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地区旧志文献整理
我国方志文献数量宏富，资料丰富，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编修的系统性，都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同类文献无法比拟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系统地整理、研究方志文献，继承和发扬历史精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湖北方志源远流长，种类齐全，现存方志数量也较为可观。清代以降，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湖北方志在目录编印、内容提要、佚志辑录、校注勘误、资料类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1.编印志目，摸清收藏
目录是“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编印方志目录是方志整理的基础工作，梳理方志起源、流变、存佚等，对推动方志学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目录著作性质，可分为综合性著作目录和专门性方志目录。综合性著作目录指的是全面著录图书庋藏单位各类图书的目录，所录图书涉及多种门类书籍。南朝萧齐时，王俭著《七志》，设有“图谱类”，收录图籍等方志性质的著作。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土地部》著录地志、地记以及地图等早期方志多部。后世较为著名的综合性目录，如《隋书·经籍志》《通志·艺文略》《世善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全国善本书总目》《中国历代书目总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等也著录了数量不等的地方志。综合性目录收录著述内容广、种类多，但著录方志数量往往较为有限。限于篇幅，本书对综合性目录著录方志不作详细介绍。
专门性方志目录一般著录方志书名、纂修者、卷数、成书年代、版本流传等内容，对于摸清方志馆藏家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地方志的搜集、收藏提供了参考指南。最早见于记载的方志专目有《古今方舆书目》《天下志书目录》《两浙地志录》，但影响比较有限。清末民初，由于局势动乱、列强掠夺等原因，中国地方志流失严重，有识之士主张编印方志专目，摸清方志的收藏概况，以利于中国方志的收藏与保护，专门性方志目录编纂工作随即受到社会重视，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和突出成效。
（1）民国时期的方志目录编印
1913年，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著录方志1676部，其中湖北80种，记载志书卷数、纂修者以及纂修年代等，是近代方志专目的发端，奠定了方志目录学的基础。受其影响，全国各类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等都开始编印馆藏方志目录，方志专目流行一时。1931年，故宫博物院编印《故宫方志目》著录方志1858种，其中湖北143种。1931年，编《故宫方志目续编》一卷补录方志98种，其中湖北方志3种。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备征目》[10]著录国内外22家公私藏书机构馆藏方志4912种，收录湖北方志244种。该目录成为当时各大图书馆征求收藏志书的主要依据和清单，影响颇大。1933年，李濂镗《方志艺文志汇目》[11]著录馆藏方志300余种，其中湖北方志78种。1933年，张允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著录方志607种，其中湖北方志38种。万国鼎、储瑞棠《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12]著录方志2104种，其中湖北方志近110种。1933年，谭其骧《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著录馆藏方志3800余种。1934年，谭其骧《续补馆藏方志目录》[13]增补湖北方志15种。1934年，王绶珊《九峰旧庐方志目》[14]著录方志2159种，其中湖北方志93种。1935年，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50多家公私收藏单位馆藏方志5832种，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方志联合目录，突破了以往馆藏方志目录的局限，厘清了包括湖北方志在内的各种志书的收藏概况，意义较大。后朱士嘉又出版《中国地方志综录补编》[15]增补方志730种，其中湖北方志17种，进一步梳理了湖北方志的收藏概况。1936年，《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著录方志1332种，其中湖北方志104种。另外，《天一阁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邃雅斋方志目》、《教育部图书馆县志目录》、《文殿阁方志目》、《来熏阁书店方志目》（附补遗）、《天春园方志目》、《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16]等目录著作等对湖北方志亦有所著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编印的方志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较为重视地方志的收藏与整理，各省以及图书收藏机构积极开展方志清点工作，编制了一批地方志目录。据巴兆祥统计，1950—1966年所编馆藏方志目录达50多种，呈现繁荣局面。[17]这些方志目录对湖北方志都有数量不等的著录，具体如表0-1：
表0-1 1950—1966年所编方志目录著录湖北方志概况表
续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又兴起一股编印方志目录的高潮，其中馆藏方志专目有30多种、联合目录有25种[18]，目录志书数量有所增加，编纂质量得到相应的提高，见表0-2。
表0-2 1977—2009年所编方志目录著录湖北方志概况表
续表
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印有数种湖北省方志联合目录，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互为表里，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湖北方志馆藏概貌。1981年，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湖北省图书馆编印《湖北省地方志目录（初稿）》，以湖北省图书馆馆藏方志为基础，综合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等武汉地区藏书较多的高校、市县图书馆，参考《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等，著录湖北方志372种。2002年，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地方志目录》，著录湖北方志387种，但编排较为混乱，志书著录信息错讹亦多，未能刊刻，流传也不甚广。2011年，湖北省政府办公厅下达《关于开展全省历代旧志搜集整理工作的通知》，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湖北省历代旧方志目录》，著录1949年以前所编湖北省府州县志以及乡土志、专志等共计514种，所收方志按照现今行政区域编次，著录书名、卷数、编修者、版本、馆藏地等信息，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湖北省历代旧志的编纂概况，是目前著录湖北旧志最为齐备的方志目录，意义较大。然而，该目录收录过滥，著录不少非志体地方史籍。秦滉、向耘辑等在参考《湖北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基础上，结合各地区馆藏实际状况，对武汉、荆州等地现存方志也有所著录。
另外，港澳台地区也收藏有较为可观的旧志，编撰有数部志书目录。1957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制《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收录方志3530种。1980年又加以增订，重新排版刊行，著录淡江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等14家图书馆所藏方志，其中湖北方志162种。[19]1985年，王德毅《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20]著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馆藏方志4600余种，其中湖北方志197种。1990年，杨维坤编《香港大学图书馆丛书之四：中国地方志目录》著录香港大学馆藏1700多种方志，其中湖北方志35种。
（3）海外志书目录编印
近代以来，国内局势动荡，外强入侵，大批珍贵古籍被掠夺，中国地方志也流失严重。日本、美国、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公私图书机构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中国地方志，其中不乏珍本、孤本。
日本是海外收藏中国地方志最多的国家，其中海内外孤本、善本达234种，收录湖北旧志7种。1935年，岩井大慧《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著录东洋文库所藏中国地方志2550种，其中湖北方志113种。1939年，日本“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编印该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收录馆藏中国方志149种，其中湖北2种。1962年，山根幸夫编《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著录明代方志540种，其中湖北19种。1969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编《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著录中国方志近万种，其中湖北志书168种。金子和正编《日本天理图书馆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一般考察部编《国立国会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综录稿》、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中国方志联合目录》、山根幸夫编《新编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九州大学藏中国地方志目录》等对湖北方志都有所著录。
日本馆藏丰富的中国方志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和重视。1956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印《国外稀见方志目录》（第一辑《日本之部》），著录日本藏稀见方志156种，其中湖北2种。朱士嘉、赵慧《日本现存稀见中国宋明两代地方志草目》[21]著录日本所藏中国宋明两代中国方志105种，其中湖北6种。崔建英《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22]著录方志140种，其中湖北2种。巴兆祥《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目录》[23]著录庆应义塾大学馆藏中国地方志2111种，其中湖北方志40种。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下编《东传方志总目》[24]著录日本53家主要图书机构馆藏中国方志4025种，其中湖北方志167种。
欧美等国家馆藏中国方志数量亦较为可观，尤其是美国，收藏中国方志数量仅次于日本。1942年，朱士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著录馆藏方志2936种，其中湖北126种。1957年，法国人赫·渥爱特编《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1967年，约瑟夫·罗编《华盛顿大学中国官方地方志目录》著录馆藏中国方志883种，其中湖北5种。196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编《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中文地方志目录》著录馆藏中国地方志1934种，其中湖北74种。1979年，安德鲁·莫顿编《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著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图书馆所藏中国方志2516种。1980年，美国斯坦福—伯克利联合东亚中心编《中国方志目录》著录中国方志2503种，其中湖北方志72种，但收录过滥，如《武汉市建置沿革》等非志体书籍亦加采录。2014年，李丹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旧方志目录》[25]著录1949年以前的中国旧方志3858种，其中湖北122种。
韩国收藏中国方志大约有1000种，在数量上次于日本和欧美国家，所藏孤本、善本也不多。金孝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中国本地方志目录》著录湖北方志2种。吴金成《汉城大学校所藏中国明、清时代方志目录》[26]、《国内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27]、《国内所藏中国明清地方志目录补》[28]等方志目录对湖北方志也有所涉及。
上述方志目录基本上摸清了包括湖北在内的中国现存方志数量、版本、馆藏等信息，为保护和传承方志做了有益工作，为研究湖北方志、推动学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这些方志目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大部分方志目录所著录的是省府县志等狭义上的方志，而对山水志、寺观志、书院志等专志未有著录。其次，上述方志目录大多著录的是湖北现存方志，而未能系统爬梳历代方志、目录著作以及其他资料，应全面著录历代湖北散佚方志，编纂专门性湖北佚志目录，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湖北方志发展脉络。最后，对基层图书馆和民间收藏关注也明显不够，遗漏了一批现存方志，如巴东县档案馆藏民国《巴东县志》、兴山县图书馆藏乾隆《兴山县志》抄本等。
2.方志提要
方志提要是对方志纂修者、版本、内容等基本信息准确而简要的概述，有益于考镜源流，探究方志编纂得失。根据提要著录内容，可以分为综合类提要目录和专门性方志提要两种。
综合类提要著录方志约起源于宋朝，发轫于晁公武《郡斋读书记》，其中著录有《吴地记》《新宁志》等方志。[29]清初以降，考据之风盛兴，综合性提要著作成果丰富。著录湖北方志的综合性提要著作主要有《四库全书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郑堂读书记补逸》《中国善本古籍提要》等。《四库全书提要》述湖北方志4种。《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是民国时期收录方志最多的一部综合性提要，著录方志3349种，其中湖北省243种。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30]著录方志342种，简述了雍正《湖广通志》、陈士元《江汉丛谈》等湖北方志。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31]收录古籍善本4200余种，补遗100多种，对湖北方志亦有涉及。阳海清《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藏古籍稿本提要》[32]述馆藏湖北方志6种。《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家族卷》、《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苗族卷》、《湖北书征存目》[33]、《潜江书征》[34]、白国安等编《长江流域历史地志书目提要》[35]、阳海清《现存湖北著作总录》等也著录湖北方志多部。
至2004年，国内共编印专门性方志提要80多种。[36]翟宣颖《方志考稿》[37]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著录天春园所藏方志600余种，详载方志编纂年代、著者、体例等，并考评得失。《方志考稿》开专门性方志提要之风，对后世影响较大。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38]著录明代方志435种，其中湖北20种。《中国地方志词典》[39]是第一部有关中国地方志的专门词典，收录方志词条2000条，其中收录湖北方志19条。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40]著录中国地方志1160种，其中湖北方志42种。该书对存佚方志皆有所考述，但限于条件，所著录志书多为上海图书馆藏志书，对国内外其他图书机构馆藏方志著录较少。《中国方志大辞典》[41]著录湖北方志25种，概述志书编纂年代、卷数、纂修者以及主要内容及特色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42]著录1949年以前旧志8577种，其中湖北方志有336种，扼要概述湖北方志的编纂沿革、文献特征和学术价值等。石洪运《湖北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提要》[43]著录该馆藏稀见湖北旧志17种。林平、张纪亮《明代方志考》[44]收录明代方志计2000余种，其中湖北方志78种。
3.佚志辑录(www.xing528.com)
辑录，乃是将历代史志、书目以及前人著述著录或提及而后世不见流传的内容，从收录或征引该书图文内容者钩稽出来。我国古籍历经多次“五厄”，诸多史籍多遭罹难，难以尽传。而地方志书刻本数量不多，多以抄本流传，虽然编纂有数量相当宏富的志书，但散佚极为严重，元代之前所修方志几乎损失殆尽，明代志书存世者亦不甚多，恰如刘纬毅所言：“留传至今者，仅千分之四五耳。实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45]所幸，后世正史、地理书、文集笔记等对佚志多有征引，留下零圭碎璧、吉光片羽，可为辑佚提供可贵的线索和资料。而这些散佚旧志不仅有助于研究当时方志概况，梳理方志发展脉络，还是重要地情文献资料，是考证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的史料。章学诚曾讲到，“古逸宜存，再则曰逸篇宜采”，即出于散佚方志的价值而倡导对散佚方志加以辑录。通过系统性利用丛书、类书、正史政书、传世志书以及其他文献，辑录散佚旧志，尽可能地梳理旧志散佚概况，再现旧志原貌，对于推动旧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采摭古籍600余种，其中汉唐宋元方志有40多种。《说郛》也被视为辑佚方志之嚆矢。其后，宋元明三代在佚志辑录上皆有一定的成绩。但晚清、民国时期无疑是旧志辑佚成果甚为丰富的阶段。王谟《汉唐地理书钞》[46]辑录汉唐地理书50种，其中湖北7种。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47]收录唐朝以前方志约60种，其中湖北方志10多种。文廷式利用《永乐大典》辑录《寿昌乘》一卷，后由武昌柯氏息园刊行，是目前仅存的宋代湖北方志残本。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48]辑佚旧书86种，其中包括范汪《荆州记》、庾仲雍《荆州记》、郭仲产《荆州记》、刘澄之《荆州记》、萧绎《荆南地记》以及佚名《荆州图记》、《荆州图副》、《荆州图经》、《荆州土地记》等多种湖北旧志。张国淦撰《中国古方志考》，在《禹贡》半月刊连载，后经整理，由中华书局于1962年修订出版。该书系统整理元代以前方志，共著录方志2171种，其中湖北219种，具有方志提要、辑佚、评述等综合性功能，为后世方志考录奠定了基本范式，是方志学研究的基本参考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方志辑佚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罗新《永乐大典所录湖北方志考》[49]从《永乐大典》辑录湖北方志22种。马蓉《永乐大典方志辑佚》[50]共收录各地方志900种，其中湖北39种。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51]辑录汉唐方志440种，其中湖北方志7种。刘纬毅《宋辽金元方志辑佚》[52]辑佚宋辽金元方志1087种，其中湖北75种。顾宏义《宋朝方志考》[53]著录两宋路府镇等各类方志1031种，其中湖北75种。顾宏义《金元方志考》[54]著录金元方志311种，其中湖北8种，附有方志名索引和著者名索引，便利检索。
4.类编资料
地方志内容丰富，资料齐备，素有“博物”之誉，如加以系统整理，编印资料汇编，做到“古为今用”，对继承文化遗产、繁荣学术研究、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早在唐宋时期，徐坚《初学记》、欧阳询《艺文类聚》、李昉《太平御览》等类编中有大量方志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利用地方志所提供的资料，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方志资料类编成绩呈现全面性、系统性的特点。《祖国两千年铁矿开采和锻冶》《中国古今铜矿录》《中国天文气象总表》《五百年来我国旱水涝史料》《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等从大量地方志采择而成。另外，《方志综合资料》《地方志分类资料》《旧方志资料类编目录》等辑录有湖北方志资料。《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国地方志煤炭史料选辑》《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国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辑要》《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清代方志序跋汇编》《地方志物产》等门类性方志汇编对湖北方志亦有所辑录。专门辑录湖北方志资料汇编的主要有袁艳梅《古傩史料：湖北方志卷》[55]、黄红萍《武汉旧志序跋校注》[56]等。《古傩史料：湖北方志卷》参考450多种湖北方志，系统辑录了湖北傩戏资料。《武汉旧志序跋校注》按通志、府志、县志、小志四类编排，辑录了武汉旧志50余种序跋。湖北省文史研究馆编《湖北省自然灾害历史资料》[57]、武汉中心气象台编《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58]、熊继平《湖北地震史料汇考》[59]、王必胜《荆门地震史料》[60]等诸多著作辑录湖北方志有关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资料。虽然湖北方志资料类编成就丰富，但仍有一定空间有待挖掘，如利用湖北方志中所编纂的军事、医药、物产、人物、民族、风俗和方言等资料[61]，能较好地便利学术研究，服务社会。
（二）湖北方志研究概况
1.志书评述
志书评述，即方志简述与评介，是方志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总结方志成功经验和避免失误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提高修志水平，保证志书质量，推动方志事业的发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稀见地方志提要》《中国地方志辞典》等对湖北旧志亦有一定的评述，而专门评述和研究湖北方志的主要成果如下。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是现存最早的明代湖北方志。李秋芳《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及其史料价值》[62]、赵慧《关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63]考证纂修者生平事迹，考述嘉靖《湖广图经志书》的编纂、版本流传等概况，分析该书的文献价值。宋泽宇探究湖北、湖南省馆藏康熙《湖广通志》版本的差异。[64]《〈湖北通志志余〉稿本简介》[65]概述《湖北通志志余》的纂修者、纂修年代、篇目内容以及馆藏状况等。《〈湖北金石志〉读后》[66]指出《湖北金石志》校正嘉庆《湖北通志》60多处讹误，为民国《湖北通志·金石志》的成书奠定基础，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朱湘铭、尹兰兰纠正《湖北艺文志附补遗》中的史实、字词等数十条疏误。[67]吴猛指出《湖北艺文志》文献征引标识不明、内容裁减不当、收录著述不全等不足。[68]温显贵、吴猛认为《湖北通志·艺文志》案语廓清了相关书目的基本问题，还充实、整合了大量内容，起到了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作用。[69]吴猛指出《湖北艺文志》在文献学、史学研究方面的价值和意义。[70]李天翔略述了湖北省图书馆藏9种稀见方志（其中湖北方志5种）的主要内容及其版本流传等。[71]
《寿昌乘》是湖北唯一传世的宋代方志。胡伟、曾育荣《鄂州现存最早方志〈寿昌乘〉考略》[72]、胡伟《〈寿昌乘〉研究》[73]考述宋代《寿昌乘》成书、流传、散佚、辑佚等过程，利用《寿昌乘》探究宋代寿昌军、寿昌军学概况。曾育荣《〈寿昌乘〉辑本辑佚之考察》[74]指出现行辑本存在内容缺漏、文字讹误以及体例混乱等不足，增补4条辑本未收佚文。郑昌琳《现存最早的一部武昌府志》[75]、徐孝定《对〈现存最早的一套武昌府志〉的意见》[76]就北京图书馆藏康熙《武昌府志》是否是最早的府志进行了讨论。王汗吾《纪录汉口历史的〈夏口县志〉》[77]、杜宏英《一部承前启后的地方志书——记民国〈夏口县志〉》[78]简述该志纂修者、编纂过程、方志例目等基本内容，分析该志的价值及其局限性。饶嵩乔简述徐焕斗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汉口小志》的主要内容。[79]杜七红从史学史角度探究《汉口小志》编纂体例的创新及其文献价值。[80]熊晓华扼要概述《武昌府志》的纂修者、版本、内容等信息，认为该志博采旧章，为研究鄂州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81]秦腊英梳理历代鄂州旧志的编纂概况，考证鄂州图书馆藏道光《武昌县志》为孤本，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82]
王征《盛弘之〈荆州记〉（辑本）整理与研究》[83]、童元秀《盛弘之〈荆州记〉的价值析论》[84]考辨盛弘之生平事迹，考述《荆州记》的成书、流传和散佚概况，探究《荆州记》的史料价值。周斌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州地记的编纂概况，分类讨论地记纂修者的身份，并讨论了六朝荆州地记的内容和叙述风格。[85]浦士培考述《江陵志》的纂修者生平事迹、成书年代，分析该书的编纂体例，指出该志在中国方志史占有重要地位。[86]张跃飞指出顺治《江陵志余》体例新颖、条目清晰、征引丰富，对后世官私修志产生了一定影响。[87]《舒成龙修志始末》概述了荆门知州舒成龙纂修乾隆《荆门州志》始末。[88]黄道华概述同治五年《枝江县志》的纂修背景、纂修过程、主要内容等，指出其中存在粉饰太平的不实记载。[89]严肃指出民国《松滋县志》在深入调查、科学分析和系统归纳的基础上，客观反映了松滋县的社会经济概况，提出诸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适应当时社会需要。[90]鲜健鹰概述《宜都乡土调查志》的主要内容、版本流传等基本状况，指出该志开始注重吸收、运用西方科学知识来纂修方志，但也存在结构不够完善、志目分类稍显粗糙、征引不足等问题。[91]
杨居让通过检索《藏园群书经眼录》等多种书目文献，认为陕西省图书馆藏天顺《重刊襄阳郡志》可能不是孤本，尚有其他版本流传。[92]刘鸣冈指出王万芳总纂《襄阳府志》布局得当、详略适度、考核严实、特色鲜明等优点，但存在轻重失次、附文繁琐、取材不当等弊病。[93]欧阳光钊、傅献瑞评价童承叙《沔阳志》内容丰富，考订严核，体例谨严，颇具创新，为一代名志。[94]牛建强根据万历《郧台志》和万历《郧阳府志》考证嘉靖《郧台志》的作者是叶照，而非叶熙。[95]王一军、康安宇纠正了学界《郧台志》与《郧阳府志》混同的错误认识。[96]
张兴文概述康熙《卯峒司志》的纂修过程及其主要内容，评价该志层次简明、文风朴实、内容丰富，对研究土家族历史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97]宋怀思详述光绪《利川县志》的内容及其体例，指出该书体例谨严、内容全面，为鄂西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98]汪国超考述1942—1946年宣恩县志馆的成立、解散始末，分析了民国《宣恩县志》未能成书的原因。[99]
2.方志源流
考镜源流是方志研究的重要内容，系统梳理方志源流有利于认识和把握方志发展的脉络及其规律，总结方志编纂的经验和教训。
徐孝宓、刘昌润主编的《湖北省方志考略》[100]按照行政区划，梳理湖北省志及各地府县旧志编纂概况，是研究湖北旧志的重要成果。孙继民指出六朝时期两湖地区方志数量可观，但隋唐五代时期散佚严重，仅有少数保存下来，至元代以后基本散失。[101]严忠良系统勾勒湖北旧志发展史，考述了清代湖北方志的编纂概况，探究清代湖北方志的编纂流程、经费、人员分工等相关问题，讨论清代湖北方志的散佚规律，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湖北方志的论著。[102]贺觉非《湖北地方志述略》[103]、楚宝《湖北方志概述》[104]、张静《湖北旧志述略》[105]探究湖北历代方志的源流、分布、类型等，但未能将佚志纳入考察，所得结论不无局限。赵慧、天池考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未见湖北旧志20多种，搜遗之功颇有价值，但过于泛滥，著录部分非志体史书。[106]
熊庆农梳理咸宁地区历代旧志，分析咸宁地区旧志方志的编纂思想及理论，指出清代咸宁方志的内容价值及其现实意义，但对于咸宁旧志编纂数量的统计亦未准确。[107]张卫萍考述天门地区旧志的编纂源流、总体特点，指出天门旧志的价值及其不足。[108]杨桂萍概述宜昌旧志的编纂源流，分析宜昌旧志编纂兴盛原因，指出宜昌旧志的编纂特点，探究宜昌旧志在经济、风俗、古迹、民族、慈善等方面的史料价值，评析宜昌旧志的意义及其不足。[109]丁文英考述荆门地区存佚旧志的纂修者、志目内容、版本流传及其特色等，指出荆门地区旧志对荆门地区社会经济研究以及编纂新方志的作用。[110]王毅从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评述包括巴东县、兴山县等在内的三峡地区方志的整理及其研究概况，指出当前三峡地区方志研究的不足。[111]《荆门历代修志简介》[112]梳理了自宋元明三朝以来荆门地区地方志的纂修概况。《荆州地方志版本篇目》[113]略述历代荆州方志的纂修者、卷数、存佚、版本及其馆藏等信息。邹昌盛《〈襄阳府志〉源流与版本考》[114]、魏平柱《古襄阳郡府方志源流》[115]详述历代襄阳地区方志的编纂源流，概述纂修者、卷数、内容、版本及其馆藏状况等，为襄阳地区方志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康安宇《〈郧阳府志〉略影》[116]、张培玉《明清郧阳府志述略》[117]、冷遇春《郧阳修志历程》[118]梳理了明清时期郧阳地区府志的修纂情况，其中《〈郧阳府志〉略影》和《郧阳修志历程》都对《郧台志》有所提及，前者将其视为特殊的方志单独概述，后者则将其视为府志的一种。范植清系统梳理鄂西地区散佚方志，考述散佚方志的纂修者、纂修年代、卷数、内容等，但对鄂西散佚方志的考述亦不全，部分信息有误，如沈庆《施州卫志》天顺年间方才成书，王煜《来凤县志稿》的卷数有20卷和22卷之说等，咸丰地区尚有蒋世槐、宋文藻、文有典、徐正旭等佚志未能提及。[119]严忠良较为系统地爬梳了1949年以前恩施地区旧志散佚情况，纠正了范植清一文多处讹误。[120]
专志是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门记述某一事物或某一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的著述，包括专门志、专题志、部门志、行业志等独立于综合志书之外的志书。傅钧烈概述了《黄鹄山志》《大别山志》《灵泉志》《沙湖志》《鹦鹉洲志》等山水志的编纂概况，分析诸志体例、内容、特点等。[121]张全晓梳理历代以来武当山方志编纂谱系，考察明代武当山方志的异同得失，总结了明代武当山方志的编纂成就等。[122]胡军辑录清版《九宫山志》中有关宋元明清道教音乐史料，考述九宫山道教音乐文化发展脉络。[123]王琛瑜通过《九宫山志》的有关记载重塑湘南道教音乐活动的轨迹。[124]陈丽芳介绍了《沙湖志》的编纂背景、主要内容及其现实价值等。[125]夏增民利用多种旧志，勘察实地，指出任桐有关沙湖说法有误。[126]曹鑫考述《赤壁志》的版本及其馆藏概况，指出《赤壁志》虽间有讹误，但对保存、研究赤壁文学和历史文化有着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127]
3.方志学者与湖北方志
在千余年的湖北方志发展史中不乏杰出的方志学者，如习凿齿、童承叙、颜木等，尤其是清代和民国时期，涌现了章学诚、王柏心、王葆心、甘鹏云、洪良品、杨守敬、范锴、周锡恩等一批方志学者，他们结合各自修志实践，提出诸多修志理论，推动了湖北方志的发展。
章学诚，浙江绍兴人，清代杰出方志学家，被梁启超誉为方志学奠基者，一生曾往来湖北多次，居鄂长达二十余年，其间写出《修志十议》《方志立三书议》等方志理论著述，纂修或预修《湖北通志》《荆州府志》《天门县志》《麻城县志》等数种湖北方志，可以说在鄂期间是章学诚方志思想沉淀、成熟的关键时期。陈蔚松《章学诚与〈湖北通志〉》[128]、张军《从〈湖北省志〉看章学诚的省志编纂思想》[129]两文概述了章学诚的生平，勾勒出《湖北通志》的主要内容，分析了该志的义例特色以及未能刊行的原因。黄道立《巨细毕收博而能断——章学诚编修地方志的理论和实践》[130]概述了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及其实践特点。傅振伦《章学诚与湖北方志》[131]、里僻《章学诚在湖北及其学术上给我们的启示》[132]概述章学诚在湖北的际遇及其著述活动，指出应当批判地继承章学诚的方志思想。胡华概述章学诚纂修《天门县志》的过程及其篇目，认为该志内容详实，考证严谨，详略得当，志体合宜，但其中也宣扬了封建正统观、伦理观，具有历史局限性。[133]郭康松概述章学诚《湖北通志》的志目、体例等，指出《湖北通志》对于研究章学诚学术思想、湖北地域文化等具有史料价值。[134]洪嫚简述《湖北通志》的编纂缘起，分析该书未获刊行的原因，论述《湖北通志》的义例、体例、体裁及其内容，考察了《湖北通志》的记载范围及其取材原则，指出《湖北通志》的价值及其不足。[135]李玉华、胡华《论章学诚在天门的理论研究与修志实践》[136]、高远《章学诚在荆州的修志实践》[137]概述章学诚在荆州期间所纂修、裁定的府县志，指出章学诚的修志特色及其思想。王嘉炜分析了章学诚“志乃史体”方志观的阶段性发展，指出《湖北通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完全成熟后的代表作。[138]
王葆心，近代方志学家，湖北罗田人，曾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总纂，纂有《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江汉献征录》《方志学发微》等。王醇《关于〈方志学发微〉一书著作权的说明》[139]指出《方志学发微》为王葆心独著，而非集体创作。叶显恩《王葆心传》[140]是国内第一部王葆心个人传记，全面介绍王葆心个人生平及其主要活动。朱艳林、余国庆、张静总结了王葆心有关方志资料、修志人选、志例把握以及人物传记撰写等方志思想，评价王葆心的方志思想为后世典范，具有重要启示作用。童菂概述王葆心的方志代表著述及其方志实践，概况了王葆心有关于方志取材、编纂、体例、源流、流派等的方志思想。[141]
其他方志学者，如颜木、袁宏道、甘鹏云、李廉方等，学界亦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彭为群详述颜木所修《应山县志》《随志》《兴都志》等志书内容、体例及其对当今修志的借鉴作用。[142]李寿和简述袁宏道纂修《公安县志》的过程及其散佚原因。[143]朱可泓通过分析《方志商》探究甘鹏云的方志思想及其修志方法，指出其对当今修志的借鉴作用。[144]刘艳华对甘鹏云的方志成就和方志思想亦有所评述。[145]邓晶晶《甘鹏云与〈方志商〉》[146]、仓修良《方志学通论》[147]、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148]等均有简述甘云鹏等人生平事迹及其方志思想。
4.作为史料文献的湖北方志
“志录一邑之小”，方志是区域时空的文化载体，为“一方古今总览”，内容丰富，详载一地史事，相较正史等而言，内容详实，资料集中，合理利用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149]利用地方志资料，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无需加以说明的常识。[150]发挥湖北方志的史料价值，利用湖北方志进行文献学、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是湖北方志研究的重要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复兴，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纵深推进，地方志资料受到相当重视。利用湖北方志的论著成果斐然，不胜枚举。
胡静利用光绪《武昌县志》、宣统《湖北通志》等资料纠正《明史》中有关于李自成“走延宁、蒲圻，至通城，窜于九宫山”中“延宁”实为“咸宁”的误载。[151]李伟国利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增收、补缺、校正《宋全文》。[152]王可喜利用光绪《兴国州志》辑录了《全宋诗》《全宋词》中未收张釜、陶去泰、陈海增诗、焦仰词各一首。[153]李勇军、陆楚琼利用民国《夏口县志》《汉口丛谈》等方志文献资料探究清代汉口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概况。[154]卢川通过分析光绪《荆州府志》的体例、内容及其书写方式，探究荆州城市近代转型及其变迁。[155]方志设有五行志、祥异志等内容，集中记载了旱涝、瘟疫、地震、冰雹、蝗灾等自然灾害，张霞利用方志资料梳理了明清鄂南地区灾害，概述了鄂南地区灾害的基本状况。[156]童琴分类整理鄂州地区旧志中的岁时方言词语，归纳岁时民俗词语的构成方式和特点，分析岁时民俗词产生变化的原因。[157]艾义伟通过实地勘察，纠正《武昌县志》有关吴王城和武昌宫的错误记载。[158]董恩林针对学界对苏东坡是否游历兴国州的分歧，利用《兴国州志》及相关资料论证澄清苏轼游历兴国州的历史事实。[159]龚先砦利用《孝感县志》考察古代孝感县孝子行孝形式所呈现出的多样化、极端化和践行孝道全面性等特点。[160]
作为史料的方志，上述论著仅占其成果的很小一部分。方志作为重要历史文献资料，为史学研究提供丰富、宝贵的素材，业已得到学界相当的重视，有力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是利用地方志进行学术研究尚应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不可偏信方志资料，应须审慎考核。我国现存方志有八千多种，其中湖北方志有四百种，是巨大的文献宝库，包含了宝贵的史料。但不少学者认为方志资料来自官府公文、私家著述和金石碑刻，以当地人修当地史，“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故而过分迷信方志，以为所载史事可信无疑，而未能审慎考核，辨伪存真。实则明清方志虽然数量众多，除了少数出自名家能手外，绝大多数是地方官员组织一批地方举人、贡生、秀才士绅等纂修而成，修志水平有限，其中不乏应付之作，仓促完成，讹误缺漏，谭其骧先生特别枚举了旧志资料的不足和讹误[161]。第二，注意方志资料具有承袭性，利用史料需要注意探究史源。地方志所利用官府公文、私家著述等资料整合编纂成志，惯于抄录前志和他书内容，而又未相应说明文献来源和年代，许多学者对待方志资料时采取“拿来主义”，不注意利用史源学方法考究资料渊源，造成讹误。如张建民教授指出，清代郧阳地方志载有“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德、黄、吴、蜀、山东、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皆各以其俗为俗焉”，史料源头实为万历《郧阳府志》，所反映的是明代后期秦巴山区人口情况，而许多学者不加以考证，误以为是对清代人口结构的分析。[162]这种不注重考究资料来源、拿来就用的现象甚为常见，不仅违背了严谨的学风，相应地，研究结论往往也不够客观，甚至背离历史事实。
5.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湖北方志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新文化史在中国渐而兴起，重视分析历史文献背后的权力及话语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在新文化史研究中，地方志被视为构建的“文本”，折射出权力、话语、社会观念等。而探究方志自身作为文本被书写的过程，亦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取向。[163]李晓方《社会史视野下的地方志利用与研究述论》[164]一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当前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方志研究成果。就湖北地区而言，具有新文化史研究倾向的论著主要有：朱志先、张霞通过分析王廷陈书信，揭示王廷陈仅为挂名作者，未能实际参与纂修《兴都志》。[165]张小也通过比较分析清代五种《江夏县志》与《灵泉志》的异同，指出了编纂方式和材料内容所反映的地方社会的自我认知和地方史构建的过程。[166]张婷从文化学角度分析乾隆《襄阳府志》所载有关习家池及堕泪碑诗歌所体现的士人出世入世的矛盾心境。[167]朱志先考察了《兴都志》和《承天大志》的编纂始末历程，通过比较分析两部方志的不同遭遇，折射明廷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斗争。[168]王晓芬概述明清时期通山地方志的编纂状况，比较国家图书馆藏康熙《通山县志》和台湾地区手抄本康熙《通山县志》异同，探究通山县大族朱氏凭借在地方的威权和姻亲关系增强地方志书写中的话语权。[169]李晓溪通过梳理《黄梅老寺志》的编纂和增补，反映寺僧对自身地位和权力网络的构建以及明清时期寺庙权力中心的转移。[170]虽然目前这一取向下的论著尚不甚多，但可能是湖北地方志研究的一种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各地先后成立以地方志事业为内容的专门办公单位，《湖北方志通讯》《京山县史志通讯》《荆门方志通讯》《荆门方志资料》等各级方志刊物创刊，清代湖北方志研究已取得了众多成果，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在学术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湖北旧志的研究成果呈现零散性特征，整体性研究不足。现有的湖北方志研究更多侧重于某一区域或某一种方志，而未能从长时段、跨区域视野探析湖北方志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各地方志编纂的差异性。学界较为重视方志的文献价值，未能深刻认识到方志是一种具有独特编纂体例和方法的传世文献。在湖北方志研究中，应当更多落实到方志自身，尤其是方志的编纂工作，包括设置志局、筹集经费、修志人员分工、搜集志料、地方官与士绅在修志中的作用和影响等，以进一步拓宽方志研究的领域。过多关注现存方志研究，忽略对散佚旧志的考察。系统地爬梳散佚旧志，分析湖北散佚方志的特征及其佚失原因，不仅有利于准确、客观地认识湖北方志脉络，也有助于深化理解现存旧志的特征等。且在利用湖北地方志进行学术研究中过于偏信方志资料，缺乏必要的审慎考核，同时地方志所利用官府公文、私家著述等资料整合编纂成书，惯于抄录前志和他书内容，而又未说明文献来源和年代，部分学者利用地方志进行研究未能注意方志资料具有承袭性，利用史料未能探究史源，采取“拿来主义”，未注意利用史源学方法考究资料渊源，造成讹误。
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传承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事业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规划纲要》，2017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出台，将地方志工作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任务之一，《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地方志工作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湖北旧志研究应当积极总结以往研究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成果，开拓新的研究选题，关注地方志中地图、民俗、科技等相关研究；积极推进多学科交叉和跨地域比较研究，将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引入湖北旧志的研究中，观照江西、湖南、浙江等其他地方志，在比较分析中深入研究湖北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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