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以及五代十国，尤其是南朝的动乱，造成了包括地记、郡书、图经在内的大量书籍的损失，“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亡”[58]。
梁武帝雅好经史，重视搜罗书籍，达二万多卷，“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藏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59]，但统治末期，北魏降将侯景叛乱，反攻建康，焚烧图籍百厨，“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60]。
梁元帝喜欢读书，亦喜聚书，在《聚书篇》中详细叙述了个人聚书经历和藏书概况，“又得南平嗣王书，又得张雍州书，又得桂阳藩王书，又得留之远书。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61]。后平侯景之乱，又得书七万余卷，“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62]。此时，梁元帝的藏书量达十余万卷之多，实为可观。在西魏重兵围困江陵时，绝望下梁元帝焚烧所藏书籍竟达十四万卷之多，“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63]。隋末唐初、安史之乱以及靖康之乱等又进一步加速了汉魏六朝时期地记的减少，至宋元时期几乎损失殆尽，仅存《襄阳耆旧记》残本。[64]
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北方志大量散佚，但并不意味着志书内容全部消亡，难以窥探其中吉光片羽。郦道元《水经注》、颜师古《前汉书注》、李昉《太平御览》、乐史《太平寰宇记》等史注、类书、地理著作等对上述志书皆有所引用。元末明初以来，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北方志较为关注。元人陶宗仪《说郛》、明人编纂《五朝小说大观》辑有一部分湖北方志。至清代中叶，陈运溶、王漠、严可均、王仁俊、曹元忠等人的辑佚工作大规模开展，取得显著成效，其中《麓山精舍丛书》是最全面、最丰富的湖北散佚方志辑本合集，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汉魏六朝湖北方志发展概貌，见表1-1。
表1-1 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北方志编纂概况表
①宋人高似孙《史略》载该书为“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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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作皮零，另外其他书作史岑、史苓等，异写颇多，或以行似而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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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经籍志》作“六卷”，《新唐书》《旧唐书》作“十卷”。
②《隋书·经籍志》作“六卷”，《新唐书·艺文志》言“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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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张康逊、张国淦《湖北书征存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宣统《湖北通志》，孙继民《六朝时期两湖方志的流传和辑佚》，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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