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以后，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废封建，行郡县，初期将“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的广袤版图划分为三十六郡（后又增南海、桂林、象、九原四郡），郡辖有若干县，形成较为严密和系统的政区制度，为地方志的编纂奠定了建制基础。且秦统治者强化对各地的控制，掌握地情，曾编纂《秦地图》。由于秦朝因暴政短祚而亡，方志成就并不突出，但为后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公元前206年，刘邦进入咸阳，萧何即接收秦朝图志，“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1]。可见，秦朝方志犹存，并为汉代所继承，亦可知刘邦集团重视利用图志的价值，将其作为掌握国情和强化统治的重要资料与手段。西汉王朝结束了数年的动荡不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巩固，郡县制度日趋完善。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较为安定，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呈现繁荣局面，为文化发展以及方志的萌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高统治者为了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了解全国各地的土地、户口、赋役、物产、民情以及山川关隘的需要，较为重视地方志编纂。汉武帝时期，朝廷命令各地官府将地志报送太史，“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www.xing528.com)
至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经济得到增长，原已被抑制的豪强地主势力又开始复苏和壮大。地方经济的复苏，地方人物的崛起，为方志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魏南北朝时期，地方志名目有地记、图经、人物传、风俗志、地理志等，虽然体例尚未定型和成熟，但方志体例已见雏形。这一阶段的湖北方志数量较多，种类亦较为丰富，在全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散佚十分严重。通过后世文献征引的吉光片羽和学者的辑佚考证，湖北方志主要有地记、地志、图经等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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