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时期，湖北各地建制及其沿革复杂多变，政区设置归属也颇多变异。总的来说，三国时期曹魏在湖北设有南阳、南乡、江夏、襄阳、魏兴、上庸、新城七郡；孙吴在湖北占据大片疆土，前后设有荆州南郡、宜都郡、建平郡、江夏郡、蕲春郡等；刘蜀曾一度控制湖北，后又退缩至鄂西北地区，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败亡，蜀国遂撤荆州，乃至最终在湖北并无疆土。西晋时期，南北暂时实现统一，湖北也结束魏吴蜀分疆而治的局面，而得以统一。西晋初年，在湖北设有义阳郡、南乡郡、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襄阳郡、建平郡、宜都郡、南郡、南平郡、江夏郡、武昌郡、长沙郡、弋阳郡、庐江郡等。元康元年，割荆州之武昌等三郡，并扬州七郡，因皆为滨江地区而命名为江州，试图解决荆州、扬州二州疆土广袤，难以统理的问题。怀帝时期，又以荆州、长沙等刘郡，广州之三郡，别设湘州。[2]永嘉之乱以后，王室东迁，在建康设立割据政权，偏安江东，主要保有荆州、扬州、湘州、江州、梁州、益州、交州、广州，以及徐州大半和豫州谯城等地。这一时期的湖北建制主要是南郡、南平郡、武宁郡、江夏郡、竟陵郡、顺阳郡、义阳郡、随郡、新野郡、建平郡、长沙郡、宜都郡、武昌郡等实州郡县。另外由于大批北人南下，又在湖北设有新兴郡、长宁郡、南河东郡、汶阳郡、汝南郡、绥安郡、扶风郡、广平郡等一批侨州郡县。东晋灭亡以来，宋、齐、梁、陈等南朝政权在湖北的建制亦多变化，如孝武帝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等五郡，合以湘、江、豫三州之三郡设立郢州；宋明帝时期，分义阳等四郡新设司州等。
湖北地处天下之冲，长江横贯东西，东接吴越，西通巴蜀，北及商、洛，南下湘粤，水陆交通便利，在割据时期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北战乱频仍，其中规模较大的战役有赤壁之战、襄樊之战、夷陵之战等，始终处于分裂割据，朝代更迭频繁，湖北地区长期处在不同政权的分隔之中。[3]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以后，湖北一分为三，分属曹操、刘备、孙权控制，荆州在三国鼎立局面、巩固及其破坏起到重要作用。[4]三国之谋臣将士多次向各自主公阐述荆州之重要性。荀彧早在建安九年（204年）为曹操策划“先定河北，后修复旧京，后南临荆州”以实现“天下大定”的计谋。鲁肃也进言孙权：“夫荆楚与国临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5]而诸葛亮在隆中亦向刘备分析荆州的重要性：“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6]围绕荆州，魏蜀吴三国进行了多次战争，而夏口、江陵、襄阳始终为三方必争之地，这一地区屯驻了规模庞大的军队以及安置了相应民众。武昌（今鄂州）曾两度为孙吴都。
入晋以后，尤其是东晋以后，湖北是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前线地带，承担北方防御重责。同时，湖北是六朝都城建康的门户屏障，顺江而下能够有效支援建康，维持和巩固朝局。盛弘之这样描述湖北战略地位，“自晋室南迁，王居建业，则以荆扬为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为重镇，上游之所总，拟周之分陕，故有西陕之号焉”[7]，“江左大镇，莫过荆扬”。故而，多位当权重臣或皇子曾出镇湖北，通过策应、制约，保持内外实力均衡。[8]高门大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琅琊王氏，名将殷仲堪、沈攸之等曾镇守荆州，特别是颍川庾氏和谯国桓氏几乎世袭镇守荆州地区。
南朝以后，为抑制豪强势力，后世统治者往往任命出身较为低微的“寒人”充任湖北地方官员。宋武帝刘裕鉴于“上流形胜，地广兵强”，“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以皇家子弟驻守。彭城王义康、宋文帝等皆曾镇守荆州等。齐、梁亦以继承惯例，予以遵行。
在这种独特历史背景下，湖北充任战略屏障，维持偏安江左的建康政权，在六朝政局中具有特殊政军事地位和关键作用。为了充分熟悉和掌握湖北这一关键区域地理沿革、山川关隘、人物士族、物产资源、民情习俗等的需要，催生了地志的萌芽和发展。
（二）外来人口的迁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汉末年，中原丧乱，群雄割据，纷乱不已，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俄而汉室大乱，祸起萧墙，贼臣专政，豪雄虎争。县邑闾里，奸宄烟发，州县残破，天下土崩，四海大坏”[9]。较之中原地区的战乱局面，长江中游的湖北政局相对安定，“三十有九载兵车无用”“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在汉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众多北方流民迁徙到荆襄地区，荆襄官员也极为重视安抚流民，招纳人才，扩充势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交织，战乱不已，动荡不安，民众生活极为不安定。由于董卓之乱，关中豫、兖州等地流民逃亡到荆襄者达十万之众，“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10]。西晋诸王混战，北方又有十余万户流民逃至湖北。而李雄父子割据四川，引起动乱，巴蜀之民沿长江抵达湖北者也不下十万。十六国时期，五胡乱华，陕西等地流民迁徙湖北，“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11]。
据牟发松考证，东汉时期湖北省增加42308户、124391口，魏晋南北朝时期亦有维持着相当数量可观的规模。[12]流民的大量迁入，直接补充湖北战乱人口的损耗，甚至出现“旧民甚少，新户稍多”。户口的殷实，社会局面的相对安定，地域经济开发亦得到发展，农副业皆有长足的发展，“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都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13]。手工业也是“百工集趋，机巧万端”[14]。荆州为商贾所聚，商业贸易往来频繁，以江陵、夏口、襄阳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初步形成。夏口城下的黄军浦乃“商舟之所会”，“商旅从来皆于浦停泊”，夏口东九十里处“有石矶，波涛迅急，商旅惊骇”。[15]
（三）地方豪强势力膨胀与郡望门第的彰显
在社会等级和阶层分化甚为复杂的时期，门阀士族阶层自东汉以来逐渐形成和发展，至魏晋时期渐而固化，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即门阀政治，在政治上占据权力的核心，操控地方选人、国家用人的九品中正制，在地方属于豪强势力，并且各割据政权往往依赖这些地方豪强才能得以巩固，有效推行和强制执行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www.xing528.com)
东汉末年以来，地方豪强势力膨胀，既是国家政权统治的基础，亦与国家政权存在或多或少的各种矛盾。湖北地方豪族势力庞大，甚至敢与官府对抗，诸多地方事务皆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方能施行。如汉献帝时，刘表到荆州任刺史，由于湖北宗族抵制而无法到江陵上任，后得到南郡大族蒯越、襄阳大族蔡瑁等支持，而得以站稳脚跟。[16]蔡氏家族是东汉时期湖北实力雄厚的大族，家道殷实，“宗室甚强，共保于洲上”。蔡瑁，“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17]。习氏“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在襄阳湖、白马坡一带经营鱼池，且有封邑在沔水又东南迳邑城北。出自该族的习凿齿，长于文史，熟稔荆州典故，曾与青州伏滔反复辩论荆州人才之盛，“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18]。张光，江夏人，为郡官，后任江夏西部都尉、凉州刺史等，家世有部曲，亦为地方土豪。
晋宋之际下至南朝，自南阳迁居江陵的几大家族也表现活跃，在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占有相当的优势，俨然地方事务的主宰者。[19]南阳著姓刘氏、宗氏，新野庾氏、淯阳乐氏相继南迁，成为当地大族。特别是南阳刘氏，代有官宦，“刘乔有赞世志力，惠帝末为豫州刺史。乔胄胤丕显，贵盛至今”[20]。刘眈历任度支尚书，加散骑常侍，女嫁桓玄，子刘柳任尚书左右仆射、徐兖江三州刺史。南朝以后，刘氏子弟依旧保持显赫政治优势，“家甚豪富”。刘湛，博涉史传，熟谙前世旧典，初任刘裕太尉府行参军，后任荆州功曹、秘书丞、荆州长史等，并充任荆州大中正，负责一州人士品评，实际掌控荆州选官任官大权。
汉魏六朝时期，高门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荆楚岁时记》撰者宗懔，先祖亦从南阳迁居江陵，“懔八世祖承，晋宜都郡守，属永嘉东迁徙，子孙因居江陵焉”[21]，属于荆州地区数一数二的大族。新野庾氏，早期渡江家境拮据，至刘宋则已经“家甚豪富”，庾彦达官至益州刺史、子庾业历任豫章太守、太常卿，后世亦不凡显位者，成为“西楚望族”。《江陵记》作者庾诜即出自该族，庾诜撰有《帝历》二十卷、《易林》二十卷、《晋朝杂事》五卷、《总抄》八十卷，“新野庾诜，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静侯南度，固有名德，独贞苦节，孤芳素履，奄随运往，恻怆于怀，宜谥贞节处士，以显高烈”[22]。又范汪，撰《荆州记》，原属范阳大姓，后渡江投先已迁居江陵的新野庾氏，“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23]。
（四）人才麇集和社会文化活动的活跃
东汉末年以来，政治和社会动荡，学人和学术资源由原来的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向其他地区流动，区域性的学术文化中心应时而起。[24]
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采取得当举措，保境安民，聚集了王璨、宋忠等文学之士近千人，士民多归之，“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25]。荆州蔚然成为当时的学术高地，“当世知名，辐辏而至，四方襁负，自远而至”[26]。刘表在荆州设立学校，讲授儒术，学者云集“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形成“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游泉涌，亹亹如也”的兴盛局面。而授业经史数量也很多，“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余人”[27]。刘表统治时期的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士人发挥他们的专长，开展学术文化事业。[28]
陶侃坐镇荆州，为官勤政务实，呈现“武昌号为多士”的局面。殷浩、庾翼皆在其幕府任职。荆州本地名士有黄承彦和孟氏兄弟。黄承彦“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29]。东晋时期，孟嘉、孟陋兄弟皆有长名。孟嘉，娶陶侃女为妻，为庾良从事，历任安西府功曹、征西府参军。孟陋，博学多通，名著海内。庾亮出镇荆州时，亦是名士麇集。桓温出镇荆州时，人才堪称空前，“温在镇三十年，参佐习凿齿、袁宏、谢安、王坦之、孙盛、孟嘉、王珣、罗友、郗超、伏滔、谢奕、顾恺之、王子猷、谢玄、罗含、范汪、郝隆、车胤、韩康等，皆海内奇士，伏其如人”[30]。其中罗含，为湖南桂阳人，先任庾亮荆州从事，后为桓温所称许，聘为参军，撰《荆州记》。
梁元帝萧绎，梁武帝第七子，普通七年（526年）出任荆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年）再次出任荆州刺史，后即位江陵，直至承圣三年（554年）为西魏所杀，前后在荆州二十余年。萧绎自诩“韬于文士”，性好读书，“多不自执卷，置读书左右，番次上直，昼夜为常，略为休已，虽睡，卷犹不释”[31]，一生文化活动亦多在荆州，幕僚亦多楚人，将荆襄地区的文化发展推向新的高点。[32]
萧纲，梁武帝第三子，历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普通四年以后，任雍州刺史，驻襄阳，直至中大通二年徙为扬州刺史，在湖北境内凡十余年。萧纲自幼聪悟，有文才。武帝萧衍特意为其挑选文才之士充任府僚。在其幕府及后来的政权中，萧纲也招揽众多文学士人，如徐擒父子、张率、刘孝仪兄弟、孔休源、鲍至、韦粲、庾肩吾等数十人，形成雍州文人集团和西府文人集团。徐擒，字士秀，东海人，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起官太学博士，后一直追随萧纲转任各地。徐陵，字孝穆，博涉经史，纵横有口辩，至陈朝为一代文宗。张率，字士简，吴郡人，少好属文，年十二即能属文，至年二十六为文千余首，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为东南才子。前后在萧纲军府任职十年。刘孝仪，举秀才，文辞宏丽，任萧纲安北功曹参军。庾肩吾，新野人，八岁能诗，历任萧纲军府常侍、中郎、参军、文德省学士。萧纲每徙镇，常随府转。萧绎定期不定期举办包括书籍整理、著书立说、宣讲经义活动，如以贺革为首宣讲《三礼》活动，听者甚多，“王初于府置学，以革领儒林祭酒，讲《三礼》，荆楚衣冠听者甚众”。萧纲曾描述与幕僚在一起饮酒赋诗、谈论文史的情景，“吾昔在汉南，连翩书记，及忝朱方，从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风月夜，鹢舟乍动，朱鹭徐鸣，未尝一日而不追随，一时而不会遇，酒阑耳热，言志赋诗，校覆忠贤，榷扬文史，益者三友，此实其人”。萧纲在襄沔流域的文化活动，培育和锻炼了一批人才，将荆襄地区文化发展推向新的高峰。[33]“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未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仪经籍焉。”魏晋以来，荆襄地区生齿日繁，人才济济，欧阳修曾有诗言道：“荆州汉魏以来重，古今相望多名臣。”[34]
这一时期，大量北方名士长期在荆襄活动和定居，直接推动了湖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清代中期名臣陶澍曾说：“汉魏以来，襄、郑一代衣冠极盛。”[35]“春秋战国时代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荆州附近的郢……从汉代开始，襄阳渐有取代荆州成为湖北重心之势。”一时人才荟萃，荆襄成为当时的文化重地，出现了湖北第二次人才的高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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