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探讨或宋元时代的对外关系和文化交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传统的陆路、海路交通范围比前代扩大,来往也更加频繁。由于蒙古统治者势力扩展的结果,其统治地域西达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在这个辽阔境域之内,从前的此疆彼界尽被扫除,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有驿路相通。元人形容其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足见交通之便。元朝政府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蒙古贵族且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华者极多。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也有利于东西文化的交流。

与西北藩国的关系 立国于钦察、斡罗思之地的术赤兀鲁思(习称钦察汗国)和立国于波斯的伊利汗国,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之国”,承认大汗为其宗主,朝聘使节往来频繁。元时中国与上述诸地区的联系远较前代密切。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钦察汗国别儿哥汗表示承认他的大汗地位。后因受海都阻隔,双方政治关系一度疏远。忽必烈曾多次遣铁连出使钦察汗国,约共图海都,但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至大德七年(1303),察合台后王笃哇、海都子察八儿与元成宗铁穆耳约和,钦察汗国与元朝的关系始恢复正常。早在窝阔台时,即置驿道通于拔都营帐,其后由斡罗思和钦察草原通往东方的交通日益发达。西方使节、商人东来者,多取此道。经过也的里河下游的钦察汗国都城萨莱,至阿母河下游玉龙杰赤;复经河中地区的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至阿力麻里;自此北取金山南驿路至岭北行省首府和林,接岭北通中原的驿路;东由哈密力(今新疆哈密)路通往中原。据当时欧洲商人、教士和阿拉伯旅行家说,走这条道路虽艰难,但很安全。萨莱成为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市,输入中国产品极多。不少中国工匠被迁至钦察汗国,从事铸造铜镜等行业,而钦察、阿速、斡罗思等族将卒、工匠人等入居元朝的为数更多。钦察军、阿速军是元朝军队的重要部分,宿卫军中的隆镇卫和右、左钦察卫以及右、左阿速卫等即由二族军士组成。钦察贵族至成为元朝手握重兵、左右朝政的权臣。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收聚境内斡罗思人一万为军,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以总之,于大都附近给田一百顷屯种。大批斡罗思人移居中国,为历史上前所未有。

伊利汗国和元朝统治者同属拖雷后裔,关系较其他汗国尤为密切。在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后王的斗争中,伊利汗总是站在元朝方面,双方使臣往来十分频繁。忽必烈大举征宋时,遣使征炮匠于伊利汗国,阿八哈剌应命派回回炮手东来,把回回炮技术传入中国。至元二十年(1283),元世祖忽必烈遣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后留居波斯,参议政事。元代,伊利汗国境内波斯、阿拉伯各族人入元做官、经商、行医和从事手工业者甚多,汉族官员、文人、工匠留居伊利汗国者亦为数不少,双方来往如同一家,经济、文化交流达到空前规模。通过伊利汗国境的传统丝绸之路和从波斯湾到泉州、广州的海路都十分活跃。

与亚洲各国的关系 从1231年起,蒙古统治者曾数次遣兵攻打高丽。忽必烈即位后,诏许高丽“完复旧疆”,并以公主嫁给高丽国王之子王暙,暙子璋亦尚公主,与元朝皇室结为“甥舅之好”。元于高丽设立征东行省,即以高丽国王为丞相,仍保留其原有政权机构和制度,“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唯所用之,不入天府”(姚燧:《高丽沈王诗序》),与元朝国内的其他行省不同。后王璋让位于其子,以驸马、沈王身分侨居大都,召著名诗人李齐贤等为侍从。李齐贤与元朝名士大夫交往甚密,相互切磋,学问大进。他所著的《益斋乱稿》,被誉为高丽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此外,尚有不少高丽人在元朝做官。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有很大发展。中国商船经常来往高丽,或经高丽往日本贸易。棉花种植、火药武器等技术皆于元时传入高丽。

忽必烈两次大举侵日,使中日关系一时恶化。成宗即位后,罢征日之役,遣普陀寺僧宁一山附商船出使日本,后侨居其国,极受朝野敬重,死后封为国师。元代赴日寓居的中国名僧十余人,对日本佛教思想、制度、文学诸方面有很大影响。来元学习的日本僧人很多,有姓名可考者达两百余人,他们游历名山大刹,进修禅学、诗文、书画,收集佛经、经史、诗文等书籍带回日本。日僧邵元所撰碑文,华瞻流畅,足见其汉文化水平之高。中日间经济交往也未因战争影响有所衰歇,且日趋兴盛。元代中日商船来往,有记载的即达四十余次,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日本船多在庆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许自由买卖。日本还招聘中国雕刻工匠以发展印刷业,寓日雕刻工甚多,福建人俞良甫、陈伯荣和江南人陈孟祥等最为著名,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灭宋后,即遣使“诏谕”东南亚各国来朝,许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但忽必烈企图用武力征服各国,先后遣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等国。因遭到各国的顽强抵抗,加以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造船工役和军需征发,使忽必烈的海外扩张均告失败。元成宗即位后,下诏罢征南之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渐次恢复。当时安南陈朝儒学、佛教都很兴盛,入元使者多以儒士充任,喜结交元朝文人学士,赋诗赠答,并带回元朝赠送的大批佛经、儒学经典和诗文著作,对安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元杂剧传入安南,促进了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暹国自忽必烈末年以后多次遣使或以王子来元通好,据暹史记载,暹王敢木丁曾亲至大都,并请回许多中国陶瓷工匠,开创了暹国的陶瓷业。元朝侵爪哇军撤回后,爪哇麻匿巴歇朝即以当政大臣充使者来元通好。爪哇商船经常往来于中国、印度之间,经营国际贸易;泉州等地商人到爪哇经商者也很多,常获大利。元世祖时,真腊(又译干不昔、甘不察,今柬埔寨)就遣使来进乐工、药材等方物。成宗元贞二年(1296),温州人周达观随使臣出使真腊,归著《真腊风土记》,对该国政治、经济生活及风土人情作了详细记载,是研究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的最重要资料。据他说,真腊人对输入的中国器皿、布帛及其他生活用品极为喜爱,争相购买;到真腊经商或侨居的“唐人”与真腊人民友好相处,很受欢迎。(www.xing528.com)

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印度半岛南部马八儿、俱兰两国是波斯湾通往中国的必经之地,商船往来较他国尤多。据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记载,当时中印间的交通,多由中国海舶承担,大者至用十二帆,可载一千人。至元十六年(1279),马八儿国遣使来元。忽必烈因俱兰国未通使节,于至元十六年至二十年,四次遣杨廷璧出使“招谕”,并访问了马八儿国。俱兰国王随即派使者来元进宝货杂物,元朝回赠甚厚,并以金符授其王瓦你。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遣使者至德里,赠与德里算端男女奴隶及锦绸等名贵物品,要求在印度建造佛寺,德里算端遣寓居印度的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入元报聘。有元一代,中印间互派使者达数十次。

元朝与阿刺伯半岛的交往也较前代频繁。当时入居元朝的西域伊斯兰教徒前往麦加朝圣者当不在少数。《岛夷志略》载,云南有路可通天堂(指麦加),一年以上可至其地。这应是居住云南的伊斯兰教徒经常往来于麦加的记录。

与非洲各国的关系 大德五年(1301),元成宗遣使赴马合答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征取狮豹等物,同时还遣使臣四起,计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可能是摩洛哥丹吉尔)取豹子等稀奇之物。元人汪大渊随商船出海游历,也到达了非洲的层拔罗(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等国。元代与非洲各国的交往,也见于当时非洲人的记载。据伊本·拔图塔说,当时有摩洛哥人寓居中国,经商致富;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运销海外,转销到摩洛哥。

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1241年里格尼茨战役后,欧洲各国对蒙古势力的强盛始感到震惊。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商讨对策,又先遣使者赴蒙古议和,并侦察蒙古情况及其意图。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等奉命出使,于1246年7月抵和林附近之昔剌斡耳朵。同年,携大汗贵由致教皇诏书返国。1920年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贵由致教皇诏书原件,系用波斯文写成,上钤蒙古畏兀儿字大汗玺。1248年,法国国王圣路易驻塞浦路斯岛,有蒙古统将野里知吉带遣使往见,言贵由大汗愿保护基督教徒,圣路易即遣教士安得烈出使蒙古,至叶密立,受到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的接见。1253年,圣路易复遣教士卢布鲁克往见拔都,请许在蒙古境内传教;拔都命他入朝大汗蒙哥。卢布鲁克至和林南汪吉河行宫谒见蒙哥,次年携蒙哥致法王信返回,将所见所闻的蒙古军事、政治、民情风俗等情况向法王作了详细报告。随着东西交通的通畅和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欧洲商人、使臣、教士东来者渐多。1260年前后,威尼斯商人尼哥罗兄弟至萨莱、不花剌等地经商,后随旭烈兀所遣入朝大汗使者到达上都。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情况,并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尼哥罗携其子马可·波罗回元朝复命,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马可·波罗居中国十七年,游历了很多地方,于1291年随护送伊利汗妃的使者由海道回国。其所著行记对后代欧洲人了解中国影响极大。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遣大都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各国,访问了罗马、巴黎等地,会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中国人历访欧洲诸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扫马出使后,教皇益信蒙古诸汗尊奉基督教,遂于1289年遣教士孟特戈维诺往东方传教,1294年到达大都后即留居,直到1328年去世。教皇因其传教有成绩,任命他为大都大主教,并多次派教士来元朝。1313年到达大都的教士安德烈,被派到泉州当主教,死后葬泉州,其墓碑尚存。1316年,又有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来东方旅行,1321年由海路至广州,经泉州、福州、杭州、建康、扬州等地,到达大都,留居三年,复往中国西部旅行,然后回国。其所著旅行记流传甚广。根据这些来元教士的记载,当时在大都、扬州、杭州、泉州等地,都住有欧洲商人和教士,并兴建了教堂。1336年,元顺帝遣使教廷,阿速将官知枢密院事福定等亦附使者上书教皇,请派新大主教来大都接替已故大主教孟特戈维诺主持教务。1338年,使者抵法国阿维尼翁(教皇驻地),随后游历欧洲各国。教皇遣马黎诺里等随元使来中国,向元顺帝进献一匹骏马,被称为“天马”。“拂朗国进天马”传为元代中外关系的佳话。

经济和文化交流 元朝中西交通发达,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印刷术、火药武器制造技术等重大科学发明,都在这一时期西传。波斯、阿拉伯素称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旭烈兀西征时,曾带去许多中国炮手、天文家、医生等,后来多留居波斯,波斯著名天文家纳速剌丁·徒昔奉命建蔑剌合天文台,编纂天文表,均有中国学者参加工作,徒昔向他们学习了中国天文推步之术。伊利汗亦邻真朵儿只(海合都)为填补国库空虚,欲仿元朝发行纸币,即请孛罗丞相指教钞法,其所印之钞及行用制度,与元朝全同,虽行用不久,但影响颇大,至今波斯语尚称纸币为“钞”。合赞汗时,整顿驿站制度,颁发乘驿圆牌,其法亦仿自元朝。拉施都丁奉合赞之命编纂《史集》,得到寓居波斯的中国学者相助,尤以熟悉元朝典故的孛罗丞相对他的帮助最大,因此能利用中国史料。拉施都丁还主编了一部《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介绍中国历代医学成就。

元朝时入居中国的西域各国人极多。他们散居各地,被统称为色目人,享有许多特权,或仕至大官,或为富商大贾,擅水陆之利,其中不少人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叙利亚人爱薛精通星历、医药之学,贵由在位时来蒙古,后入忽必烈藩府,忽必烈即位后,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大都、上都各设有回回药物院,配制御用药物。回回医生除服务于宫廷、京师者外,还有不少散在各地行医,很受民间欢迎。各种西域药物、医法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宝库。早在成吉思汗时,波斯、阿拉伯历法就被介绍到中国。忽必烈居藩时,征召回回星历学者,波斯人札马鲁丁应召东来,后主西域星历司,至元四年(1267)撰进《万年历》,并制造了一套西域仪象,包括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七种。后立回回司天台,即以札马鲁丁为提点,吸收了不少西域天文学者在其中工作。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地等各类书籍于元时大量传入中国,仅秘书监所存者即达百余部,其中包括兀忽里底(欧几里德)几何学著作。现存明初刻本《回回药方》,即元人所译阿拉伯医书。阿拉伯学者赡思精通汉文,曾参与编纂《经世大典》,所著《西国图经》、《西域异人录》等书,当系译介阿拉伯史地著作,惜今不存。窝阔台曾令木速蛮工匠在和林北一日程的春季驻地建迦坚茶寒殿。忽必烈时,又有阿拉伯建筑家也黑迭儿参加了大都皇城和宫苑的建设。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大批西域工匠被俘东迁,后散居漠北、中原各地,立局造作,有织造金绵的纳失失局以及金玉等匠局。由于东西贸易兴旺,输入中国的西域玉石、纺织品、食品以及珍禽异兽源源不断,满足了元朝宫廷、贵族、官僚、富豪的奢侈生活需要。元人忽思慧所撰《饮膳政要》,载有多种回回食物及烹调方法,马思答吉汤(肉汤)、舍儿别(果汁)等均为元宫廷、贵族所喜爱。