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第三个温暖期，平均温度比现今要高1℃～2℃，“第六世纪末到第十一世纪初，是隋唐（589—907年）统一年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65]。温暖的气候，空气更加湿润，雨量也较为充沛，农业植物能够获得更长的成长期，有利于农作物轮作复种。且这一时期，水旱等自然灾害也相对稀少。[66]
这一时期，人口迁徙频繁，特别是安史之乱引起的大规模人口南移，延续至中晚唐、五代，改变了北方黄河中下游自秦汉以来的人口中心局面，重新塑造了人口分布格局。[67]其中南奔至湖北的移民数量极为可观，湖北各地人口猛增。安史之乱后，鄂州人口增长三倍，“此邦晏如，襁负云集。居二载，户口三倍”；荆州人口“十倍”于初。至大业年间，湖北在籍人口达到240多万。人口的移入和增长，不仅增加了湖北的劳动人手，而且带来了先进生产经验与技术，推动了经济发展。气候的温润、人口的增殖，推动了农业、工商业经济的进步。隋唐时期，湖北人民利用江河湖泊自然灌溉农田之外，还人工开凿渠堰，特别是在襄州、荆州一带修有汉江堤、长乐堰等，并且积极推广复合农业以及曲辕犁等先进农产工具，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农产品单产量明显提升。由于国家统一，社会趋于稳定，商业贸易也呈现多层次、多品种、商品化的繁荣局面。
（二）地方行政制度的整顿与改革
由于大量北方流民的移入，东晋南朝政权采取在原州郡县系统以外另设侨州郡县的措施，以招抚侨流，而侨州、侨郡、侨县的设立和插入，使得地方行政混乱相杂。隋初，杨尚希上书指出“天下州郡过多”的弊端，“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部满千，二郡分领”，以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且侨州郡县中的大门豪族凭恃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政策和地位，往往挟藏户口，多有私附，兼并大量土地，少向或者不向国家缴纳租税徭役，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www.xing528.com)
湖北是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县较早的地区之一，其中襄沔、江陵、夏口等地也是侨州郡县较为集中和重要的地区之一。东晋南朝在襄阳先后设一侨州、九侨郡、二十六侨县，江陵辖二侨郡、十四侨县，南郡辖二侨郡、八侨县，夏口辖二侨郡。[68]隋开皇三年（583年），改地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二级，将州府和军府合一。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行郡县两级制。湖北域内辖有襄阳、房陵、竟陵、沔阳、安陆、永安、汉东、江夏、清江、夷陵、蕲春、舂陵、陈、义阳等十五郡、八十一县，郡县数量大为精简，每郡辖有五六县，地方管理体制更加健全。至唐太宗年间，又进一步精简机构，大规模合并州县，省并后有十五州。
（三）地方豪族的衰微与中央集权的加强
汉末以来，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特权，渐而成为门阀势力。就湖北而言，以荆州、襄阳为中心的柳氏、习氏等文化和武力豪强士族集团尤为强势，垄断地方选举，把控地方政权。然而经过规模庞大的农民起义和波诡云谲的政治与军事争战后，世家大族遭到严重冲击，势力明显衰微。在平定侯景之乱中，柳氏族中人才战死者达到六人，不得不降于侯景，后又败于西魏杨忠，柳仲礼及弟柳子礼、子柳彧皆没于此战，自从家门不振；韦粲败死青塘一役，宗族死者数百人，遭到毁灭性打击。襄阳蔡氏，宗族甚为强盛，但在西晋末年王如起义中，“一宗都尽”[69]。
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采取种种举措进一步削弱世家大族势力。开皇三年，隋文帝规定地方两级官员由中央所命，每年应考核政绩，以为升黜的参考，且地方属官也需要三四年一调任，“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70]，改变以往地方政权为士族所把控的局面，士族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被遏制。唐代继承隋朝相关制度，对地方实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贞观元年，唐太宗根据山川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即十道，后又派出观风俗大使、巡察使等，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监督各地官员。唐代后世君王都承袭了该项制度，定期派遣使职监察州县，地方官尾大不掉的状况有所限制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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