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北方志编纂研究：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1.清代

清史起讫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部分学者主张将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后金）作为清代起点。结合研究课题的具体情况及学术界一般性观点，本书所讨论的清代，是指从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多尔衮奉迎顺治帝进入北京，祭告天地祖宗，宣布为中国君主，取代明朝统治中国，至公元1911年清帝溥仪宣告退位、清朝覆灭这段时期。由于研究主题的需要，有时也会适当涉及明代末期和民国初期。清代在继承和发展前代的基础上，其修志数量、修志理论、编纂体例以及修志频率等均远超前朝，达到历史鼎盛时期。较之前代，清代方志散佚较轻，现存数量最多，资料丰富，通过梳理、研究能够更为全面地接近真实的历史原貌。且清代上承宋元明，下接民国，承前启后，处于历史承袭与嬗变的关键阶段和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故而，本书选择清代为研究的时间段。

2.湖北

本书所讨论的湖北为现今湖北省辖区，包括武汉市、黄冈市、咸宁市、黄石市、鄂州市、孝感市、襄阳市、十堰市、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仙桃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神农架林区等。历史上湖北省建制因袭变革较大，具体到清代，主要包括湖北布政使司所辖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襄阳府、郧阳府、德安府、安陆府、施南府、荆州府、宜昌府以及夔州府建始县和六安府英山县等。湖北省现今的地理位置在东经108°21′—东经116°07′，北纬29°05′—北纬33°20′，面积约18.6万平方公里，居中国大陆之中部，略偏东南，长江自西至东横贯其中，汉水为其最大的支流。唐后期，以湘、资水流域置湖南观察使，至宋代则设置荆湖南路，而在沅、澧二水流域及今湖北中部设荆湖北路，是为“湖北”得名之始。而入清以来，康熙三年（1664年）分湖广行省为左、右布政使；三年后，又改湖广左司为湖北省，湖北作为高层政区渐而成型、稳定和成熟，相对具有区域上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文化上，“楚北”“楚”“荆”“江汉”等成为湖北代名词，湖北区域内居民共有的文化认同，也为区域外人士所广泛认可。且湖北居民形成了“湖北一省西北阻山，东南临水，居水陆之冲要，为南北之喉膺，险要所在，节节皆关形胜”为主要省区格局的观念，虽历经千百年王朝动荡和分裂，但湖北基本上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疆域。湖北地处中国腹地，衔接东西，贯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恰如梁启超所言：“湖北为长江文化的重要代表，并能沟通黄河文化，一面自己产生文化，一面又为文化的媒介者。”^[171]而与江西、湖南、河南、浙江等地相比，湖北方志研究尚属薄弱环节，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都有待加强和深化，与梁启超“将来之湖北之文化必跻于最高尚之地位”的寄语和期待相距甚远。正是因自宋代以来，湖北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书以湖北为主要探讨对象，弥补湖北方志研究的不足，丰富湖北历史文化研究。

3.方志

方志，即地方志乘，指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的史籍文献。方志类别，随着社会发展而层出不穷。按照所载区域和内容，有综合性志书与专门性志书之别。综合类方志主要是按照行政区划而定，如通志（总志、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台志、区志、都邑志、道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土司志、边关志、卫所志等。专门性方志，是相对综合性志书而言，专门记述某一事物或某一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的著述，主要有山水志、建筑志、书院志、寺观志等。本书所探究的方志主要是综合类方志，即省志、道志、府志、县志、乡土志、土司志等，不涉及山水志、寺观志、书院志等专门志。由于明代之前，志书种类尚较为单一，故而所探究的志书亦包括一定数量的专门志。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的起点。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十分强调史料的基础性作用，“史料为史之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还指出搜集史料应当不遗余力：“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但吾侪总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须知此等佚迹不必外人纪载中乃有之，本国故纸堆中所存实亦不少，在学者之能施特别观察而已。”^[172]搜集丰富的一手史料是保证地方志研究科学和可信的前提，是学术研究严谨性的体现和科学性的保证。作为历史研究中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通过尽可能搜集、整理和分析相关文献，以间接形式解决学术问题。文献研究法在占有全面的、客观的资料基础上，通过适当的归纳、分析，形成新的论据和观点，是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途径。

2.统计研究法

在搜集准确和全面的湖北方志数据信息的基础上，运用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通过数据整理、分析和运算，以反映研究对象的特征、过程、性质等，结合定量和定性方法，以克服有关湖北方志研究的宏大而模糊的叙述，以期尽可能真实、直观和更具有验证性地还原湖北方志的历史原貌。

3.比较研究法

比较史学主要从时间和地理空间来展开，即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传统的孤立研究往往把某种历史现象局限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容易片面切断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难以从整体出发揭示历史现象之间的异同关系。本书立足清代，上溯秦汉晋南北朝，下延民国，勾勒湖北方志发展概况，横向注重与浙江、江西等省方志等的比较，纵向则注意与汉唐、宋元、明等不同时期的湖北方志相参照，以避免褊狭的倾向，在内外牵引比较研究中，客观、全面地深入研究清代湖北方志的相关问题。

【注释】

[1]斯洪溢：《前言》，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2]乐史：《进太平寰宇记表》，转引自王晓岩：《历代方志名家论方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3]《新编吏治悬镜》卷一《莅任初规》，转引自来新夏：《地方官读志书》，《秘书工作》2013年第7期。

[4]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269页。

[5]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6]同治《公安县志》卷首《雷思霈序》载：“楚志昉自《禹贡》《山海经》，惟言山川、田土、贡赋、物产，以至诡异神奸，今人所略，古人所详。《梼杌》《楚书》始综人理，《离骚》《九辨》始侈声歌等。”

[7]顾宏义：《宋朝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版2010年版。

[8]顾宏义：《金元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版2012年版。

[9]吴武才：《湖北省地方志述评》，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下），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页。

[10]朱士嘉：《中国地方志备征目》，《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1年。

[11]李濂镗：《方志艺文志汇目》，《图书馆学季刊》1933年第6期。

[12]万国鼎、储瑞棠：《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1933年。

[13]谭其骧：《续补馆藏方志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4年第2期。

[14]王绶珊：《九峰旧庐方志目》，《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4年第6期。

[15]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补编》，《史学年报》1938年第5期。

[16]张政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图书季刊》1940年第3期。

[17]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18]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19]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增订本）》，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版。

[20]王德毅：《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台湾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编印1985年版。

[21]朱士嘉、赵慧：《日本现存稀见中国宋明两代地方志草目》，《中国地方史志》1982年第2期。

[22]崔建英：《日本见藏中国地方志书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23]巴兆祥：《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目录》，《史学》2001年第3、4期。

[24]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5]李丹：《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旧方志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6]吴金成：《汉城大学校所藏中国明、清时代方志目录》，《汉城大东洋史学科论集》1984年第8辑。

[27]吴金成：《国内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东亚文化》1987年第25辑。

[28]吴金成：《国内所藏中国明清地方志目录补》，《汉城大东洋史学科论集》1993年第17辑。

[29]巴兆祥：《方志学新探》，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30]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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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甘鹏云：《潜江书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35]白国安、肖焕忠、王莉：《长江流域历史地志书目提要》，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

[36]巴兆祥：《方志学新探》，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37]翟宣颖：《方志考稿（甲集）》，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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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中国方志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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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刘纬毅：《宋辽金元方志辑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53]顾宏义：《宋朝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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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袁艳梅：《古傩史料：湖北方志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6]黄红萍：《武汉旧志序跋校注》，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

[57]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湖北省文史研究馆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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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王必胜：《荆门地震史料》，《荆门方志通讯》1987年第2期。

[61]早在20世纪80年代，朱士嘉先生发表《关于旧志整理工作的设想》（《湖北方志通讯》1984年第5期），提出结合湖北省的特点、需要，计划编纂地理、矿产、农业、林业等方面的资料以及地图篇目索引、风俗资料、湖北医学家、书法家、雕刻家、能工巧匠的传记资料、艺文志选抄等，但目前为止亦未能较好落实。

[62]李秋芳：《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63]赵慧：《关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湖北方志》1989年第3期。

[64]宋泽宇：《康熙〈湖广通志〉的改版情况——以湖北、湖南省图书馆藏本为例》，《荆楚学刊》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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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彭为群：《颜木——明代独树一帜的志家》，《湖北方志》1993年第4期。

[143]李寿和：《“以一代长，作一邑志”——袁宏道修〈公安县志〉》，《湖北方志通讯》1986年第5期。

[144]朱可泓：《从〈方志商〉看甘鹏云的修志思想和方法》，《湖北方志通讯》1983年第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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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49]转引自宋曦《地方志与历史学》，《方志学研究论丛》，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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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李伟国：《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所录〈宋全文〉未收文考》，《历史文献研究》第3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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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朱志先：《〈兴都志〉与〈承天大志〉纂修考述》，《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7期。

[169]王晓芬：《康熙〈通山县志〉考》，《湖北方志》2015年第1期。

[170]李晓溪：《寺庙权力中心的转移与佛教方志的文本建构——以清代〈黄梅老寺中山志〉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9期。

[171]梁启超：《梁启超在武大暑校讲演纪》，《申报》1922年9月5日、6日。

[17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