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状况

汉魏六朝时期，地方志名目有地记、图经、人物传、岁时记、风俗志、地理志等，虽然体例尚未定型和成熟，但方志体例已见雏形。这一阶段的湖北方志散佚严重，但通过后世文献征引的吉光片羽和学者的辑佚考证，数量较多，种类也不少，主要有地记、郡书等类。

（一）地记

地记，亦称地志，为早期地方志书种类之一，是专门记载一方山川、古迹、人物和风俗的地方性著作，是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汇合而形成的。^[37]虽然傅振伦认为地记不等同于方志，“方志之书，自有其特质，虽兼记史地，而与史书、地记皆不相同”，指出：“故方志之于地记也，其记事范围，论方域则地记为大广，论时代则方志为久。盖地记除沿革、地理而外，多主断代，与方志通述之体有别，研究方志不可不知也。”^[38]但地记似地理书而非地理书，写人物而非单一的传记，“一书而两类互见”，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地理书和人物传记，实则具备了方志的诸多特征，所以王庸先生认为地记是早期的地方志，对后世方志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魏晋以来，不仅有异物志、山水记之兴起，各地方记之作尤盛，且亦以长江流域及其南方各州郡为多，其内容则大抵为风土记与风俗传行政，或重史传，或重地理物产，颇不一致”^[39]。

这一时期，湖北地记著作数量较为丰富，其中亦多名篇，如庾仲雍《荆州记》、盛弘之《荆州记》等，颇为后世所称许，被赞为汉晋时期少有的名篇佳构。地记著作有山川记、风土记、物产记等名目，内容丰富。载物产，如《荆州土地记》“宜都出大枇杷”^[40]；《荆州记》“黄石山出银砾，人常采之”^[41]。载山川名胜，如《武昌记》“九宫山，西北陆路去州五百八十里，其山晋安王兄弟九人造九宫殿于此山，遂以为名”^[42]；《南雍州记》“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山高陇峻，若博山香炉，苕亭峻极，干霄出雾。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若有于此山学者，心有隆替，辄为百兽所逐”^[43]。载水利，如《武昌记》“北济湖，本是新兴冶塘湖。元嘉初，发水冶，水冶者以水排冶。令颜茂以塘数破坏，难为功力。茂因废水冶，以人鼓排，谓之步冶。湖日因破坏，不复修治，冬月则涸”^[44]。载风俗，如《宜都山川记》记时人利用温泉治病，“佷山县（今长阳县）东有温泉，注大溪，夏才暖，冬则大热，上常有雾云气。百病久疾，入水多愈，此泉先出盐也”^[45]。载古迹者，如伍端休《江陵记》“楚文王始自丹阳徙都城于郢，今州北南城是也”^[46]。从内容上来看，湖北地记载有地理、风俗、物产、风俗、古迹等，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并为后世定型方志所承袭。

（二）郡书

郡书，即郡国之书。专记一郡先贤、耆旧、士德、节士，用以叙功劝善。郡书始于汉光武帝为表彰故里，乃命地方官作《南阳风俗传》，“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传，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先贤之传。郡国之书，由是而作”^[47]。郡书多记郡国乡邦先贤节行，“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48]。郡书实为一方人物志，对后世方志人物一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湖北最早的郡书应属王璨《荆州文学记官志》^[49]。《荆州文学记官志》所载乃是荆州教育机构的官员及其弟子，“按《文学官志》备载文学祭酒从事及学官子弟姓名、籍贯、爵里，王璨称三百余人者是也”^[50]。西晋时期，有高范《荆州先贤传》和张方《楚国先贤传》。《荆州先贤传》，又名《荆州先德传》，载有周瑜、庞士元、罗愿、吕义、马良等三国人物事迹。《楚国先贤传》，又称《楚国先贤赞》。是书所载人物上迄春秋战国时期百里奚、熊宜僚和宋玉，下至西晋韩邦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皆有著录，《宋史》未曾提及，可能在元初即已散佚。东晋时期，习凿齿撰《襄阳耆旧记》，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牧守，其中人物所记者多是襄阳习氏、庞氏、蔡氏、杨氏、马氏、向氏和罗氏等大族先贤史事。不过，与其他郡书不同的是《襄阳耆旧记》加入历史地理等内容，结合了人物与地理写法，体例更加丰富和系统，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文献。南朝宋人郭缘生撰有《武昌先贤志》二卷，《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皆有所著录，可见其在隋唐五代时尚存。(www.xing528.com)

概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湖北相关的郡志有四种，是修纂郡书最多的时期，至隋唐以后趋于衰落，这一发展进程与全国郡书发展概况基本同步；从地域来看，郡志主要集中在襄阳、荆州、武昌等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北的学术中心乃至政治、经济中心均处于汉江流域，尤其是襄阳地区。

（三）图经

图经，又称图志、图记等，是地图加以文字说明的志种，“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训”。图经最早起源于汉代，“图经之名，起于汉代，诸郡要皆有图经，特无由考耳”^[51]。图经的出现和流行，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反映方志“图”到“志”的转变过程。方志学家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指出：“方志为一方之史，世人已无异议。而图经亦详建置沿革人物古迹，以明一方之变迁进化，备史之一体，且为宋以后郡县志书之所本。故述方志，不能置图经而不数。”^[52]隋朝之前，图经甚少，黄苇认为：“自图经之书，东汉以后未有发展，后世迄未发现自三国、经两晋、至南北朝期间的图经。”^[53]而刘纬毅则指出魏晋南北朝图经达到数十种之多。实则通过严密考证和分析，能确定为隋朝之前所编图经不足十种，其中湖北地区有《荆州图经》。

《荆州图经》，撰者、卷数皆不详。该志载：“襄阳县南八里，岘山东南一里，江中有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强盛，共保蔡洲，为王如所没，一宗都尽。又曰：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江中有沧浪洲，长四里、广十三里，《禹贡》称汉水东流为沧浪水，疑此洲是也。”可见，该书成书年间应晚于三国，而据华林甫考证其撰写年代应在南朝宋元嘉二十六年之前。^[54]是书早佚，《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路史》等著录征引佚文六条。《荆州图经》所载疆域范围包括江夏一郡和襄阳、武当、夷道、秭归、永阳五县，治所分别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襄樊市襄阳、丹江口市西北、宜都市、秭归县、安陆市等，地域涉及今湖北之大半。

从残存的吉光片羽来看，是志所载内容多为荆州一地之地理、山川、城池、古迹等内容，如载城池者，“《荆州图经》曰：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几为高墉，枕流，上则回眺山川，下则激浪崎岖，是曰黄鹄几，实乃舟人之所艰也”^[55]。又如载古迹者，“《荆州图经》曰：宜都夷道县西山顶上有古墓，名曰女王冢，不详其人。林则女贞，战则白猨”^[56]。又有载山川者，“《荆州图经》云：空舲峡山，在秭归县东，绝崖壁立数丈，飞鸟不能栖。有一火烬插石崖间，望见可长数尺。相传云：尧洪水时，行者泊舟崖侧，爨于此，余烬插之，至今犹曰插竈”^[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