楚岁时记》《荆州岁时记》《南雍州记》等魏晋南朝地记的基础上写成此记，于今襄阳、武汉等汉水流域地史事记载尤为详细。是书业已散佚，然《方舆纪胜》《太平御览》等摘引该书多处内容，从中可见其片羽吉光，主要记载境内古迹、名胜、山水等，如载瀴水发源、境内流向等，“源出随州枣阳县石鼓山，经襄阳县界一百五十里，西流入汉，不通船运”；又载繁钦、王璨等旧宅遗迹，“繁钦宅、王璨宅并在襄阳，井台犹存”。
《楚地记》，撰者、卷数皆不详。是书成书不晚于唐，至南宋则已不全。后世著作中亦有参考者，《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罗璧《罗氏识遗》各引一条，明人董斯章《广博物志》引二条。[71]是志载有三国襄阳史事：“蜀关羽攻没于禁等七军，兵势甚盛。独襄阳徐晃屯守不下。曹公谓晃曰：‘全襄阳者，徐公之功也。’后吴大帝率兵向西，时曹仁镇之。司马宣王言于魏文曰：‘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地，不可失也。’”[72]亦载有地理建制：“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73]以及载建制沿革：“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今岳州巴陵县。即楚之巴陵，汉之下隽也。”[74]
《荆渚记》，撰者、卷数不详。是书载有鹦鹉洲、败船湾、南浦等江夏境内地理胜地，亦载有夏口、江夏郡建制沿革等内容。
2.郡书
郡书与地记一样在魏晋南北朝是当时主流志种之一，具有重要地位。至隋朝，中央朝廷为适应大统一的需要，强化皇家威权，加强各类著述的形式和内容管理，明令禁止私自撰写史志等，“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75]。而作为臧否人物而兴的郡书则首当其冲，数量大为减少，渐趋衰落。就湖北一地而言，仅有陆龟蒙撰《续襄阳耆旧传》。陆龟蒙，字鲁望，苏州长洲人，曾任潮州、苏州刺史幕僚，后隐居松江甫里，以诗文知名，著有《甫里集》《吴兴实录》《笠泽丛书》等，事迹详见《新唐书》。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征引该书所载汉水风景，载“汉水碧于天，南京豁然秀。庐罗遵古俗，鄢郢迷昔圃”[76]。明人何良俊《语林》引用该书：“《续襄阳耆旧传》曰：‘柳浑，字夷旷，襄阳人。天宝初，补单父尉，累拜监察御史。求外职，宰相惜其才，留为左补阙。’”[77]可见，《续襄阳耆旧传》的体例与《襄阳耆旧传》大抵相似，不是纯粹的人物类专门志书。
3.图经
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长达三百多年混乱局面，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王朝，为地方世族代言的地记、地志和郡书渐已衰落，代之兴起的是图经。地方官员能够利用图经尽快了解和掌握当地的赋役、民俗、地理山川等状况，便于在短期内成功管理一方陌生的土地。加上图经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凡文人吟咏、地方纪事、传记撰写、出门旅游等都不同程度依靠图经。[78]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明确下诏禁止各地修纂私家国史、地志等，从而将修志权力收归国家。[79]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则诏令各地进献图经，“隋大业中，普昭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80]。这是我国历史上由中央政府组织的大规模修志活动的开始，开创了官修志书之先河，对图经编纂产生积极促进作用，“盖自隋文帝受周禅，至开皇三年罢天下郡，其县乃隶州而已。九年平陈以后，四海一家，大业三年罢州为郡，四年大簿。凡郡国一百八十三，而图经于是乎作”[81]。唐王朝国力雄厚，经济发达，更为重视图经编纂，制度亦更为健全，要求地方图经每三年一造，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改为五年一造，送呈兵部，“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诸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82]。并安排尚书省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专司负责，“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83]。(www.xing528.com)
图经是随着隋唐大一统局面出现后，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由官方确认的一种地方文献形式。究其兴盛的原因，有的学者分析指出，中央集权加强和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削弱，东晋以来侨置州郡的混乱得以改变，修史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变化是其主要原因。[84]图经最早当属东汉时期的《巴郡图经》等。汉桓帝时，蜀中刺史但望即利用《巴郡图经》考察境内地理形势、户口物产以及民风土俗等，“桓帝时，刺史但望采文学掾赵芬等议，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太守行桑农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二郡，一治临江，一治安汉”[85]，隋朝大业三年罢州为郡之后，图经开始作为官方要求编修之地方文献而开始兴盛起来。虽然隋唐图经几乎尽数散佚，然而经王谟、陈运溶、张国淦、华林甫等学者的辑佚得以窥见其片鳞只爪，隋唐五代图经数量至少有60多种（参见表1-2）。
表1-2 汉晋南北隋唐五代时期图经时代分布表[86] （种）
这一时期，南方经济恢复并发展，在全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地位，长江流域文化渐而发达，江南、淮南、剑南、山南四道图经数量明显占优势，达58种，约占总数的65.9%。[87]由于隋唐时期，湖北政区多有变革，而图经同名异书、异名同书、成书年代往往难以确定，笔者参考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及华林甫《清儒地理考据研究》诸书，认为隋唐时期湖北所编纂的图经主要有《汉阳郡图经》《鄂州图经》《鄂州旧图经》《谷城县图经》《江夏图经》《复州图经》《夷陵图经》等7种。[88]（参见表1-3）从数量来看，湖北图经数量从魏晋南北朝的一种，上升到7种，明显增多；魏晋时期，湖北图经占各类志种的3.23%，隋唐五代图经占比则上升至63.64%，比重明显上升，成为主要志种。参见表1-4。
表1-3 隋唐五代时期湖北方志编纂概况表
续表
表1-4 魏晋隋唐五代时期湖北主要志种概况表
从空间上看，以襄阳为中心的地区仍是隋唐时期方志编纂最为集中的地带，这与襄阳自秦汉以来即“代为重镇”，至隋唐为“汉江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为三辅之豪，今则一郡之会”[89]的重要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荆州之重要性也为有识之士所推崇，“南荆乃九州之会”，“荆南巨镇，江汉上游，有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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